古代西方的历史

威廉·斯科特·弗格森

William Scott Ferguson

威廉·斯科特·弗格森（1875—1954），古代史专家，1912年成为哈佛大学第一位古代史教授。主要著作有《希腊化时期的雅典》（Hellenistic Athens,1911）、《希腊帝国主义》（Greek Imperialism,1912）、《雅典娜的司库们》（The Treasurers of Athena,1932）和《雅典的部落周期》（Athenian Tribal Cycles,1932）等。

西方世界的历史可分为三个时期，每个时期约1500年左右，其中有两个时期属于古代。

第一个时期“与那条永恒之链相连接”，这条永恒之链包含了东方文明在它的三个截然不同但互相联系的中心（埃及、巴比伦及克里特—迈锡尼）的兴起、成熟和衰落。第二个时期从公元前1200年到公元300年，它也包含了一种文明的生长、结果和衰亡，这就是希腊和罗马高度的物质文化和智性文化。第三个时期，或称基督教时期，与此重叠了几百年，一直到我们这个时代。我们这个时代的19世纪可以被看做第四个时期的开端，对人类的发展来说，这是一个有着无限可能的时期。

希腊人像基督徒一样，千百年来也在师从他们的祖先。他们最早的诗歌，荷马的《伊利亚特》（Iliad）和《奥德赛》（Odyssey），在某种意义上是克里特—迈锡尼时代的遗产，其活动场景就处在那个时代。尽管如此，像中世纪及现代欧洲的各民族一样，希腊人最典型的东西的产生，还是要归功于他们自己的努力。

正是在公元前7世纪和前8世纪，希腊人成了人类的一个新品种。在这一时期，也就是他们从一个爱琴海民族扩张为一个地中海民族的时期，他们挣脱了曾经束缚东方精神的镣铐，凭借他们自己的聪明才智，无所畏惧地面对人类生活的严重问题。当他们接下来开始认识到自己的位置时，他们发现自己拥有的那些城市同时也是国家。它们之间不存在任何政治关联，事实上，那些把米利都、科林斯、叙拉古、马赛以及当时存在的数以百计的其他希腊城邦的希腊人彼此联结在一起的情感纽带非常脆弱。我们只需指出，仅克里特岛就有23个截然不同的城邦，就可以认识到这幅地图的复杂性。在希腊，正如在别的地方一样，城邦里的生活同时既是城市的也是国家的，这样的城市被证明是最有利于自由制度发展的土壤。

希腊的个人主义

希腊形成时代的基调是个人主义的兴起。诗人们摆脱了荷马的老规矩，不再像从前那样处理古代英雄的行为，而是处理他们自己的情感、观念和经验。他们把叙事史诗束之高阁，用他们自己本土的韵律和方言，书写身边的每一个男男女女。雕塑家和画家，从前习惯于恪守师门，越来越一丝不苟地精心推敲某种类型的艺术，如今意识到，他们的作品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他们自己的创造，因而开始在作品上添上自己的大名，以此主张自己的权利。

宗教问题再也不能通过荷马的启示得到令人满意的解决。它们直接诉诸每一个思想个体的关注。有人依然正统，有人在对狄奥尼索斯和得墨忒耳的狂热崇拜中寻求庇护，还有人揭竿而起，试图把世界解释为自然规律的产物，而不是神的创造。一些人早年由于各自的家庭、宗族和同业公会而默默无闻，如今他们为了各种公共目的而脱离了这些联系，只承认城邦的权威，这个城邦对所有人一视同仁地开放其特权。政治中有反叛者，就像宗教和艺术中有反叛者一样，他们反叛的暴君，是像阿基洛古、萨福、阿尔凯奥斯这样一些诗人，以及像米利都的泰勒斯和爱奥尼亚的物理学家之类的科学家。

总的来说，亚洲的希腊人是这一时期的领袖，米利都是整个希腊世界最大的城邦。

斯巴达、雅典和底比斯

雅典帕台农神庙的内部

接下来的公元前6世纪是一个反动的时代。人们对上几代人的那种猛烈爆发退避三舍。那是“七贤”的时代，是信奉“凡事不可过度”这句金玉良言的时代，是贵族们限制自己为所欲为的权力的时代。在这个压抑的时期，斯巴达所发展起来的一种丰富多样的文化，被缩减为单一的迫切利益——战争及备战。随着斯巴达贵族地位的降低，其所支持的艺术和文学也走向了衰落。斯巴达民族成了一个武装阵营，人们过着军事伙伴的生活，以及清教徒式的简朴生活，总是提心吊胆，生怕奴隶们（每个斯巴达人有15个奴隶）造反和屠戮，时刻警戒留意，唯恐他们在希腊事务中（共有1.5万名斯巴达人和300万名希腊人）确立的领袖地位受到威胁。在雅典，发展的方向与此截然相反。那里的贵族也被剥夺了对政治权力的垄断，但另一方面，承认了奴隶的公民身份。在其民主发展时期塑造雅典的那些人本身也是贵族，他们片刻也不曾怀疑过，他们的制度文化将会使平民大众的生活变得高贵。因此，他们不辞劳苦，不惜代价，要自掏腰包建造和维持公共角力场和体操场，好让贵族和平民同样能在这里获得身体的柔韧和优雅，这些使得他们的举手投足更加有魅力和活力；他们还举办平民百姓通常都要参加的所谓音乐比赛，为比赛所作的准备，刺激了所有阶层都热衷于研究文学和艺术，尤其是学习诗歌和戏剧的唱词和音乐。贵族阶层在雅典消失了，但雅典人成了全希腊的贵族。

他们能做到这样，主要是他们最卓越的政治家地米斯托克利的功劳。在他富有远见的引导下，雅典以巨大的财政牺牲，缔造了一支无敌舰队，以非凡的奉献精神与空前的英雄主义与斯巴达携手合作，击退了波斯人，建立了它的海上帝国。阿里斯提得斯起初是地米斯托克利的一位并不成功的竞争对手，后来成了他忠诚的合作者。伯里克利在科学、哲学、法学、艺术和文学上的兴趣使他成为希腊发展巅峰时期的最优秀的倡导者，他精明地得益于前两个人的工作。他完善了雅典的民主制，界定和组织了它的帝国使命。没有一个身处高位的人比他更严肃地对待这样一个信条：所有公民都有资格担任公职，然而，也没有比他更热心的帝国主义者。事实上，雅典的民主制，如果没有雅典的海上帝国，它所暗示的一切都是不可能的。臣服的同盟者对雅典人来说，就像奴隶、技师和商人对柏拉图的理想国中的公民一样不可或缺。

斯巴达试图消灭这个帝国，为了这个目的而发动了一场针对雅典的战争，耗时十年（公元前431—前421年），无果而终。斯巴达没能实现的事情，雅典的邪恶天才亚西比德实现了，因为在他的坚持下，民主主义者们着手了灾难性的西西里远征。当他们在叙拉古城下遭受了损失惨重的失败（公元前413年）之后，他们的附庸国便纷纷揭竿而起，不再向他们进贡；于是，雅典没能迎头打败联合对付她的西西里人、斯巴达人和波斯人，公元前405年，雅典屈服了。我们很怀疑是否还有过其他这样的城邦，有5万名成年男性从事和平工作，另有同样数量的成年男性从事战争工作。当希腊领导世界的时候，雅典领导着希腊。

斯巴达人取而代之，但他们只能通过他们的同盟者——波斯和叙拉古——所给予的支持来维持这一地位。当他们与波斯人失和的时候，他们便立即失去了这样的地位；后来通过公元前387年的《国王和约》恢复了这一地位，不料在十六年之后就倒在了底比斯的面前。底比斯完全依靠伟大的武士政治家伊巴密浓达。他在公元前362年战死，这意味着底比斯霸权的垮台，到公元前 356年亚历山大大帝出生的时候，可以说，希腊人苦苦寻求了二百年的东西如今总算实现了：欧洲的所有希腊城邦，不管大小，全都重获自由，就像它们在公元前7世纪那样。实际上，正如普鲁塔克的《德摩斯梯尼传》所显示的那样，它们靠派系斗争所提供的机会为生，始终生活在彼此之间的恐惧和嫉妒之中，生活在巨大危险的阴影之下，能够避免这种危险的，只能是联合，而不是分裂。

马其顿王国

马其顿王国的菲利普在他自己的领导下统一了希腊，因此有了强大的实力，确保亚历山大大帝能够征服波斯帝国，并开启了迅速而持续的希腊殖民。正如马基雅维利在他的《君王论》（Prince）中所指出的那样：“他的继任者们需要面对的唯一困难，是他们自己的野心在他们自己当中导致的困难。”然而，这个困难就足够了。它导致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战争，长达三十年。在战争结束的时候，不稳定的势力平衡使希腊-马其顿世界陷入瘫痪，在这一平衡中，托勒密王朝治下的埃及用巨大的财富维持着一支阵容豪华的庞大舰队，控制着马其顿和亚洲。意大利在罗马治下的统一（公元前343-前270年），以及迦太基帝国随后的覆灭（公元前264-前201年），把一个远比任何希腊王国都更加强大的军事强国带入了与埃及的敌人的敌对冲突中。这个国家有500万人口，军队的花名册上有75万人，能够连续多年保持10万人在战场上。这样一支力量，仅靠整个希腊世界的联盟是不可能抵挡的。希腊人再一次因为他们的分裂而受到了应得的惩罚，在一场艰苦卓绝的斗争之后，他们落入了罗马的统治之下。

斯巴达的竞技场

罗马的崛起

这些征服希腊人的罗马人可不是什么“绅士”，像一百五十年之后的西塞罗、恺撒和他们的同时代人那样。他们的脾气只是部分地在普鲁塔克的《科里奥兰纳斯传》中得以揭露。然而，这篇传记中有一个传说，普鲁塔克时代的罗马人和希腊人都相信是事实，可以用这个传说来说明他们在政治斗争中所谓的不妥协性格，以及他们在国内生活中的高尚美德。事实上，他们有很多易洛魁族人的品质，当他们凭借一场猛攻占领了一座敌对城市时，他们的士兵——都是些大字不识的农民，曾经钢铁般的纪律约束被放松了——常常会杀戮他们在路上遇到的每一个活物：男人、女人、孩子，甚至动物。罗马人并不是凭借散发着玫瑰香水气味的温柔手段或现代人道主义的方法来征服世界的。

罗马人的野蛮征服

五代人之后，意大利人走上了一条被希腊化的康庄大道，在此期间，东部行省对他们的反作用是如此强大。在这个迅速去民族化的时期，曾经引领国家首先走向内部和谐、然后走向意大利的稳固领导地位、最终走向世界帝国的罗马贵族开始分崩离析。罗马帝国养育了一大批承包人、放债人、谷物商人和奴隶贩子——所谓的骑士团——他们步步为营地将组成元老院的大土地所有者推到一旁；从他们的手里夺取了行省的控制权，然后，肆无忌惮地掠夺各行省，加速了政府的瘫痪，皇帝的统治是逃脱这种瘫痪的唯一出路。西塞罗的青年时代，刚好赶上了贵族阶级的农业和商业两翼之间的自杀式冲突。西塞罗是一个“新人”，为了挤进政坛，而不得不让自己依附于像庞培那样的大人物，这样一来，他的政治路线和政治观点都是“摇摆不定的”；但他至少有一项固定不变的政策，这就是：要不惜一切代价恢复“秩序的和谐”。然而，这是根本行不通的。

恺撒和奥古斯都的功绩

罗马帝国还养了一支常备军，而使用这支军队来对付条顿人、意大利人、希腊人和高卢人的必要性又养活了一个接一个军事领袖，他们能够对民事政府发号施令。其中最后一位是尤利乌斯·恺撒，他之所以是最后一位，乃是因为他决定不再控制元老院，而是自己取而代之。他的短暂统治（公元前49—前44年在位）是罗马发展史上值得纪念的一段，因为它是自亚历山大大帝去世以来一个世界性君主国的第一次再现。在同时代的希腊文献中，恺撒被奉为“整个人类种族的救世主”。在他被人刺杀之后，刺客们发现，让他们感到悲伤的是，竞争的候选人之间为争夺军队（恺撒的军队）的控制权而爆发了一场冲突。恺撒的马夫长安东尼最后领着一半军队去了东部，去完成恺撒所计划的征服帕提亚人的战役。他生活在亚历山大城，拜倒在恺撒的情妇、埃及女王克利奥帕特拉的脚下，她不仅是一个能干而肆无忌惮的女人，而且也是一种糟糕的政治传统的继承人，通过把罗马帝国并入埃及的王权之下，从而把埃及带入了罗马帝国。至于安东尼，他充其量只能说是一个伪劣的恺撒。另一方面，奥古斯都倒是个第一流的政治家，他是恺撒的养子，其余的军队都落入了他的控制。他在意大利唤起了反对安东尼及其埃及“婊子”的民族情绪和共和主义情绪；但是，公元前31年在亚克兴战役中打败了他们之后，奥古斯都不得不对付那个他招来的恶魔——或者说，它是不是鬼呢？他解决了这个麻烦问题，办法就是在共和主义与君主制度之间达成了一种奇怪的妥协，唤作元首制，它持续了下来，中间断断续续恢复到了恺撒的模式，并逐步向彻头彻尾的专制统治退化，直至公元3世纪爆发了一场大的军事叛乱。此时，罗马的政府体制，连同希腊—罗马文明一起，陷入了迅速的衰落。250年来， 6000 万人享受了和平的物质幸福，以及恪守规矩的政府。他们砍倒森林，把沙漠变成花园，成百上千地建造城市，为正义和宏大创造了不朽的纪念碑，这些从罗马一直渗透到了已知世界的尽头。接下来，在本国的和野蛮人的数十万大军面前，他们成了无助的猎物。罗马帝国的衰亡是历史上最大的悲剧。

安东尼在恺撒的葬礼上发表演说

在实行元首制期间，君王或皇帝似乎是一切行动（好的和坏的）之源。每一个人的生命和福祉，明显取决于一个人的意志和品格。因此，对这个时代来说，人们对传记感兴趣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于是，普鲁塔克既是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记录者”，也是他所追怀的希腊—罗马世界的一个颠倒众生的“背叛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