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专业主义和理想主义的交织

朱羽君*

（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学院资深教授）

读徐帆的这本书，如同与他面对面坐着，听他侃侃而谈，其用词遣句、语音语调，具有他的个性特征和独特的文风，说明这是经过他长时间的思考和酝酿，有他独立的思想和见解。我喜欢读能使我产生这种感觉的论著，它少中规中矩的规格化和枯燥无味的论述，让人有阅读的兴趣。

书名《锵锵和鸣：凤凰卫视的角色制造与节目生产》，对作者徐帆来说，这个题目的选择，可能是他的经历和兴趣使然。徐帆的求学之路很特别，他分别在南北的三座名校，浙江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原北京广播学院）、复旦大学的传播院系，读本科、硕士和博士，从师众多、涉猎面广，学理上能吸取各家之所长，兼容并蓄，并且广交了业界学友，参与了各种业务实践。

尤其是他在广院的三年，由于广院一贯注重教学与实践相结合，长期与在京电视业务单位保持各种形式的合作，而且在许多地方电视台建立了实习实践基地，徐帆积极参与各种业务实践，兴趣甚广、获益颇丰。就拿凤凰卫视来说，上上下下有众多广院师友，有的还是广院的兼职教授，他们不把广院教师和学生当外人。这种亲密关系，使徐帆在凤凰卫视有较宽松的参与观察机会，与一些记者、编辑成为朋友，有对其进行中观、微观研究的先天优势，激发了他对凤凰卫视这一具有特殊身份、不同于内地电视台的媒体机构的强烈兴趣。

至于将研究焦点放在凤凰卫视的生产机制研究上，也源自他对该领域的学术兴趣。他认为，深入描述媒介生产过程，能够考察其中的种种社会关系和权利规制，能够帮助我们理解新闻体制及其结构的构成因素，理解从业者的生产实践是如何受行业和职业要求的影响、如何受各种规范和社会关系所制约的。通过媒介及其与社会的关系去理解和解释社会，的确成为媒介研究对社会理论有所贡献的一条进路。

1996年3月，在香港成立的凤凰卫视，是一家以中国内地为根基的境外媒体，在转型中国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一方面它仍潜在地受着国内政治经济的影响，受国内媒体的各种规制的制约；另一方面它又具有了境外媒体的姿态，国内的“新闻体制”、“宣传管理”不能直接、明显地加于其上，使它产生了一种独特的传播张力。因此，它相对体制内的媒介而言，能以更为丰富和生动的方式，真实而多元地呈现媒介与社会之间的微妙关系。徐帆以媒体社会学的视角，倚重角色理论，配合组织理论和媒介生产社会学理论，结合他较长时间对凤凰卫视进行的由里到外、由外到里的参与式体验，与在第一线的编辑、记者及不同工种人员的深度访谈，并通过各种渠道收集了大量相关文献资料，从而深入细致地描绘和阐释了凤凰卫视生产方式的变迁和自身角色创造的媒介图景。

该书重点描述了在凤凰卫视创始期、发展期、成熟期三个阶段中，对其生产机制和角色的变迁具有重要作用的三类生产情况，即新闻生产、历史—人文生产、全媒体生产的场景和实况，描述了凤凰卫视在特殊的社会环境中，其上述生产如何受社会组织和行业的要求和制约，同时又最大限度地发挥媒体人自身的专业主义精神和主观能动性，创造既能维持生存又能促进媒体的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要求的“变通策略”，创造了一个有活力的、新颖的媒介角色。在论述中，笔者力求将所研究的对象由静态结构，转向由若干事件所构成的动态过程，涵括了被动与能动，专业与激情，边缘与高端，技术与制度各种张力之间的鲜活内容，以较深厚的学理基础、在业界的经历和体验以及对凤凰卫视的钟情，并能自如地跨越学界和业界的双重身份，具有说服力、动态地解释了凤凰卫视从“立基于境外体制媒体组织”走向“华语联络”的具体角色制造之路，使这本书获得了较为新颖的研究发现。

就我本人来说，对徐帆所书写的经历并不陌生，可以说，我是凤凰卫视这段历史的见证人。他所采访的人、所经历的事，我也熟悉，所以，我非常接受笔者的论述，并欣赏这一研究的独到视角。只是，徐帆是一位颇具理想主义的青年学者，难免在对凤凰的生产机制和角色扮演的描述中，具有一定的理想主义色彩。即便如此，徐帆对凤凰卫视媒介业者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和应变策略的张扬，对他们在限制中创新、使生产机制从渐变中走向更为合理的方向的论述，确是中肯深刻，这也为中国内地媒介机构提供了可供参考的生产机制范例。笔者对凤凰卫视个案的生产机制和角色创造的剖析，虽似敲边鼓，却能震荡中国媒介改革的核心地带——我想，这正是这本书的意义所在，也是徐帆所要达到的期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