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用编写俄罗斯研究文集的方式来促进对俄罗斯的研究，曾是我们的希望。过去一些从苏联、俄罗斯留学访学回来、现在仍然关注俄罗斯的同仁们，早就想系统思考一些俄苏历史、现实及未来的问题，为中国的发展及学术的丰实、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些借鉴。2012年这个设想启动，立即得到了同仁们的支持和响应。于是就有了大家看到的《俄罗斯的变化与重新崛起》这本文集。文集收入了15篇文章，多数研究的是苏联解体前后及21世纪第一个10年的俄罗斯的社会状态及变化，反映俄罗斯快速发展中的一些政治、经济、法律、文化、历史、合作、独联体等领域的态势、问题及见解。参与本文集问题研究的人员，在苏联、俄罗斯的经历，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70年代、80年代、90年代，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都有，还有2012年刚从莫斯科大学毕业回来的研究生。他（她）们经历不同、视角不同，观点也不一样，有些事实或看法或许还有争议，但都是在真诚地进行研究，真诚地期望和大家讨论所涉及的现实与历史问题。编辑文集其实也是在组织俄罗斯研究的平台，大家分类研究，各抒己见，从理论与实践出发，从比较研究的角度，引起学术及政策方面的思考。

在《俄罗斯的变化与重新崛起》出版的时候，我还想就此说些大家曾经议论过的一些情况，以及对这些情况的看法，不一定都合适，供大家思考。

对苏联的解体，西方有人说，20世纪最伟大的历史事件是共产主义的兴起与共产主义的灭亡。话说得极端了一些，因为事情还没有到最后结论的时候。无论仇恨还是热爱，社会主义还是以不同的方式存在着。即使在美国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中的社会主义因素也在成长。中国、美国、俄罗斯、欧盟、印度、日本等国家，其制度各有特色，但都在实验过程中。这个世界应该在“和而不同”的理念指导下，容许不同的社会制度存在，容许各国人民热爱自己的文化，独立地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有的成功了，有的失败了，就实验来看，都是可贵的。苏维埃存在74年，这是世界的一部分民众在探索人类生活方式中的一次伟大的尝试，其特殊的社会主义经历和经验是人类生活中极为宝贵的财富，它给予世界人民的启示，无论成功还是失败，都是极为重要的。对苏联、对俄罗斯的研究，是世界进步的需要。中国共产党和1949年10月后的中国，和苏联、俄罗斯的关系，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更加紧密相关但又分合起伏。从与苏联、俄罗斯交往的经历、经验中，能启发我们思考许多有意义的问题。所以，对苏联、对俄罗斯的研究，也是中国进步和政党建设的需要。

1921年建立的中国共产党，与1917年俄罗斯的十月革命密切相关。中国国民党在国共合作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把“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作为国民党的三大政策。国民党统治时期，中国共产党接受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国共产党的一些领导干部和国民党的一些要人也去苏联考察、学习。苏联当时以工农普通群众为依靠、在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实行公有制和计划体制，这在世界史上是个创举。尤其在苏联经过20年时间的建设，工农群众的地位和生活空前变化的事实，这是世界上工农群众、觉悟的群体实际看到的生活方式。中国共产党和争取社会主义社会的斗争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了艰难的步伐。苏维埃社会主义的存在，给予我们启发性的思考是：世界上任何一种新的有利于民众身心发展的现实的生活方式，都是一种感召，都可能引起没有这种生活方式的群众的向往，无论这种向往采取的是暴力的还是和平的、缓慢的还是快速的方式，这都是难以阻止的向往力量。在全球化和互联网的当今世界，与1917年不同，变革、革命更多的不是暴力的，而是心灵的、舆论的、选票的、快速的、全球化的。现在的问题是社会主义国家能不能创造出世界民众所向往的生活方式，这是苏联模式之后的最大的挑战。

苏联模式的成功和震动，还在于1928～1937年苏联实行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之后，苏联的经济社会状态发生了显著变化。10年时间，苏联的重工业和国防工业的基础基本建立起来，建立了相对独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苏联由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强盛的工业国，国防实力大大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教育科学文化事业成效显著。这种状态显示出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好处。和苏联情况相比，美国却在1929年6月爆发了经济危机，进而引发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工人大量失业，经济大步衰退，一直到1933年才缓解。到1937年，美国再次陷入经济危机，社会主义社会却欣欣向荣。自由资本主义体制出了问题，美国感到恐慌。如何走出经济危机，美国等国家研究了凯恩斯策略，又看到了公有制下计划职能的成效，于是，“罗斯福新政”在资本主义经济自由的基础上，增加了国家干预、政府调节的措施，通过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方式，加强市场经济中“看得见的手”的作用。这些新办法不但使经济走出危机，还为以后的市场经济发展提供了政府调节的经验。这段经历，给予我们的启发性的思考是：苏联创造了世界上最丰富的计划体制机制，是人类巨大的、长期的计划经济模式的试验，尽管随苏联解体而终止了，但其国民经济计划的经验不要轻易否定，它曾经为改进自由资本主义缺陷提供了帮助，也会为将来的互联网下的国民经济提供思考。问题在于，当美国等国家吸取苏联计划经济经验的时候，苏联却没有吸取美国等国家的市场经济的经验，使计划经济制度越来越僵化，僵化到了成为阻碍社会进步的因素。这是应该汲取的教训。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苏联首先承认政权，并于1950年2月14日中苏两国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从此，中国开始全盘学习或照搬苏联经验进行经济建设。1953年中国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涉及150多项重要建设项目，苏联给予了直接的援助，第一个五年计划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工业体系基干部分建立起来，国家经济基础明显增强。但中国对苏联的依赖越来越大，苏联对中国的要求也越来越多，甚至有些过分的不合理的经济政治军事方面的要求。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成功、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国际压力，助长了中国领导层的“大干快上”的意识和行为，造成了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脱离实际、急于求成”的后果。在各个时期的交往中，尤其是一些分歧的积累，在1953年斯大林逝世、赫鲁晓夫上台后，逐渐表面化、冲突化。1960年，苏联撤走专家、停止援助协议，两党两国冲突加剧。苏联公开批判中国，中国也公开批判苏联。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勃列日涅夫时期中苏关系也没有根本好转。1969年发生中苏边界武装冲突，中苏关系恶化到了极点。这段20年左右的经历，给予我们的启发性的思考是：强大国家的自负和强权，使弱势国家产生反感及明里暗里的对峙，在双方都不容忍的情况下，激化成不同形式的公开对抗。这就是国际强权政治带来的恶果。强权国家企图管制世界，强制其他国家服从自己国家的国家利益，以这个为出发点去处理国与国的关系，都不会有好的报应。但弱势国家想转弱为强，而违背规律、急于求成，同样不可取。中国“大跃进”的后果反而加剧了自己的弱势。苏联的强权政治在扩张，中国寻求独立发展道路的努力遭遇挫折。

勃列日涅夫1964年上台后，着力建设和扩张苏联的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综合实力迅速提高，尤其是军事实力上升很快，与美国差距缩小，在全球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成为与美国抗衡的超级大国。中国此时正处于文化大革命中，国力明显倒退。在全球竞争中，为牵制苏联，1971年7月9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华，为1972年尼克松访华做准备，苏联知道后，也和尼克松展开高层峰会，中美苏三角关系开始出现。苏联从20世纪70年代下半叶开始，改革停滞，经济发展减缓，官僚腐败，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经济各个方面的矛盾逐步显现，1982年11月10日勃列日涅夫去世后，安德罗波夫就任总书记。他虽然想挽救苏联，但执政时间只有15个月就去世了。契尔年科更短，就任后仅13个月也去世了，无所作为。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针对苏联经济停滞的局面，启动新思维的改革。他首先把经济改革作为重点，但是没有取得成果。又转向政治改革，但因缺乏准备又急于“民主化”“公开性”，造成社会动荡，国家权力软弱分散，居民生活水平下降，社会矛盾积重难返，直至1991年12月26日苏联正式解体，共产党也失去执政权力，将近10年的苏联企望的改革全面失败。这段20余年的经历，给予我们的启发性的思考是：苏联从超级大国的高峰状态失落下来，快速下滑大概就10年时间。但原因却在20年前就开始酝酿了。超级大国的现象主要表现在军事实力上与美国全球争霸，苏联军费占财政预算的30%左右，这个可怕的比例有时更高。军费削弱了经济上的投入，严重影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民间积怨不断增长。这正是美国求之不得的。当国民经济支撑不了军费的开支，又遇到国民设施和民众生活挑战的时候，衰落就不可遏制地开始了。当一种衰落的机制被启动以后，几代领导人都难以遏制，除非扭转当初的原因，但已经晚了。戈尔巴乔夫上台看到了问题的症结，急于和美国商谈停止军备竞赛时，美国已经不理会他了。急剧衰落就成了很自然的事情。苏联衰落开始时，既没有办法根除衰落的原因，也难以有效地减少原有的矛盾，更没有能阻止住新的矛盾的积累，期望将状态转移到健康的轨道上，就只能是梦想了。这个时期，大国之间的冷战，谁战胜谁的战略带给我们很多的回味和很深的思考，至今仍有意义。

苏联解体后，新生的俄罗斯接替了苏联的大部分职能，但接受了西方国家的制度，实行的是新理念、新体制、新机制。从1992年开始，叶利钦在整个国家都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强力推行西方化休克疗法和大规模私有化，希望迅速地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但事与愿违，混乱使俄罗斯经济陷入困境。到1998年，俄罗斯的GDP为2520亿美元，是10年前1988年苏联GDP的8％。这里顺便提及的是，当苏联从20世纪70年代下半叶改革停滞、经济减缓的时候，中国结束了文化大革命并开始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基础、经济面貌快速改变。1991年，苏联解体的这一年，中国开始执行第八个五年计划的第一个年头，国民生产总值比1990年增长7％，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世界开始关注中国的改革效果，中国影响越来越大，中俄关系也开始转暖。苏联解体后的第二天，1991年12月27日，中国承认俄罗斯联邦并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1992年底，叶利钦总统访华，中俄双方发表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相互关系基础的联合声明》，宣布相互视为友好国家，实现了两国关系从中苏关系到中俄关系的过渡。1994年9月江泽民主席访俄，双方签署了第二个《中俄联合声明》，宣布两国建立睦邻友好、互利合作的建设性伙伴关系。1996年4月，叶利钦总统再次访华，中俄两国元首签署了第三个《中俄联合声明》，双方正式宣布建立平等信任、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2013年3月习近平主席访问俄罗斯，和普京总统共同批准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实施纲要（2013年至2016年）》，共同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合作共赢、深化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把中俄战略伙伴关系提到新的高度。从1991年到2013年，这段22年的经历，给予我们的启发性的思考是：中国和俄罗斯两个曾经的计划经济的国家都先后转向了市场经济，中国开始的步伐比俄罗斯早了13年。中国对计划体制的改革成效，成了俄罗斯改革可参考的对象。但俄罗斯开始时没有这样做。俄罗斯完全放弃了国有企业，放弃了政府调节，走的是急速的私有化、市场化道路，造成了前10年的混乱。到了后10年，在21世纪开始的时候，普京主政，开始考虑中国的经验，并以实体经济为基础，加强政府干预，约束工业寡头，止住混乱，国家实力逐步提高。依据本国国情，借鉴别国的经验，这是经济发展的实用的选择。俄罗斯借鉴了美国的政治体制，却没有借鉴中国体制改革的途径，这种强国自负的心理障蔽了它的眼睛。既重蹈了“大跃进”急于求成的机制，又盲目地照搬了美国的做法，走了弯路。而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增强了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分量，才有了与大国之间、包括中俄之间增进平等互惠关系的实力基础，中俄关系又进入了密切发展的阶段。

从20世纪50年代到现在，60年一个甲子，一个轮回。从友好、对峙、冲突、缓解，又回到友好状态。两个国家都从中得到了各自的经验、教训、思考和启示。

现在，我们来看，从1917年11月7日建立苏维埃政权到1991年12月26日苏联解体，74年中，第一领导人从列宁起，经历了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戈尔巴乔夫等7任领导人。而从1981—1991年 10年时间，就经历了4任领导人，反映了不稳定的程度。74年时间并不算长，苏联为什么会消失？

从1950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到1969年边界冲突，从合作、分裂到冲突，19年时间，中苏之间从同盟关系为什么会发展到流血冲突？

从1970年到1991年苏联解体，这期间，中国从混乱、改革到兴盛，而苏联从强大、停滞到解体，21年时间，中苏走了两条不同结果的道路，导致这样的结果是什么机制在发挥作用？

从1992年《中俄联合声明》到1994年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又到2013年深化全面的战略伙伴关系，这21年时间，中俄关系走进合作、亲密的时代，导致这样的结果又是什么机制在起作用？

从1917到2013，有96年的跨度，值得我们思考和研究的理论问题也很多。例如，有一段时间，苏联宣布进入共产主义阶段，但至今，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实现？什么是共产主义，如何界定？苏联群体后，这些问题，关注的人越来越少。但迟早有一天，这些问题还会尖锐地提出来。中国从二十世纪的五十年代末的“向共产主义迈进”到改革开放中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也是个值得深思的过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是个有指导意义的理论，但至今还是个半生不熟的逻辑体系。理论的核心部门在关注什么呢？这是个令人费解的状态。这些问题，无论对曾经的苏联，还是现在的中国，对研究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对新起的或变革的社会主义制度、对发展过程中的挫折、转折、变型等状态都非常有意义。

《俄罗斯的变化与重新崛起》中的文章，只是研究上述问题中很小很小的一部分。我们不问山高，只想攀登，积小步而成千里。所以，希望对俄罗斯有研究兴趣的朋友，无论国内国外，都能将有见地的研究成果在文集上奉献给有见地的读者。我们期望各位的关注和参与。

张国有

2013年12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