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田野情愫与情感的奥秘
第一节┃田野
“拜女子”
到西和一个月零七天后，我找到了一个可以接纳我同住的人家，在赵叔家住了大概一个月，由于学校里的事情我需要短暂离开西和，上面这段文字便是我坐在返京的火车上时赵叔发来的手机短信。
2009年9月20日的上午，我在西和一家家庭旅社接到刚认识的一位朋友电话，他让我把行李收拾一下，可以搬到他姑姑家去了，这一家便是我在西和一直寄住的赵叔家。赵叔家在北关村三社，紧挨着闫家场；后来，北关人总跟我说起，赵叔夫妻俩是出了名的热心人，我把赵叔的爱人叫做荣阿姨，三社的妇人们乞巧，常会把场地选在他们家。他们专门腾出了家里的西房给我住。
有一天傍晚，我像往常一样，准备出去到小吃铺上买点晚饭，赵叔叫住了我，他问我怎么不在家里吃饭，他说，不在一起吃饭就不像一家人，自那以后，我就开始和他们一起吃饭，直到我田野结束离开西和。一天晚上，赵叔叫我到他们的屋子里，邀请我到炕上去，赵叔告诉我，“上炕”是西和人的礼节，西和气候偏寒，大家都是坐在炕上说话。几天之后的一个上午，阿姨让我把屋子里的地扫一下，语气就如对她的女儿一样；再后来，她开始让我陪着去进货、订货，也开始让我到她的小卖铺里帮忙，比如卖东西、收钱、整理零钱。
刚到赵叔家，邻居来串门问起我时，他们总是不知道该怎么解释，只能由我来回答说，我是学人类学的，专业要求需要住到人家里，但是，我发现解释完之后，他们似乎还是一脸茫然，而我自己也觉得这样的话说起来很费力；后来，赵叔夫妻俩去亲友、邻居家串门时，开始叫上我，我也借此与更多的人熟悉起来。
一个深冬的晚上，赵叔夫妻俩要去探望一位好友，顺便带上了我。到了友人家里，一阵招呼寒暄，待我们坐定之后，女主人便用困惑的眼神打量起我，当她问起我是谁时，赵叔和荣阿姨说我是他们的大女儿；当年刚结婚的时候在外面偷生的，一直寄养在远方的一个亲戚家，今年才敢接回来住几天。对于夫妻俩的平静叙述，不仅女主人表露惊讶和难以定夺的神情，我也着实有些吃惊。最后，赵叔的好友对妻子说那是赵叔夫妻俩编的骗你呢，女主人才恍然如释。不过，赵叔接着对他们说我是他们收养的一个“拜女子”，跟自己的亲生女儿也差不多。“拜女子”是西和方言，就是干女儿的意思。西和人有认干亲的习惯，而且颇为盛行；刚出生的孩子如果总爱伤风感冒、身体纤弱的话，父母就要找个阴阳先生询问一下是否要给孩子认个干亲以及找什么属相的夫妻合适做孩子的干父母。[4]另外，在抚养孩子的过程中，如果发现孩子与父母一方或双方不和，比如儿子看到父亲便哭、女儿总是与母亲拌嘴，这种情况下，西和人就会说要给孩子认个干亲。当地也流传不少这样的故事，谁家的孩子体弱多病或者是与父母不和的，认了干亲之后，真的就变好了。西和人非常重视干亲关系对于抚养孩子的功能，他们相信是干亲关系保佑了孩子的顺利成长、修正或冲淡了自己与孩子之间的不协调关系。
至于赵叔忽然在友人面前说我是他们的“拜女子”，这又是区别前面所讲的另外一种情况，而单单是要建立一种特殊的关系。而且，上面所讲到的两种认干亲的情况最终也导向这种特殊社会关系的建立。从那天起，当别人再询问起我的身份时，不论是赵叔家，还是我自己，都会说我是他们的“拜女子”，而不再说是一个学人类学的学生。此后，我不仅在赵叔家里获得了“拜女子”的身份，我也开始随着赵叔家孩子的辈分称呼到家里来的亲友和邻居。与此同时，当北关村的人再提起我时，也大多会说我是赵叔夫妻俩的“拜女子”，只有在一些特殊的场合才会说起我作为调查者的身份。
我发现，就在他们寻找以何种身份来认识和称呼我的过程中，我也逐渐找到了如何观看他们、理解他们生活的视角，也意外地触摸到许多动人的情感故事。
小城西和
2009年8月13日至2010年9月6日，我在甘肃省东南部的一个叫做西和的县城完成了田野调查。就像八百里秦川的缩影，西和小城也是在群山之中一块相对宽广的平地上发展起来的聚居地；恰似一条南北飘起的丝带，西和县城南北走向，东西两旁依山而立，分别有隶属道教的朝阳观和佛教的白灵寺，西汉水的支流“漾水河”穿城而过，与白水河在城北相遇。小城里共有两条主街道，当地人把其中一条称作“街上”，另一条后修的叫做“背街”或“二马路”；[5]从县城最北面走到城南约二十分钟，从东到西则仅需五六分钟左右。县城坐落的城关镇为汉源镇，但并非整个汉源镇都是所谓的“城里”，被叫做城里的主要是其中五个社区，自北而南分别为北川、北关、中山、南关、大水街。县城内最大的交易市场是北关村北面、白水河边上的“西和县商业街”，当地人一般叫“北商场”，县政府也曾在南关村建了一个类似的商业街，以平衡交易活动，但建好之后，人们还是习惯到北商场购置物品，现在，南关的商业街变成了木材交易市场。北商场每月初一、三、六、九逢集，商场内主要包括服装、家居用品、菜市场、丧葬用品等；一般小城里的所谓城里人，他们主要去的是菜市场，至于服装市场和家居用品，他们很少光顾，他们说，那些都是乡下人才去的地方，城里人要在街道上的店铺买衣服，甚至连做饭菜用的配料，他们也有所区别地选择在街上的铺子里购买，而不到北商场里的店铺去买。
从居民的构成上看，北川和大水街是70年代以来才慢慢发展起来的两个社区，居民大多是来自乡村的移民，以前，这两个地方都是城里人的庄稼地。北关村的生意人比较多，中山村则集中县政府的主要机构，县城里的学校主要集中在南关。小城内的庙宇包括东面观山上的朝阳观、西山隍城上的白灵寺、北关的泰山庙和清真寺、南关的城隍庙、大水街的天主教堂和基督教堂。西和人说，民国之前，他们以成都为经济文化的中心，新中国成立后，始以北京为中心；现在，西和城街道旁的很多商铺，特别是服装和鞋铺大多是四川人过来开的。
现在，除了部分的回族和白马藏族之外，西和大部分都是汉人，总体上是一个汉人社会。西和县城建置的历史沿革为，秦代属西县、武都县、上禄县；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始置武都郡；北宋熙宁七年（1074年）改隶岷州；公元1142年，宋金议和，金人以岷字犯金太祖完颜旻讳，乃改岷州为和州；又以淮西原有和州，故加西字为西和州，以别于淮西之和州；清康熙七年（1648年）直隶巩昌府；民国初改巩昌道为陇南道，辖西和等县，旋改渭州道，治天水；民国16年（1927年）废道制，西和属天水专区；1949年划归武都专区；1956年又归属天水专区；1985年划归陇南地区（今陇南市）至今。
西和人很讲究风水，当地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县政府所在地原本是城内最好的一个穴位，背靠西山隍城，面向东侧观山，左边有崆峒山，右边有大坪梁，所谓“左青龙，右白虎”，漾水河与白水河交叉形成一条玉带围在腰间。据说，现在县政府所在之处就是清朝时衙门所在地，不论是民国还是新中国成立后，很多地方都变了，唯独这个位置没有变。当谈到这里时，一位退休的小学老师对我说，一个县的县衙怎么能随便搬动，谁敢动？没人敢做这个主。和西和人聊天，时有聊及西和现在的社会状况，他们会感叹社会的混乱，诸如贪污受贿、司法混乱、人心不古；一方面，他们觉得这样的情况与西和之外的地方一样，全中国都是这个样子，但同时，他们又觉得这种混乱也有内在的原因。有一种说法在西和广为流传，大概从清朝之后，西山隍城有过几次山体滑坡，西山的形态已经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导致城内地理穴位的位移，也就是说目前县政府所在地已经不是最好的穴位了，据说最好的位置移到现在检察院所在地；人们认为这样一来，斗转星移，社会秩序自然就乱了。
县城的北关和南关分别寓意小城的入口和出口，两个关口的正中间是钟鼓楼，漾水河和白水河为护城河，这些构成了小城的边界和内在世界。按照漾水河水流的方向，县城里有上、下的概念，水的上游为上，下游为下，而漾水河是由南向北流过县城，因此，县城里的上其实是小城的出口南方，而北方入口则成了“下”，上和下的分界点在旧时钟鼓楼处，钟鼓楼在20世纪70年代城市现代化建设中被政府拆掉了。西和县城人一直对此不满，一方面他们觉得钟鼓楼是个很好的古代建筑，拆了很可惜，另外，他们认为钟鼓楼的拆除破坏了原本有利于汉人发展的整体格局，下面是小城里的人给我讲述的有关钟鼓楼的故事：
现在，他们还时常会取笑大桥人，认为他们是被赶过去的野蛮人后裔。其实，上面这段表述中不仅有汉、羌之间复杂的关系，也包含着西和人对自身命运的阐释。南和北在他们的观念中是一对非常重要的概念，北边是经济中心，也是文化中心，是主流，而南边，原本是蛮夷荒野之地，但是由于风水的变动，南边也渐渐具备了与北边抗衡的能力。这种南北对抗的紧张关系又以另外一种颠倒的方式体现在城内北关村与南关村的关系当中。
北关村
北关村是我在西和小城参与最多的调查点，最先引起我兴趣的就是它与南关村之间的关系。平日里，若提起南关，北关人会说南关既没有什么人才[7]，也没有什么钱，南关街道上的铺面租金连北关的一半还不到；相反，提起北关，南关人会说，北关除了有点钱之外，没有什么文化人。如果参照古时的城池结构，南关是城墙内最南边的一个村子，而北关却是城墙之外、护城河以里的一个村子。两个村子之间的关系通过两座庙宇进一步呈现，县城的城隍庙坐落在南关，北关村的庙宇是泰山庙。泰山庙里敬奉的是黄飞虎，他们叫“泰山爷”，谈起泰山爷，北关人常让我再读读《封神演义》；由于黄飞虎投周反商，虽说算是弃暗投明，但终究还是欺君的忤逆之臣，因此黄飞虎不能进城，泰山庙只能修在城池之外的地方。南关的城隍庙，里面供奉的城隍爷是驻守城池的忠臣陈寅[8]，代表刚毅忠心。黄飞虎与城隍爷之间构成一攻一守的关系，黄飞虎想攻陷城池，城隍爷则要守护城池；在新年的社火活动中，南、北二关之间的竞争与冲突在当地家喻户晓，北关社火中的“老狮”是黄飞虎的坐骑，霸气十足，而南关的“老龙”，老态龙钟之中不乏沉稳。据说，正月十五的晚上，只要南北二关的社火队相遇的话，必要发生冲突，这种冲突首先是“老狮”与“老龙”之间象征性地打斗，随后往往会演变为两个社火队员身体上的直接冲撞，如果控制不好的话，接下来就是两个村落的男人们之间的搏斗了。在这场搏斗之中，平日里的人际关系完全崩溃，他们常这样比喻，正月十五那天晚上，南、北二关人一见面眼就红了，外甥打舅舅是常有的事。
人们常常将这种不能见面，或者说见了面就要起冲突的原因，归结为一种神秘的力量；他们认为并不是两个村子的人在社火期间不能见面，而是“老狮”和“老龙”不能见面，它们一见面便要一争高下，“老龙”认为“老狮”是对自己的挑衅，这其中具有黄飞虎攻城的隐喻。但有意思的是，在正月十五前，南、北二关社火准备好之后，他们又要先以平静和虔诚的心态到对方的庙宇里去敬拜，在整个仪式过程中，双方都要以礼相待，表现得得体和虔诚。
北关村的公共空间包括泰山庙、庙宇后面的戏台子以及旁边的广场，大家习惯于称之为“闫家场”，它原本是1949年前北关村一个大户闫家的打谷场，收归集体所有后，“闫家场”的叫法一直沿用至今。[9]北关村的村委会就在泰山庙戏台的右边。北关村的公共活动主要是每年阴历三月初八的社戏，也叫庙会，此外，也时有举行的社火；这些活动的场地就在闫家场，有时也会借用村委会的地方。虽然现在大部分的空间都被私人承包了，但承包者都很愿意在庙会期间腾出场地来，他们认为这是为泰山爷办事，相信自己会因此得到泰山爷的庇护。
北关的地理位置是在西和小城境内的最北端，同时又在县城北边自西向东流过的白水河的南边。20世纪50年代，北关村共有一百多户人家，其中大家庭有二三十户，约606口人，县城内的土地大约600亩左右，因为那时土地还没有集中，很多人家的土地散布四乡。从1958年开始，北关村因为地处县城的缘故，土地就渐渐被征用、出售。1958—1959年，县办企业、农具厂先后在北关征用二十亩左右的土地，这片地方即现在县上的工贸商场；由于当时土地是归集体所有，县上给生产队补贴三年的粮食产量，按小麦计算的话，大约是3000斤的麦子。1962年，车站征用土地10亩；1971—1972年，矿山征用18亩；80年代，北商场、财政局分别征用几十亩的土地，这时土地已经划到户，征用时按照每亩9000元补贴，其中个人拿6000元，队上抽3000元。现在，北关村的可耕种土地约410亩，基本上都集中在东西两边的山上，比较松散；山下的耕地基本上集中在一起，当地人把这片土地称为“北川”。据北关人回忆，70年代左右，北川还是一片庄稼地，时常有狼出没；改革开放之后，随着核心家庭的大量出现，同时乡村人也由于工作、生意、孩子上学等原因移向县城，这片城里村民的自留地，现在已经变成一片新居住区；县城的边界也因此跨过白水河向北延伸，以前说进了北关就算进了城，现在进了北川就等于是城里人了。
现在，北关村总共有2700多户，其中居民1424户，5700多人，村民289户，1372人；村民仍然延续生产队组织形式，分为四个生产队，以前每队都有队长，现在队长已经取消；居民的基本事务被放入居委会的范畴内，北关有两个社区居委会，分别是北关社区居委会和北川社区居委会；但北关的集体性活动以及日常社会生活还是以村为中心、分四个队进行，这就如，当问起一个人是北关哪里人，对方一般会说是北关村哪个队，却不会说是哪个社区的，虽然他们本身并非村民而是居民。北关的公共活动诸如社戏、社火以及民间纠纷等，都还是要依托村委会，社区在村里起的作用很小，主要负责一些具体的上传下达事宜。此外，村委会在村里的作用还体现在红白喜事中，谁家“过事情”一定要积极上门邀请村委会的成员，包括在任和已经离任的，而且他们的名字一定要列在“执事单”[10]上；实际上，这更多的是一种象征性行为，因为他们并不需要在其中承担什么具体的事务，但是，倘若有人家不把他们的名字列在单子上，甚至不邀请他们，这将被视为对他们的一种轻视，他们会因此觉得很没面子。
北关是一个杂居村落，加上陆续的移民、外来的生意人，村里人与人之间的长幼之别主要基于年龄组来区分。当地人会说“嘴上没毛，说话不牢”，一方面是说年轻人见识较短，还没有丰富的人生、社会经验，同时，也在强调长幼有序的礼仪，即未成年人不能在公开场合乱发评论。比如，酒席或饭桌上，一定要让年长者坐在上席，年轻的在下席，如果席间有酒，年轻人也要承担起倒酒的义务；在集体性活动比如乞巧、社火、社戏中，大家的共识是长辈说话晚辈一定要听，因为长辈知道老规矩是什么、怎么做才是对的，但也时常会有一些年轻人不服长辈的想法，认为有的东西可以变一变，甚至有的人会和长辈争论、全然不顾尊重，但这样的行为一定会受到众人的指责，指责大多是在感叹今不如昔、人心不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