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多年以前，我看到了陈寅恪先生的一句话：“吾侪当此艰难时势，所学不为所用，亦不合西学之潮。果欲为谋生计，可于学问之外另谋一他图，或经商，或实业，而切不可以学问做谋生晋升之道，如此则害学术之根底，弊莫大焉。”出处已不可考，但是我一字不落地记在心里。中国对外关系思想的研究不属于显学，中国外交战略研究才是显学。这注定了我的寂寞。
并且，从学科分类上而言，我的研究既不会被主流国际政治和外交学认同，也不会被主流历史学所认同。但是，我仍然盘桓于心灵的故乡，那个最初吸引我走向学问研究的兴趣点：中国问题。
基本上，我把中国当成一个研究的对象，一个存在问题的对象。我并不关心这种研究是否具有现实价值，我只关心它是否具有学术价值。从逻辑上而言，中国当代和未来在世界上最重要的问题——我们是谁——深深根植于传统世界观的崩溃和近世中国身份的迷失。因此，对中国近世身份认同和世界观的研究，会自然与当代和未来的重要问题产生内在的关联性。
所谓学问，只存在于无邪之思中。凡思有邪者，均非真学问。比如，世间有淫人，因而才有所谓淫书。金圣叹评点《西厢记》有载：“《西厢记》断断不是淫书，断断是妙文，今后若有人说是妙文，有人说是淫书，圣叹都不与做理会。文者见之谓之文，淫者见之谓之淫耳。”[1]比如，世间有邪人，因而认为马基雅维利是只讲霸权霸术的大恶人一个，其实现实主义思想的研究者本身并不必然是个恶人。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书也好，历史也罢，读者的品性是做出评判的关键。惜乎观者多为《皇帝的新装》中之看客，而少有那个直言无邪的小童。
历史研究是直言无邪的基础。但是说出历史真相仍然冒着一定的风险，比如误解。我当然害怕被误解。康德也说过类似的话，大意是说：我不怕别人证明错误，但怕被人误解。于我心有戚戚焉。
近世中国那些事、那些人，因与现世相隔不远，故越发难以定论。难以定论的根源在于我们心中的邪气。比如对曾国藩君，我对他的理解就是八个字——内修黄老，外示儒术，他做了自己该做的事而已。汉斯·摩根索在《国家间政治》中开宗明义即强调政治现实主义的六原则，其中第四条和第五条专门强调了道德不应该作为政治行为的标准。他认为：“政治家必须考虑国家利益，视其为多种权力中的一个。而大众的头脑，不了解政治家思想中的细微差别，多半关注的是绝对的善或绝对的恶这类单纯的道德和法律原则。”[2]这有助于我们合理评价历史上政治人物的行为。
依利益决定的权力的确是政治的核心，然而，中国问题仍然有其特殊性。近世中国面临的文化存续的问题是西方学者并不容易理解的地方。中体西用论是中国文化人最后的堡垒，李鸿章、张之洞摆脱不了这个宿命，陈寅恪也摆脱不了。当然，今日和往后相当长时间内，我们都无法摆脱这种纠结。原因即在于中国本是一个文化自足体。
辛亥革命最大的成功并不在其民主革命，却在于对明清易代的遗留问题做出了完满的解答，似乎一劳永逸地解决了多民族共和的国家体制构建问题，实现了多民族国家的集体认同。这是晚清对晚明作出的跨越时空的回应，是辛亥革命民族认同诉求的巧妙转轨。孙中山在祭奠明太祖朱元璋时直呼“我高皇帝”“我太祖”。为反满为汉而忘记了朱元璋的专制和暴戾，是为辛亥革命的集体无意识。他们真的具有现代民主思想吗？换言之，他们真的构建了一个现代国家吗？
长期以来，居住在这块热土上的人折腾了几千年，几次建立了庞大的统一帝国，直至民国，我们的原乡却没有固定的国名，只有朝代名，这种现象很有魔幻味道。这么宏大的历史现象，我们又怎能漠视？
我曾站在虎门炮台的一排清兵营房前沉思，心想170年前的年轻海岸守备队员就从这个门出来，一出来就被炸死了，他们根本没有还击的能力，因为他们的炮弹打不着移动的英军舰船。当时清兵最大的八千斤大炮的射程封锁不了整个水道，而英军的炮比清军的炮打得更远更准。这个炮台的守军大概有一千多人，加上关天培，最后全都战死了。他们再也没有能够活着回去见自己的家人。何其悲壮。
这种移情（empathy）式的在场感一直贯穿我对中国近世历史的研究。枯燥的文献背后，是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和事件。我不避讳这样一种浓烈的家国情怀和人文关怀。
我假设自己介入历史，但又将历史作为客观的对象。法国思想家雷蒙·阿隆（Raymond Aron）认为，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应该是“介入的旁观者”，萨特给他的评语是：“阿隆属于那种同火热的历史运动似乎总保持着一段历史的距离的人。”这话特别能准确表明我对自己的定位。现在知识界流行所谓“公共知识分子”的讨论，早在五十多年前阿隆在其耸人听闻的《知识分子的鸦片》中，就为对知识分子的定位做出了解释，他说：“笼统地说，知识分子有三种态度可以选择。或者他们不关心公共事务，在我们的社会中，这种态度愈来愈罕见，每个人都承受公民生活的负担和责任。知识分子理所当然地参加政治斗争，但有两种参与方式：一些人以教士的身份行动或声称以此身份行动，唯一的目的是捍卫神圣的价值；另一些人加入一个政党，接受由此导致的种种束缚。……为什么不准几个知识分子选择不偏不倚的观察员的角色呢？不管怎样，在学识之外，仍有自由选择的余地。”[3]
欧洲某些学者说我们传统上是没有知识分子的，是没有知识阶层的，因为中国传统上只有士大夫，对他们而言追求知识的前途就是做官，所谓学而优则仕。中国的知识分子不是参与太少，而是自古以来就一直参与，是参与太多的问题。两千多年与政治结盟，三十多年与经济为伍，啥时候有自己了！只有通过长期的不参与，或者在参与中长期保持旁观者的身份，才会有中国的现代知识分子。这种不参与，不是不食人间烟火，也不是在“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时还惦记着权力，而是要明白，知识就是权力，对知识的追求，一大批人独立的、长期的对知识的追求，才能有知识阶层的诞生。人家说咱们没有独立的知识阶层，大概是在这个意义上讲的吧。
在教学中，我对学生常说：北大就是一个虚名，是一个你预先设定的虚名。你没必要为此沾沾自喜或自命不凡。我现在很为同学们担心，担心的不是你每天上了多少网，准备开什么公司，担心的是内心的纯净，内心对大智慧、大道的那种执着。
中国研究的本质是反思，反思就能接近大道。本书即是引导学生进行反思的产物。作为北京大学研究生课程建设项目的一个成果，本书适合作为大学研究生教学参考书。在“多重视域下的中国外交思想史研究”（硕士生课程）和“中国外交专题研究”（博士生课程）的教学中，我尝试着启发学生对相关问题进行深入思考，然后形成了论文。这既是一种新的教学模式，也是一种新的研究模式。经过修改，最后形成了这本由教师和学生共同完成的作业。学生们的习作比较稚嫩，请原谅他们的稚嫩。实际上，在研究中国方面，我们都是学生。每章的具体著者见目录。
全书由李扬帆统稿。
是为序。
李扬帆
2015年1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