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18亿亩耕地红线是一个久盛不衰的热点话题。人们关心耕地红线，实际上就是在关心自己的饭碗。近年来出现了一大批严肃、认真的研究成果，例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研究》，天则经济研究所茅于轼等人所著的《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北京工商大学的《中国粮食安全发展报告》等。《财经》杂志2013年第35期发表了“中国粮食安全报告”，对耕地红线的研究做了比较全面的综述。尽管如此，在各类媒体上还是不断有人质疑中国的粮食安全，有些人语不惊人死不休，好像中国的粮食危机已经迫在眉睫。特别是在海外，“中国崩溃论”每隔一段时间就发作一次，生态危机、耕地危机几乎是必定要涉及的题目。

从2006年以后，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的口号家喻户晓。2013年年底，发布了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的结果，耕地总量从18.2亿亩上升为20.3亿亩。没料到，争论非但没有平息反而更激烈了。有些人质疑统计数据的准确性，有些人甚至猜测是不是房地产商鼓动统计部门修改了数据。

学风浮躁是当今社会的大敌。互联网的出现使得人们很容易表达意见。如果是茶余饭后随便说说，八卦一番倒也无妨，可是谈到严肃的经济问题就不能信口开河了。要尊重知识，敬畏规律。不唯上，不唯书，不逢迎，不跟风。切切不可道听途说，以讹传讹。说话要有根据，推论要有逻辑。有一说一，白是白，黑是黑，毫不含糊。特别是对于那些看似枯燥的经济数据更是来不得半点马虎。在18亿亩耕地红线的问题上尤其要相信科学，相信市场。

北京师范大学国民核算研究院自2011年建立以来，承担了一系列重大经济问题的核算、研究工作。在2013年，我很荣幸能够和国民核算研究院的朋友们一起投入了对18亿亩耕地红线的研究。我们详细核对了各种经济数据，厘定了许多术语的标准定义，拿世界各国的数据进行了横向比较。我们试图做到每一个分析都有根有据，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在研究院同事和学生们大量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写出了这本书。

毫无疑问，粮食安全，至关重要，万万不能掉以轻心。可是，过犹不及，如果人们对于粮食安全存在着莫名的恐惧，不敢放手调整农业生产结构，那就可能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去了。千万注意，在历史上出现过许多类似的教训，一个倾向掩盖了另外一个倾向。目前，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问题尚未展开深入的探讨和争论，人们各持一端，似是而非。好像各方说得都有理，结果，举棋不定，犹豫徘徊，因循守旧，在传统农业结构上打圈圈，走不出新路来。正确的经济政策必然来源于调查研究。需要尽可能全面地掌握信息，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讨论经济问题一定要进行效益和成本定量分析，寻找最适合国情的发展途径。只有真正了解国际粮食市场的格局以及历史上粮食制裁的机理和始末，才能打破旧观念的束缚，破除对粮食制裁的恐惧，大胆地改革农业生产结构。

在考虑粮食安全的时候，要区分口粮、饲料和工业用粮。粮食安全的核心是口粮安全。人们常常拿粮食自给率说事，实际上，以谷物自给率作为粮食安全的主要指标更好。如果我们对口粮安全有信心，就可以放手大幅度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如果进口饲料在经济上合算，宁肯将部分土地休耕也要增加进口。但是务必保持大部分农田性质不变，保持粮食生产结构调整弹性。

我们的结论是乐观的。从过去十年耕地数量变动的态势来看，只要能够唤起民众的危机意识，全民重视保护耕地，中国完全能够保持耕地数量的动态平衡，在土地问题上掌握主动，立于不败之地。

我是张培刚老师“文化大革命”以后带的第一个研究生。1945年他在哈佛大学发表的论文《农业与工业化》早已成为发展经济学的经典。2013年11月23日，我回到母校华中科技大学参加张培刚先生百年诞辰纪念会，得到了一本《张培刚传》。书中引用了张培刚老师的一些重要观点。

张老师认为：“要树立辩证的粮食安全观，我国目前98%的粮食自给率太高，许多地方应从粮食生产领域中退出来，要退耕还林、退耕还草、退耕还湖，以保护生态环境。还要充分利用国际粮食市场，发展我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和产品。就粮食自给而言，以保证口粮自给，即95%的自给率为宜。”

张老师指出：“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粮食经济状况逐渐好转，可是粮食浪费现象却变得越来越严重。我国在粮食收割、脱粒、加工、运输、储藏、销售、消费等各个环节上均存在着严重的浪费现象。从深层次分析，其原因在于粮食经营体制不合理而导致的责权不清、管理混乱。中国自从取消粮食统购统销体制以来，对粮食经营时而放、时而收，始终没有改革到位。因此，在新世纪必须进一步深化粮食经营体制改革。粮食经营体制应实行国家宏观控制和微观市场化经营相结合。国家除制定粮食经营的法规、政策和掌握必要的粮食储备以外，微观上应放开经营，由市场调节。要允许民营粮食企业与国有粮食企业同台竞争。同时深化国有粮食企业改革，理清产权关系，明确责任界限，使其真正成为市场经济主体。”

在论述农业对工业化和国民经济的作用及贡献时，张老师认为：“20世纪末，中国已基本解决了13亿人口的温饱问题，这一历史性成就标志着中国粮食经济在20世纪的巨大发展。然而，中国的‘三农’（农业、农民、农村）问题，包括粮食问题，还远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并且，由于片面强调解决粮食问题而引起生态环境遭到破坏也越来越严重。因此，在21世纪我国要继续密切关注粮食问题。但解决粮食问题，仅靠粗放式扩张和简单的行政命令是行不通的，而必须进行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要进一步深化粮食生产制度和粮食经营体制的改革，要加强农业技术的研究和推广，同时要转变传统的粮食安全观，搞好粮食的对外贸易，走‘高产、优质、高效、开放’的粮食生产经营之路。”

张培刚老师以耄耋之年，对中国粮食和土地问题有着如此深刻的真知灼见，实在令人钦佩万分。哲人仙去，风范永存。张老师的观点给我很大的启迪，极大地推动了我对中国粮食和土地问题的研究。

在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我们得到了许多朋友的帮助。丁声俊教授是研究粮食问题的专家，他不辞辛苦赶到北大来，给我不少帮助和指点。周其仁、卢锋教授在中国农业研究上造诣颇深，每当我有困惑之时，都大大得益于和他们的讨论与切磋。我们衷心地感谢刘国光、吴敬琏、周小川、茅于轼、张曙光、陈锡文、郑玉歆、汤敏、左小蕾、文贯中、李波、姚洋、李玲、李稻葵、霍德明、巴曙松、钟伟等人的支持和帮助。

衷心感谢北京师范大学国民核算研究院和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给我提供了无与伦比的学术环境。在这里没有偏见，没有禁忌，每个人都可以发挥自己的专长，勇于探索。非常感谢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休伦学院（Huron College，University of Western Ontario）给我提供了学术假，经济系的同事们分担了我的教学任务，使我能够从2013年元月开始在北京师范大学国民核算研究院做了整整一年的研究。本书中的许多数据、表格都来自我们编纂的《国民核算研究报告》。

无论我走到哪里，关克勤都和我在一起。她是世界上最好的贤内助。我在每本书的序言中都向她致谢，似乎重复次数太多。可是，如果没有她提供的后勤支持和各方面的帮助，想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这本书的写作根本就不可能。

贾帅帅是北京师范大学国民核算研究院的博士生。2013年大年初三，当我回到国民核算研究院的时候他依然在办公室看书。他学习努力，工作勤奋，凡是交给他的科研任务，总能够以最快的速度完成。本书中的大部分数据处理和回归分析都是他完成的。在研究中他时常有些新的想法，只要坚持下去，敢于探索，勤于思考，今后在经济学研究领域中大有可为。

我和北京大学出版社合作多次，非常愉快。非常钦佩他们的高效率和严谨的工作态度。非常感谢林君秀和郝小楠对本书编辑做出的贡献。

我以前很少涉猎农业经济，学识浅薄。在本书中我直率地谈出自己的一些观点，但心里知道，难免有许多错误的地方，衷心地欢迎各位朋友不吝指教。

徐滇庆

2014年1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