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南方交货”之战

在安德森—克莱顿公司的正常运转进入常规化管理的轨道之后，克莱顿在20世纪20年代开始将大部分精力投入到了实现“南方交货”的努力之中。所谓“南方交货”（Southern Delivery），就是指棉花的期货合同应指定在南部港口——如休斯敦和新奥尔良——交货，而不是在纽约交货。按照美国传统的棉花期货交易惯例，期货合同均规定纽约为交货地点。鉴于纽约并非处于棉花贸易运输的正常线路上，传统期货合同所规定的交货条件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棉花交易成本的增加。不仅如此，克莱顿还进一步明确指出，这种交货条件使得“纽约的操纵者能够对棉花供应商实施‘空头轧平’（squeeze）（注：所谓“空头轧平”（squeeze），又称“杀空头”或“轧空头”，指实力雄厚的多头投机者采取控制货源抬高价格的手段获取暴利的一种投机方法。多头投机者在预计商品可交割量严重不足的情况下采取将存货收购一空的手段以控制货源。在交割期迫近时，空头投机者因无法补进应交割的数量而被迫高价买进；多头投机者则乘机哄抬价格，获取暴利，并使受轧的空头投机者蒙受巨大的损失。），即迫使其以反常的高价重新购进棉花……在这种情况下，纽约的棉花期货合同对于力图实现期货保值的棉花供应商而言并不是可以信赖的方法”（注：Ellen Clayton Garwood，Will Clayton，p.98.）。显然，克莱顿所倡导的“南方交货”无疑是旨在挑战美国现存的棉花贸易结构体系并“修改规则”（注：Fredrick J.Dobney，ed.，Selected Papers of Will Clayton，p.4.），进而将美国棉花贸易的中心转移到安德森—克莱顿公司的所在地休斯敦。因此，竭力倡导“南方交货”的克莱顿与以纽约棉花交易所（New York Cotton Exchange）为代表的棉花既得利益集团发生了尖锐的冲突。（注：Gregory A.Fossedal，Our Finest Hour，p.47.）

从历史上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由于美国南部经济的长期落后以及交通、港口设施建设的严重不足，经由纽约的棉花期货交易尚有一定的合理性。所谓棉花期货交易，简单地讲，就是指交易双方的一种承诺，一方保证在未来的某个约定的时间交付棉花，另一方则承诺在该约定时间到来之际按照约定的价格购进棉花。大多数这样的棉花期货交易均是为了实现棉花的期货保值，通常并不会发生棉花的实物交付。但另一方面，按照纽约棉花交易所的习惯规则，棉花期货合同均指定纽约作为交货地点，因此，美国南部的棉花供应商亦不得不将大量的棉花囤积于纽约以防备实际的期货交割。这样一种棉花贸易方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对于美国南部的棉花供应商来说尚不构成过于沉重的负担，因为纽约不仅是棉花期货交易的中心，而且还是棉花贸易的转运站，它既承担着棉花在南部供应商与新英格兰棉纺厂之间的中转业务，同时亦承担着棉花在美国南部与欧洲之间的转运任务。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由此带动的美国棉花行业的快速发展最终冲破了美国传统的棉花贸易模式。在克莱顿领导的安德森—克莱顿公司的积极努力和实际操作下，越来越多的棉花直接从美国南部港口运往欧洲和亚洲，纽约棉花中介商所提供的传统服务功能出现了日渐弱化的趋势。换言之，由于安德森—克莱顿公司的快速发展，美国南部农场的棉花收割之后在得克萨斯州和俄克拉荷马州的轧棉厂实现了就地打包，并直接运往南部的休斯敦、新奥尔良或萨凡纳等港口装船出口。在这种情况下，强制性地要求棉花经纽约中转就成为增加成本的不必要的选择，因为南部棉花经由纽约的中转贸易将至少增加1%—3%的额外成本（注：Gregory A.Fossedal，Our Finest Hour，p.48.），这对于像棉花这样边际利润日趋微薄的产品而言无疑是一笔巨额的费用。

但以纽约为基地的大部分棉花投机商却竭力反对改变美国现存的棉花贸易体系，因为通过这种业已过时的体系，他们可以从事棉花期货投机并赚取巨额利润。毫无疑问，现存的棉花贸易体系从长远来看不利于美国棉花产业的健康发展，也不利于提高美国棉花产业的国际竞争能力。基于安德森—克莱顿公司的成功经验以及睿智的商业战略眼光，克莱顿坚信这种体系已经远远不能适应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以及世界棉花贸易的发展趋势，因而积极寻求推翻旧的棉花贸易体系，倡导建立“南方交货”的新体系（注：Gregory A.Fossedal，Our Finest Hour，p.48.），并以此摆脱纽约棉花交易所的传统控制，谋求安德森—克莱顿公司在美国棉花贸易领域的主导地位。

实际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刚一结束，克莱顿就对强制性的“纽约交货”规则发起了前所未有的猛烈攻击，但他所率先倡导的“南方交货”运动在开始之时却遭到了相当的藐视和冷遇以至于无人理会和响应。不仅如此，以纽约棉花交易所为中心的既得利益集团甚至讥讽克莱顿的“南方交货”运动是休斯敦试图“另立山头”的狂想，这种狂想旨在彻底颠覆美国棉花贸易的既定模式。（注：Ibid.，p.49.）尽管克莱顿的主张在战后初期的繁荣阶段可谓曲高和寡，但随着1923—1925年间棉花价格的急剧下降以及利润幅度的日渐走窄，“南方交货”的主张开始引起美国南部棉花生产者和棉花供应商的关注。克莱顿抓住时机起草了一份“南方交货”的计划方案并希望以此游说美国国会。与此同时，纽约棉花利益集团亦对克莱顿发起了新一轮的围攻，其在国会山的代表人物、人称“棉花ED”（Cotton ED）的资深参议员埃利森·D.史密斯（Ellison D.Smith）公开指责克莱顿及其安德森—克莱顿公司“控制了棉花市场”，导致棉花价格持续低迷，并要求联邦政府对美国的棉花市场体系进行审查。（注：Fredrick J.Dobney，ed.，Selected Papers of Will Clayton，p.5.）在史密斯的积极鼓动下，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ederal Trade Commission）决定对美国的棉花市场行情、安德森—克莱顿公司以及“南方交货”之争展开全面深入的调查。（注：Gregory A.Fossedal，Our Finest Hour，p.49.）这样，纽约棉花利益集团成功地对国会施加了足够的影响，使得一度引起美国社会关注的“南方交货”方案在尚未正式提交国会审议之前就被拒之门外，克莱顿倡导的“南方交货”运动再遭挫折。

克莱顿（右）、史密斯（中）和马什（左）在参议院听证会上

尽管如此，克莱顿仍未放弃实现“南方交货”的努力，并运用其娴熟的商业技巧和丰富的商业阅历，同纽约的棉花利益集团展开了不懈的较量。在这一严酷的商业角逐中，一场从天而降的大雨为克莱顿带来了“意想不到的转机”（注：Gregory A.Fossedal，Our Finest Hour，p.50.）。

1925年9月，一场罕见的暴雨袭击了美国南部地区，导致棉花大面积减产，市场的棉花供应随即趋于紧张，棉花期货价格和现货价格均一路飙升。谁也没有料到的是，这场疾风骤雨也同时滋生了克莱顿精心策划的一场破釜沉舟的商业博弈。

与普遍预期棉花价格将持续走高的观点相反，克莱顿独具慧眼地认为，随着暂时的棉花供应短缺的减轻，美国的棉花市场将于1926年初恢复正常。于是，克莱顿毅然决定投下一次非同寻常的赌注，以纽约棉花投机商之道还治其身，即以安德森—克莱顿公司雄厚的实力为依托实施“空头轧平”（注：Fredrick J.Dobney，ed.，Selected Papers of Will Clayton，p.4.）。为此，克莱顿煞费周章地布置了一个环环相扣的商业棋局。在克莱顿的安排下，安德森—克莱顿公司签订了大量期货交付合同，承诺在1926年春季和夏季交付大宗棉花；换言之，当棉花价格于1925年末处于高位运行时，安德森—克莱顿公司不失时机地签订了大量交付合同，从而摆出了继续拉高棉花价格的态势。同时，安德森—克莱顿公司还从纽约棉花投机商手中大量购进了1926年上半年的棉花期货。从表面上看，克莱顿此举是基于以下考虑：一是利用棉花价格的高位期以寻求获取巨额的商业利润；二是为安德森—克莱顿公司所擅长的现货市场交易准备充足的货源；三是积极调动棉花期货市场的大宗交易。毫无疑问，所有这些均是克莱顿商业运筹的重要方面。但另一方面，克莱顿此举却有着更深层次的商业战略考虑且暗藏杀机。进而言之，克莱顿的上述举措实际上已不露声色地预设了两个陷阱：（1）通过签订大量的棉花交货合同，给纽约的棉花投机商制造一种错觉，即安德森—克莱顿公司将在1926年继续拉高棉花价格；（2）通过购进棉花期货，以进一步加强棉花投机商的错觉并在关键时刻予以致命一击。当然，克莱顿此举是具有极大的风险性的。如果纽约的棉花投机商识破了克莱顿的真实意图并能够对1926年的棉花市场行情作出准确的判断和预测，安德森—克莱顿公司无疑将面临灭顶之灾。但克莱顿依据其丰富的商业经验和过人的商业胆识，坚信纽约的棉花投机商决不会轻易放弃这一期货投机的机会。

果然不出克莱顿所料，对于安德森—克莱顿公司的商业战略目标，纽约的棉花投机商没有丝毫察觉，相反却一步一步地落入了克莱顿所布置的圈套。一方面，尽管纽约的棉花投机商意识到克莱顿将在1925年12月前购买相当数量的棉花以备1926年的实际交货，但基于对安德森—克莱顿公司将进一步抬升棉花价格的推测，纽约的棉花投机商仍然试图最大限度地减少棉花现货的收购并专心致志于期货投机，从而导致其库中有单无货。另一方面，持有安德森—克莱顿公司期货合同的纽约棉花投机商均想当然地认为，克莱顿的目的只是像往常一样仅仅限于套取期货保值，因而根本没有作任何实际交货的准备，这种错觉恰恰为克莱顿的战略筹划“提供进一步的转机”（注：Gregory A.Fossedal，Our Finest Hour，p.50.）。实际上，持有安德森—克莱顿公司期货合同的纽约棉花投机商并不希望在1926年实际交割大宗棉花，因为如果发生实际交割，他们就必须根据合同条款的规定将南部的棉花运往纽约（即纽约棉花投机集团所顽固坚持的强制性的“纽约交货”规则）。至此，克莱顿已成功地将纽约的棉花投机商置于不利的境地：一方面，纽约棉花投机商手中并无棉花现货库存，从而基本失去了对棉花货源的控制；另一方面，当棉花期货合同的交割期迫近之际，纽约的棉花投机商实际上变成了毫无库存的空头投机者，随时面临着“杀空头”的厄运。有鉴于此，克莱顿实施“空头轧平”的条件基本成熟。

克莱顿的周密谋划终于迎来了收获的时机。当1926年春季棉花价格趋于回落时，安德森—克莱顿公司一方面迅速采取措施，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地处南方的区位优势大量收购棉花，从而基本控制了棉花货源；另一方面，安德森—克莱顿公司却要求纽约的棉花投机商实际履行期货合同的交货义务。由于手中并无棉花的现货货源，纽约的棉花投机商不得不高价从安德森—克莱顿公司购进棉花并承担将棉花运至纽约的相关费用（在此之前，克莱顿已悄然在纽约修建了大型仓库以接收并储存意料中的棉花交货），克莱顿的“空头轧平”战略取得了全胜的战绩。通过这一回合的角逐和较量，克莱顿不仅为安德森—克莱顿公司赚取了丰厚的利润，更为重要的是，它使纽约的棉花投机商蒙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损失，严重挫伤了纽约棉花投机商的锐气和实力，进而为克莱顿所苦心倡导的“南方交货”运动赢来了决定性的转机。面对克莱顿出神入化的商业谋略和出人意料的商战成果，纽约棉花投机商无奈地将此称之为“纽约3月谋杀”（注：Gregory A.Fossedal，Our Finest Hour，p.51.）。不容置疑，克莱顿的商业智慧和胆略在此轮较量中再次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

克莱顿发起此轮较量的目的首先是旨在打击纽约棉花投机商的势力，以便为实现“南方交货”扫清障碍。但另一方面，克莱顿的胜利同时也使许多中小棉花供应商遭受了惨重的经济损失，有的甚至完全破产或濒临破产。正因为如此，这次“纽约棉花之战”亦引起了美国政府的关注。农业部长贾丁（W.M.Jardine）紧急召见克莱顿，要求他对最近的行为作出明确的解释。在同贾丁的会谈以及此后的往来信件中，克莱顿均坚持认为，尽管安德森—克莱顿公司大致占有美国棉花贸易的15%的份额（这也是安德森—克莱顿公司迄今为止最好和最高的纪录），但它却远离操纵棉花期货市场的中心地区。克莱顿因之辩称，正是盘踞在纽约棉花交易所的投机商的贪婪和奢欲导致了最近的棉花市场大恐慌并最终使他们自己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有鉴于此，克莱顿再次向贾丁呼吁尽快实现“南方交货”。（注：Ellen Clayton Garwood，Will Clayton，p.99.）

不容否认，克莱顿发起的“纽约棉花之战”的确给中小棉花供应商造成了损失，并招致了他们的不满和怨恨。尽管克莱顿对纽约棉花利益集团的暴跳如雷不屑一顾，但他同时也深深地意识到，要实现“南方交货”，争取中小棉花供应商的支持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在寻求政府官员的理解与支持的同时，克莱顿亦对中小棉花供应商展开了积极的游说活动并使他们相信，正是纽约的棉花投机商酿成了棉花市场的大混乱。克莱顿指出，化解危机的唯一方法就是建立一套新体系，以允许并确保在位于棉花运输线路上的各港口实现期货交易，也就是实现“南方交货”。克莱顿为此进一步阐述了“南方交货”的理论基础，重申商业的肯綮就是遵循效益最大化的基本原则。换言之，“所有商业问题的最终解决都必须遵循正确合理的经济规律”，而“南方交货”则是实现美国棉花业效益优化的最佳途径。克莱顿的游说努力得到了积极的回应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大部分中小棉花供应商开始放弃对克莱顿以及安德森—克莱顿公司的敌意，转而支持“南方交货”运动。（注：Gregory A.Fossedal，Our Finest Hour，pp.51—52.）

但是，纽约的棉花利益集团仍然不遗余力地继续抵制克莱顿的“南方交货”运动，其在新闻界和国会山的同盟者甚至不惜利用捏造的指控和频繁的调查向克莱顿以及安德森—克莱顿公司施加了巨大的压力和轮番的攻击。而美国棉花市场行情的阴晴圆缺和风云变幻似乎也为纽约棉花利益集团的新一轮进攻创造了机会。

1926—1927年间，美国的棉花迎来了罕见的大丰收，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棉花价格却因之出现暴跌。为阻止棉花市场价格的进一步恶化，美国商务部部长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不得不请求有关机构向棉农提供紧急贷款，并要求棉农停止出售棉花，以此防止棉花市场出现价格萧条局面。与此同时，安德森—克莱顿公司在克莱顿的精心组织下决定现货收购并储存大宗棉花于纽约，而不是采取通过期货合同以收购棉花的方式，这与“纽约棉花之战”时克莱顿所采取的策略正好相反。（注：Ibid.，p.52.）克莱顿的举措再次激怒了纽约的棉花投机商，因为他们通常是以“纽约交货”相要挟并进而操纵棉花市场价格。现在，由于安德森—克莱顿公司已将大宗棉花囤积于纽约，棉花投机商因之失去了要挟的筹码。于是，纽约棉花利益集团群起而攻之，纷纷指责安德森—克莱顿公司应对棉花价格的暴跌负责，并试图以此打击克莱顿及其倡导的“南方交货”运动。

此轮进攻的领军人物是纽约棉花交易所的董事长阿瑟·马什（Arthur R.Marsh）。马什曾是哈佛大学的比较文学教授，1899年弃文从商进入棉花贸易圈，一开始曾在一家小公司担任总经理，后又成为独立的棉花经纪人。马什严厉指责克莱顿刻意从事棉花市场的“垄断性操纵”，并通过剥削廉价劳动力以牟取暴利。为此，马什要求美国政府对安德森—克莱顿公司违反《反托拉斯法》的行为进行调查。马什的进攻在国会博得了一定的回应，史密斯随即建议参议院农业委员会对安德森—克莱顿公司再度展开全面调查。来自密西西比州的资深众议员约翰·兰金（John E.Rankin）亦在众议院向克莱顿发难，声称克莱顿试图独霸美国的棉花业，指责克莱顿曾将自己称为“世界棉花行业中最具实力的人……如果不了解和掌握克莱顿的显赫地位，世界上没有任何人能作成一捆棉花买卖”（注：Gregory A.Fossedal，Our Finest Hour，pp.52—53.）。

作为对上述进攻的反击，克莱顿向司法部长提交了一份完整的报告，对安德森—克莱顿公司的行为作出了详细的解释，并对所有的无端指控进行了反驳。经审核和调查，美国司法部发表了一份声明，指出安德森—克莱顿公司提交的经营报告以及司法部业已完成的司法调查均表明，安德森—克莱顿公司并没有从事任何垄断性的经营活动。（注：Ibid.，p.53.）

尽管如此，受纽约棉花利益集团影响的国会相关委员会仍竭力坚持对安德森—克莱顿公司展开进一步调查。从1928年3—5月，美国参议院农业委员会举行了一系列听证会。在此期间，克莱顿和马什围绕针对安德森—克莱顿公司的指控以及“南方交货”问题展开了唇枪舌剑的辩论。克莱顿充分利用听证会的公开性，不仅对马什的指控逐条进行了反驳，而且还将听证会变成为宣传“南方交货”的论坛，并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和令人信服的分析赢得了国会议员和公众舆论的同情与支持。在克莱顿的努力下，国会对安德森—克莱顿公司的调查最终不了了之。与此同时，克莱顿抓住有利的形势展开了实现“南方交货”的最后努力。迫于公众舆论和国会的巨大压力，纽约棉花交易所不得不在1928年底发表声明，正式认可了“南方交货”规则的合法性。克莱顿随即公开表示，“鉴于纽约棉花交易所业已接受了‘南方交货’规则……（美国）棉花贸易制度体系的主要缺陷已经被实质性地铲除”（注：Gregory A.Fossedal，Our Finest Hour，p.55.）。至此，克莱顿倡导的“南方交货”运动以胜利告终。从某种意义上讲，国会的听证会实际上加速了“南方交货”的实现，正如克莱顿所言，“如果没有国会主持的一系列调查，‘南方交货’的实现也许还要等待10年、15年、2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注：Fredrick J.Dobney，ed.，Selected Papers of Will Clayton，p.5.）。

“南方交货”之战的胜利再一次充分地展示了克莱顿敢于破旧立新的胆略和善于力挽狂澜的才能。长期以来，“纽约交货”规则是纽约棉花利益集团借以操纵美国棉花贸易体系的有力工具，因此，对“纽约交货”规则的挑战实际上就是对美国传统的棉花贸易制度体系的挑战。克莱顿凭借迅速提升的经济实力，以“南方交货”对抗“纽约交货”，倡导建立新的棉花贸易规则，并进而谋求安德森—克莱顿公司在美国棉花贸易领域的主导地位，这无疑体现了克莱顿顺应潮流的远见、勇于创新的胆识和以实力决定地位的信念。诚然，随着美国南部地区棉花种植业的进一步发展和棉花制造业的兴起，“纽约交货”规则已经不能适应美国棉花贸易的发展趋势，修改旧的棉花贸易规则不可避免地成为历史的必然。但同样不容否认的是，随着美国南部棉花贸易的快速发展，以安德森—克莱顿公司为代表的南部新兴棉花利益集团已经不能容忍纽约棉花投机商对美国棉花市场的操纵，经济实力的增强使他们迫切希望建立并主导符合南部利益的棉花贸易新规则。因此，“南方交货”对抗“纽约交货”的实质就是南部新兴棉花利益集团与纽约棉花既得利益集团之间的争斗。数轮回合的艰苦较量最终见证了克莱顿及其“南方交货”运动的胜利。

从总体上讲，“南方交货”得以取胜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1）以安德森—克莱顿公司为代表的南部新兴棉花利益集团经济实力的日渐增强和巩固；（2）美国棉花贸易制度体系所面临的历史性结构调整；（3）克莱顿的商业智慧和战略眼光以及运筹帷幄的组织领导才能。总之，“南方交货”之战不仅为安德森—克莱顿公司带来了巨额的财富，而且亦为克莱顿赢得了广泛的声誉，克莱顿实际上成为美国棉花贸易新规则的主导者和代言人，所有这些均为克莱顿步入政坛奠定了相应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