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傅斯年的教育理念
傅斯年一生未离学校，除早期在北大读书和欧洲留学的13年外，归国后他与教育的关系有五段：第一段是在中山大学任教（1926年12月-1928年10月），担任文科主任和中文、历史两系主任。第二段是在北京大学国文、历史两系任兼职教授（1929-1936年初），第三段是在抗战期间担任西南联大历史系教授、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长（1938-1945年），并一度兼任西南联大校务委员。第四段是代理北大校长（1945年8月-1946年8月），第五段是任台大校长（1949-1950年）。从傅斯年在中山、北大、西南联大、台大四校的任职中，可以看出他在教育岗位上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在特殊时期接受重要职责，其中在中大文科主任、北大代理校长、台大校长任上，他充分展现了个人的行政才干，获得了各方面的高度评价。即使在北大兼任教授，虽未出任重要行政职务，但他实际参与校务，且在用人、筹款方面协助校长蒋梦麟，而在抗日御敌方面则为北平知识界的中坚人物之一。[176]可以这么说，民国期间大学的几次重大变迁，都有傅斯年活动的身影。[177]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教育部长和著名大学校长可分三种类型：一是知识领袖型，如蔡元培、胡适，因其在知识界的特殊声望，获得高位，但于管理校务往往取“无为而治”，以德服人，傅斯年曾戏称蔡、胡两人的办事能力“真不敢恭维”。[178]二是学者官僚型，如朱家骅、蒋梦麟、罗家伦，他们有留学的经历，更有与国民党的密切关系，国民党的党性色彩比较浓厚。三是职业干练型，以张伯苓、梅贻琦、傅斯年最为典型，他们的党派色彩相对淡薄，抱定教育救国的宗旨，以教育为职守，属于比较纯粹的教育家。由于大学在其运作过程中与政府的关系密不可分，傅斯年与国民政府自然保持了密切的合作关系，其他几位大学校长也大体如此。
傅斯年的谈论教育主要在两个时段：一是在20世纪30年代，一是在生命的最后五年，即1946年至1950年这一段。前一段面临教育重建的任务，因而他的教育思想充满改革的色彩；后一段随着国民党政权的垮台，近代教育也渐告落幕，故他着重于对中国近代新教育的反思。在清末民国时期，许多教育家抱着救国强国的目的，把教育看成是一项兴国的事业去孜孜追求，傅斯年亦是如此。他们的教育活动虽有种种的限制（特别是政治的限制），但在理念上的确还有更大更高的关怀，这就是教育关系到民族命运的兴衰，教育是国家的百年大计。正如在学术上傅斯年有其民族主义的深切关怀一样，在教育方面他也是竭尽心力为国服务。
1930年代是南京国民政府着手教育改革的一个历史时期。由于长期的战乱和政局动荡，中国教育受到了极大的摧残，北方大学遭遇尤惨。面对这样一种情势，知识界围绕振兴教育在《独立评论》等刊展开了热烈讨论，傅斯年是其中活跃的一员，他发表的有关文章有：《教育崩溃之原因》《教育改革中几个具体事件》《教育崩溃的一个责任问题——答邱椿先生》《改革高等教育中几个问题》《再谈几件教育问题》《大学研究院设置之讨论》《青年失业问题》《论学校读经》《中学军训感言》等，就改革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对于教育的现状，傅斯年以为已“呈露崩溃的形势”，产生教育崩溃的原因：一是“学校教育仍不脱士大夫教育的意味”；二是“政治之不安定”；三是“一切的封建势力，部落思想，工具主义，都乘机充分发挥”；四是哥伦比亚大学教师学院的中国留学生给中国教育界带来的美国模式不适应国情；五是“青年人之要求，因社会之矛盾而愈不得满足”[179]。这其中的一、二、三条不难理解，惟对推广美国教育模式的微词引起了来自哥大教师学院的邱椿、杨亮功的商榷，[180]这反映了当时教育界内部留欧派与留美派两大系统之间的矛盾，傅斯年显然是站在留欧派这一边。[181]傅斯年解释说，哥大“教师学院的中国毕业生确曾在中国民七、八年以来的教育学界占一个绝大的势力，而其成绩我们似乎不敢恭维”。“这般教育学家高谈测验、教学、行政、心理等等，似乎花哨的很，而于教科究竟应该怎么样，学生的知识如何取得，如何应用，很少听到他们的议论，尤其少见他们的设施。”[182]也就是说，哥大教师学院毕业的中国留学生推广美国教育模式未能对改变中国的教育现状产生预期的成效，这是他的不满意之处。
傅斯年提出教育改革的途径为：（一）“全国的教育，自国民教育至学术教育，要以职业之训练为中心”。（二）“全国的教育要有一个系统的布置”，不能放任自流。（三）“教育如无相当的独立，是办不好的”。保障教育独立的办法包括：应当确保教育经费独立，严格审定校长教员教授的资格，设立视学监督、考核地方教育业绩。（四）中国教育的腐败是上自教育部起，故改革也要自上而下。（五）教育当局要为有才学的穷学生统筹安排。[183]这些意见最引人注目的是对教育部的批评和要求教育独立。以此为思路，傅斯年设想教育改革必须自上而下。
具体到高等教育，傅斯年以为高等教育为学术教育，传统的高等教育“只有国子监及各地书院”，“国子监只是一个官僚养成所”，书院尚有“自由讲学”或“作些专门学问”的可能。清末教育改革将书院关门，在傅斯年看来，这是“当时的失策”，“书院可存，而书院中之科目不可存”。民初至30年代，中国大学虽有发展，“仍然不是一个欧洲的大学”，“今之大学制度仍不能发展学术，而足以误青年，病国家”[185]。基于此，傅斯年提出高等教育的改革：第一，“大学教育不能置之一般之教育系统中，而应有其独立之意义”。第二，“大学之构造，要以讲座为小细胞，研究室（或研究所）为大细胞，而不应请上些教员，一无附着，如散沙一般”。第三，“大学以教授之胜任与否为兴亡所系，故大学教授之资格及保障皆须明白规定，严切执行”。[186]把大学独立，大学的学术化和大学教授资格考核的制度化作为现有大学改革的重点。当教育部公布了《大学研究院暂行组织章程》后，各校也纷纷上马设立研究院，对是否应办理研究院，傅斯年表达了审慎的保留，其理由是：“一、大学之有研究组织是欧洲大陆上创始的风气，而英国是很后些时，受大陆的影响而变成的。”“二、大学中之研究院，与独设之研究院，如中央研究院等，及其同样的研究机构如地质调查所等，就处境论，各有其不便处。大学之研究院有不及专作研究院机构之便当处甚多。”三、“目下大学多不甚需要一个大学本科以上的阶级。若必设研究院，当以训练本科高级学生为主，至少此一事与招收之研究生应同等的重视。”[187]看得出来，傅斯年并不主张盲目扩张大学，他的高等教育改革思路是将欧洲的经验与中国的高等教育现状相结合。
在30年代，与教育相关的一个问题是尊孔读经，它在知识界引起了广泛的讨论。1934年7月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28次会议通过《先师孔子诞辰纪念办法》，规定8月27日为“孔子诞辰纪念日”；这一天各地政要纷纷出面搞所谓孔诞纪念的“大典”活动，尊孔祀孔，提倡读经；章太炎也以国学大师的身份，从1935年4月起在苏州章氏星期讲演会上大讲“论读经有利而无弊”[188]。针对这样一股复古思潮，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代表如蔡元培、胡适、鲁迅等挺身而出，撰文反对读经。蔡元培认为：“经书里面，有许多不合于现代事实的话，在古人们处他们的时代，不能怪他，若用以教现代的儿童，就不相宜了。”“所以我认为小学生读经，是有害的，中学生读整部的经，也是有害的。”[189]胡适指出自古以来：“孔子是年年祭的，《论语》、《孝经》、《大学》是村学儿童人人读的，还有士大夫讲理学的风气哩！究竟那每年‘洙水桥前，大成殿上，多士济济，肃穆趋跄’。曾何补于当时的惨酷的社会，贪污的政治？”[190]鲁迅提到现代中国的三个军阀袁世凯、孙传芳、张宗昌“都把孔夫子当作砖头用，但是时代不同了，所以都明明白白的失败了”[191]。从当时的历史背景看，这实际上为新文化运动的主流派同反对派以及国民党官方意识形态之间在如何处理儒学问题上的一场斗争，它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继续。傅斯年站在新文化运动主将们这一边，也发表了《论学校读经》一文，详列了反对读经的理由：从历史上看，一、“中国历史上的伟大朝代都不是靠经术得天下、造国家的，而一经提倡经术之后，国力每每衰落的”。二、“当年的经学，大部是用作门面装点的，词章家猎其典话，策论家壮其排场，作举业的人用作进身的敲门砖”。三、“汉朝的经学是汉朝的哲学，‘以春秋折狱’，‘以三百篇当谏书’。哪里是《春秋》《三百篇》之所有的事？汉朝的儒生自有其哲学”。从现实生活看，第一，“现在中小学的儿童，非求身体健全发育不可，所以星期及假日是不能减的，每日功课是不能过多的”。读经徒增加功课时间，于学生身心无益。第二，“经过明末以来朴学之进步，我们今日应该充分感觉六经之难读。汉儒之师说既不可恃，宋儒的臆想又不可凭，在今日只有妄人才敢说诗书全能了解，有声音、文字、训诂训练的人是深知‘多见阙疑’、‘不知为不知’之重要性的”。所以一方面“中小学课程中‘排不下’这门功课”，一方面也“教不成”他。[192]傅斯年的这篇文章在当时激起了回响，胡适作《我们今日还不配读经》对他的意见大表赞同，也认为“在今日妄谈读经，或提倡中小学读经，都是无知之谈，不值得通人的一笑”[193]。
考察30年代傅斯年的教育思想，他的重点是在大学教育体制，尤其是围绕大学独立、大学的学术化而展开。他反对中国盲目照搬美国的教育模式，而又比较倾向于欧洲普鲁士、法国的教育制度；他不满于中国教育行政当局的无能，希望对之进行切实的整顿和改革，“把教育部建设成一个有技术能力的官厅”；他倡导教育独立，要求确保教育经费的独立和对学校校长、教育厅厅长任命的严格审核；他注重对中国教育现状的体察，强调按照中国教育的实情制定政策。这些都是他在设想各项政策时所持行的基本原则。大体来说，他的基本思路，如要求教育独立，反对读经，与蔡元培、胡适基本一致；至于具体的改革政策，如大学研究院的设置不宜单立一层次，中小学课程的设置要少而精等意见，则属于个性化的条陈建议，其中有些意见也并不成熟。
当时知识界还发生过一场争论，这就是中西医之争，它虽与教育无关，但也是中西文化论战的一个重要内容，傅斯年是这场论争中的一个主角。在西医向中国输入的过程中，曾经围绕中西医的优劣，近代中国学界、医界有过一番激烈的辩驳。许多新派人物普遍抱有一种排斥传统中医的倾向，有过学医经历的孙中山、鲁迅贬斥中医即是典型的例子，傅斯年也是如此。他发表了《所谓“国医”》《再论所谓“国医”》《答刘学濬“我对于西医及所谓国医的见解”》等文章，对中医表现了极大的偏见，自称“我是宁死不请教中医的，因为我觉得若不如此便对不住我所受的教育”[194]。这样的话很难说出于理智，或具有科学的成分。它是新文化运动反传统、反国粹这一倾向在医学领域的极端表现，它反映了新文化运动偏激和不成熟的一面。以今天人们认识中医的水准来衡估，它可以说不仅是一种偏见，且极其错误。但它出自笃信科学的傅斯年之口，在当时具有很大的影响力。据左舜生回忆：
罗家伦在回忆中也提起这一件事，[196]这是新文化派在反传统路线上走向极端的一个例证。虽因时间的推移，它的影响力早已完全消失，但其中蕴藏的教训，仍值得人们吸取和总结。
抗战胜利后，百废待兴，然国共两党的内争打破了人们对和平的期待，将中国重新引向了战争的漩涡。本来新教育为抗战的爱国主义精神提供了重要资源，在抗战两周年之际，傅斯年即充分肯定这一点：
抗战时爱国青年颠沛流离，内战中整个教育又毁于战火，这场惨局不能不使教育界的人士痛惜。傅斯年晚年一方面承受心血管病的煎熬，一方面担负沉重的行政工作。在即将卸任北大代理校长时，他深感有必要对学校大加整顿，在《漫谈办学》一文中表达了这种焦虑。“现在全国学校在病态中，是无可讳言的。造成这个苦境的因素，当然原因不一，有的属于政治，有的属于经济，有的属于时代的动荡，但也有不少由于教育行政和学校当局的措施。诚然，在政治不上轨道，经济濒于崩溃的情况中，办学是很不容易的，但这并不能作为学校当局不努力，不尽责任的理由。”为此，他特别呼吁：“政府应尽政府的责任”，“学校当局应尽学校当局的责任”，“学校必有合理的纪律”，“学校必有良好的学风”[198]。但随着内战的进行，傅斯年的这些想法不仅没有实现，教育的境况反而越来越坏。
1949年1月傅斯年走马上任台大校长。他一方面应对繁忙的学校行政工作，力图在当时混乱、动荡的时局中为台大师生谋求一片清净的学术教育园地；一方面反思近代中国新教育走过的路程，总结在中国建立现代教育制度的历史经验。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有人将之归罪于教育。对此，傅斯年不同意这种看法：
“事实和理想”的矛盾刺激他的思想，他原打算系统总结自己的高等教育思想，写作一册《大学理想》的书，终因事忙和猝然去世而只留下几篇文章。傅斯年在台大期间发表的研究教育的这组文章，如《几个教育的理想》《一个问题——中国的学校制度》《中国学校制度之批评》，加上一批讨论台大体制改革的文章，是他生命最后两年的文字，故也可以视为他积一生教育经验的心血之作。
傅斯年晚年办教育的理想境界是“平淡无奇的教育”“性品教育的初步”“公平”。他以老子“善用兵者，无赫赫之名；善治国者，无赫赫之名”来说明办学的常规之道。这显然是基于他在大陆的经验教训，由于他个人的显赫声名，无论做什么事都是轰轰烈烈，因此也招来不少的嫉妒、攻讦，弄得他疲于奔命，精疲力竭。傅斯年晚年倾向于低调做实事，故开首即以“平淡无奇的教育”来表明自己的办学之道。他对性品教育的理解反映了他对中西德育思想的贯通：
由于长期的社会动荡使得学校也变得风雨飘摇，故傅斯年强调学校需要法治的重要性，这是因为“学校没有法治，不能上轨道”。而法治的第一要义是公平。“公平的第一义，是凡同样的人在一切法律或规则上平等。”[201]正是从这一理念出发，他在台大大力推行管理、教学、后勤各项制度的建设。
中国近代学校之设，始于晚清的同文馆和南北洋的各种学堂，“全是为吸收欧洲物质文明的”；“庚子以后，始普立近代学校制度”，师法日本的教育制度；“自1911年起，改起来，一步一步，到十年而大改。这些改动，可以一句话归纳，就是说，受美国影响，学习美国”[202]。对于到1949年为止中国教育所走过的这段照抄外来教育制度的过程，傅斯年语重心长地批评道：
“学校制度既是累积的地层，而不是深思善改的结果”。往往是一个旧的问题未解决，新的问题又接踵而来。针对教育中所积存的层层弊病，他提出了五大改革原则[204]：（1）由“层层过渡的教育”，“应改为每种学校都自身有一目的”。（2）由“游民教育”，“改为能力教育”。（3）由“资格教育”，“改为求学教育”。（4）由“阶级教育”，“改为机会均等教育”。（5）由幻想“改为现实教育”。其中对“机会均等教育”的要求反映了傅斯年一贯的平民主义思想。由于家道中衰，傅斯年一生极为同情、关切下层劳苦大众的疾苦。“五四”时期，他根据自己走访、调查济南以西以北的农民所得情况，写作了调查报告《山东底一部分的农民状况大略记》。[205]1934年，为失业青年谋求出路，他发表《青年失业问题》一文，提出解决这一问题的四条办法：即“严格澄清公务人员”；改进考试政策；鼓励学生“反乡间去”；在量的方面缩小大专学校规模，提高办学质量。[206]傅斯年坚决反对大学教育的“贵族化”倾向，他说：“中国教育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制造‘高等华人’。‘高等华人’就是外国人。一个人和社会的下层脱了节，大众所感觉、所苦痛的，自己不能亲身了解，便成了‘外国人’。”其后果是形成所谓“游民教育”。即受教育者或“因无能力而游”，或因“不甘居下”而游。[207]晚年他还郑重提出：“国民教育必须做到宪法上的要求，凡是适龄儿童，除非因残废疾病，必须受到国民教育，这是国家在教育上第一件当努力的。在台湾省，初中四年，也应于十年内变为义务教育。”[208]他的这一建议在台湾受到重视，得以落实。
围绕贯彻上述改革原则，傅斯年提出了一整套改革方案，包括：一、正名。即将各级学校之名统一厘定。最低一级是“国民学校”；其上是初级中学，改称通科学校，学制四年；再上是高级中学，或附于大学改称预备学校，或与初中联合一起称为书院；这是普通教育系列。初级职业学校改称术科学校，高级职业学校改称艺科学校，专科学校一仍其旧，这是职业教育系列。大学本是学院之集合体，“故改称联合学院亦无不可”，这是高等教育系列。二、“每一种学校都有他自身的目的，这就是说，他在每一种学业，便得到了在那一种学校的智力与训练，便自成一个阶级。”为能落实这一方案，他又提出必须理顺五个方面的关系：（1）计划教育与自由发展。（2）理解与现实。（3）传统与改革。（4）技能与通材。（5）教堂与商场。为搞好教学，傅斯年还特别提出要加强编译大、中、小学的教科书的建设和学风建设。“如欲改革学校制度，不可不有新风气。若风气不改，一切事无从改，不止教育而已。”[209]
傅斯年晚年对大学意义的理解越来越明晰，从大学目的看，“办大学为的是学术，为的是青年，为的是中国和世界的文化，这中间不包括工具主义，所以大学才有他的自尊性。这中间是专求真理，不包括利用大学作为人挤人的工具”[210]。为此，他还特别对作为中国的台湾大学与光复前的日本的台北帝国大学加以区别，“台湾省既然回到祖国的怀抱，则台湾大学应该以寻求真理为目的，以人类尊严为人格，以扩充知识、利用天然、增厚民生为工作目标。所以这个大学在物质上虽然是二十多年了，在精神上却只有四年”[211]。为鼓励、鞭策台大师生，傅斯年提出以“敦品、励学、爱国、爱人”八字作为治校方针。从大学职能看，（一）“大学万万不可糅杂职业学校的用意”；（二）“大学以学术为本位，专科是以应用为本位”；（三）“大学的教学必然与专科学校大不同”；（四）“大学的资格除在大学或研究机关外，不应优于专科”。他对大学的学术与教育之间的关系也有了明确的定位：
如何总结近代中国教育制度的利弊得失，这是一个重大课题。傅斯年在对近代中国教育照搬外国模式造成的失误所作深刻检讨的基础上，结合中国传统教育思想和西方近代教育思想（主要是欧洲大陆的教育理论），结合中国教育现状的实际，对中国教育结构及其教育制度作了新的设计。傅斯年晚年倾注的主题是教育制度本身的建设，他强调诚品教育、学术教育、能力教育、公平教育、国民教育，这些都属于教育的常规问题，这反映了他本人对教育走上正常轨道的渴望。在中国处于新的转折关头的历史时刻，这样的思考不仅难能可贵，且极其必要。傅斯年晚年所作的思考，可以说开启了对这一问题的探讨。限于当时的环境和他自身的条件（主要是身体和精力），他的思考只能说是初步的，但它毕竟具有建设性的意义。今天我们研读他留下的这些遗作，对我们回顾、总结百余年来中国新教育的历史经验，应能得到不少的启示。
傅斯年任台大校长不足两年，他以“没有看法，只有做法”来表示自己低调做实事的决心，[213]处变不惊，乱中求治，在他的领导下，台大很快成为台岛凝聚知识界力量的一个新的中心。据他自述：“第一学期应付学潮，第二学期整理教务，第三学期清查内务，不查则已，一查则事多矣！报上所载，特少数耳。以教育之职务而作此非教育之事，思之痛心，诚不可谓为努力，然果有效否？不可知也。思之黯然！”[214]繁忙的工作对他本已虚弱的身体造成了严重的损害，以至倒在这一工作岗位上。傅斯年去世后，台大师生为继承傅斯年的遗志，以他所题“敦品、励学、爱国、爱人”为校训，铸“傅钟”，修“傅园”，编辑、出版《傅故校长哀挽录》《傅孟真先生集》，表达台大人对傅斯年的深切怀念。傅斯年在台大的时间虽短，但他那努力奋进的拼搏精神给台大师生留下的深刻印象，绝非前后任何一届校长所能比。诚如有的论者所指出：“台大校史上，孟真先生虽非创校校长，但在常规及制度之设立上，恐无人能出其右。”[215]傅斯年是真正的台大之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