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异化观哲学解读

与马克思早期其他五部著作一样，长期以来，《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以下简称《摘要》）被苏联与我国学界的主流观点认定为他创立新哲学思想历程中的一部“不成熟著作”，其哲学价值、历史地位遭到质疑或贬低。不过，与早期其他五部著作相比，《摘要》的处境更为尴尬，它不仅在科学性上遭到质疑、责难，而且在马克思著作研究甚至马克思早期著作研究中被边缘化，几乎成了一部“被遗忘的”早期著作。在不少研究者看来，《摘要》不仅对于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没有多少正面价值，甚至对了解马克思早期哲学、研究马克思创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历程也缺乏实质性的意义。

然而，笔者经过仔细考察和辨析，发现这部篇幅短小、看似不起眼的早期著作其实有着丰富的哲学内涵，有很高的哲学价值，甚至蕴含着重要的哲学创新，这与其遭受的冷遇很不相称，其哲学价值、历史地位需要人们重新评估和认识。在本节中，笔者对《摘要》的主要哲学思想（异化观）进行了详细解读，笔者确信：该著作有其丰富、深刻的思想内容，其主要哲学思想（异化观）既对马克思先前著作（指《手稿》）的相关理论有思想上的继承关系，又有自己的理论特色及不可忽视的重要哲学创新；考察马克思早期哲学，《摘要》是不可忽略的重要哲学文本，对于把握青年马克思的哲学思想、领会其创立新哲学的思想历程有重要价值。

一、《摘要》对《手稿》异化观的继承关系

关于《摘要》对《手稿》异化观的继承关系，可以从前者的文本中找到大量根据。我们知道，劳动活动、劳动产品、物质财富与劳动者的异化、人与人的异化、人与自身的异化、货币、分工与人的异化等要点是《手稿》异化观的基本内容，而它们在《摘要》中再次得到了阐明或展现。

举例来说，马克思在《摘要》中写道：“劳动是我真正的、活动的财产。在私有制的前提下，我的个性同我自己外化到这种程度，以致这种活动为我所痛恨，它对我来说是一种痛苦，更正确地说，只是活动的假象。因此，劳动在这里也仅仅是一种被迫的活动，它加在我身上仅仅是由于外在的、偶然的需要，而不是由于内在的必然的需要。”[116]不难看出，他在这里揭露和描述的是劳动活动与劳动者的异化。他还认为，“人同自身相异化以及这个异化了的人的社会是一幅描绘他的现实的社会联系，描绘他的真正的类生活的讽刺画；他的活动由此而表现为苦难，他个人的创造物表现为异化的力量，他的财富表现为他的贫穷，把他同别人结合起来的本质的联系表现为非本质的联系，相反，他同别人的分离表现为他的真正的存在；他的生命表现为他的生命的牺牲，他的本质的现实化表现为他的生命的非现实化，他的生产表现为他的非存在的生产，他支配物的权力表现为物支配他的权力，而他本身，即他的创造物的主人，则表现为这个创造物的奴隶”[117]。这里既提到了劳动产品、物质财富与劳动者的异化，也涉及了人与人的异化。在别处，他还尖锐地描述了“人与人相互异化”的一些具体表现形式。例如，他揭露了私有制社会中奉行利己主义原则、从事商品交换的生产者之间相互奴役、相互欺骗的异化关系。他指出，“我们的交换无论从你那方面或从我这方面来说都是利己的，因为每一个人的私利都力图超过另一个人的私利，所以我们就不可避免地要设法相互欺骗”[118]。马克思还指出，信用业根本不可能真正消除私有制社会中人与人的异化关系，事实上，在这一行业中，“在人对人的信任的假象下面隐藏着极端的不信任和完全的异化”[119]。《摘要》还提到了“人与自身的异化”，这种异化意味着人不成其为“人”，成了一种“非人化的人”。如前所述，他写道：“人同自身相异化以及这个异化了的人的社会是一幅描绘他的现实的社会联系，描绘他的真正的类生活的讽刺画。”他还认为，“人的、社会的行动异化了并成为在人之外的物质东西的属性，成为货币的属性。既然人使这种中介活动本身外化，他在这里只能作为丧失了自身的人、非人化的人而活动”。[120]他还揭露了（作为商品交换之中介的）货币与人的异化。他认为，“穆勒把货币称为交换的中介，这就非常成功地用一个概念表达了事情的本质……由于这种异己的中介——人本身不再是人的中介——人把自己的愿望、活动以及同他人的关系看作是一种不依赖于他和他人的力量。这样，他的奴隶地位就达到极端……这个中介越富有，作为人的人，即同这个中介相脱离的人也就越贫穷”[121]。此外，《摘要》还关注了私有制社会中分工与人的异化关系，揭露了分工的弊病及其对人本身的危害，在他看来：“同人的活动的产品的相互交换表现为物物交换，表现为做买卖一样，活动本身的相互补充和相互交换表现为分工，这种分工使人成为高度抽象的创造物，成为旋床等等，直至变成精神上和肉体上畸形的人。”[122]

二、《摘要》对《手稿》异化观的创造性发展

《摘要》的异化观绝非对《手稿》异化观的简单重复，而是对后者做了创造性的发展，考察、揭示了“异化”的新表现形式，这构成了《摘要》的主要哲学创新。该著作考察、揭示的“异化”新表现形式，主要有：

其一，货币与私有财产的关系的异化。在原初状态下，货币是为私有财产及其交换服务的，是这种交换的中介和手段。脱离了私有财产，或离开了人们交换其私有财产的需要，货币就丧失了自己存在的价值。货币最初不过是私有财产的代表和度量器，它只有作为私有财产的代表、为私有财产及其交换服务才具有存在的价值。然而，随着私有财产的发展，货币根本颠覆了自己的服务者身份，摇身一变成了凌驾于私有财产之上、决定其命运的万能的统治者、主宰者。不是货币只有与私有财产相关联才有价值，而是私有财产只有与货币相关联、只有能转换为货币才具有价值，否则便一文不值。马克思分析道：“因为中介（指货币——笔者注）是支配它借以把我间接表现出来的那个东西的真正的权力，所以，很清楚，这个中介就成为真正的上帝。对它的崇拜成为目的本身。同这个中介脱离的物，失去了自己的价值。因此，只有在这些物代表这个中介的情况下这些物才有价值，而最初似乎是，只有在这个中介代表这些物的情况下这个中介才有价值。最初关系的这种颠倒是不可避免的。”[123]

其二，人与人的社会联系的异化。在马克思看来，就自然本性和原初状态而言，人是社会性、群体性的存在物，是和他人相互关联、紧密结合在一起、共同存在和发展的，不是脱离社会群体与他人的孤立自存的个体。在私有财产和货币尚未产生的人类早期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联系紧密而直接，人们相互联结在一起，相互需要、相互依赖，结成紧密的共同体。随着私有财产和货币的产生，人与人的社会联系发生了“异化”。社会联系的“异化”意味着：这种社会联系以异于其原初状态、与其自然本性相矛盾的方式，扭曲地、曲折地表现出来。一方面，人与人的社会联系松弛了，人们之间不再紧密联结在一起，而是基于利己主义立场，相互疏远、相互排斥甚至相互敌对，个人成了以自我为中心、孤立自存、缺乏社会性的个体，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联系貌似消失了。马克思在《摘要》中指出，在私有制社会中，把个人“同别人结合起来的本质的联系表现为非本质的联系，相反，他同别人的分离表现为他的真正的存在”[124]。另一方面，人与人的社会联系虽然松弛了，它不再像原先那样直接而鲜明地呈现，但仍以一种间接的方式（即以物的因素为中介）曲折地得到体现。人与人的社会联系虽未完全消失，但被插进了物的因素，并被这种因素所主导和支配。人们之间通过物的因素（譬如私有财产）这个中介或桥梁发生社会联系。《摘要》写道：“使两个私有者发生相互关系的那种联系是物的特殊的性质，而这个物就是他们的私有财产的物质”[125]；“两个私有者的社会联系或社会关系表现为私有财产的相互外化，表现为双方的外化的关系或作为这两个私有者的关系的外化”[126]；“交换或物物交换是社会的、类的行为，社会联系，社会交往和人在私有权范围内的联合，因而是外部的、外化的、类的行为。”[127]在他看来，人与人的社会联系发生异化，其原因是私有财产和货币的产生和发展导致人与自身的异化，使人不成其为“人”。他认为，“只要人不承认自己是人，因而不按人的方式来组织世界，这种社会联系就以异化的形式出现。因为这种社会联系的主体，即人，是同自身相异化的存在物”[128]。

其三，社会需要与劳动者相异化。私有制社会的存在和运转，需要普通劳动者通过严重损害其身心健康的异化劳动，以牺牲自身幸福为代价，为社会创造（主要是为剥削阶级创造）源源不绝的物质财富。事实上，私有制社会的所谓文明和繁荣，正是建立在残酷剥削劳动者、无情榨取其血汗的基础上的，这充分说明了这种社会的不正义性。不难理解，劳动者作为被奴役者、被剥削者，必然缺乏牺牲自身幸福、为私有制社会贡献个人血汗的积极意志。私有制社会的需要与劳动者及其消极意志之间，构成了相互矛盾、相互冲突的异化关系。在马克思看来，在劳动者不是社会主人、缺乏主人翁意识的情形下，这种异化关系是现实存在且无法根除的。在劳动者看来，社会的需要并不是让他感到轻松愉悦的因素，而是像异化劳动那样让他感到痛苦，是他厌恶、渴望摆脱却又无力抗拒的外在强制性、异己性因素。他仅仅因为个人谋生的需要而不得不屈从于上述社会需要。道理十分简单，他只有为私有制社会从事异化劳动、创造物质财富，才能换得自己的生存机会。劳动者屈从于社会需要绝不表明他与后者的矛盾、对立的消失，而恰恰反映了二者相互对立的异化关系。对于私有制社会而言，劳动者个人是微不足道的，他不过是满足社会需要、为社会创造财富的普通工具，而劳动者则将消极服从社会需要、从事异化劳动作为权宜之举，作为自己的生存手段。用马克思的话说，“工人的使命决定于社会需要，但是社会需要对他来说是异己的，是一种强制，他由于利己的需要、由于穷困而不得不服从这种强制，而且对他来说，社会需要的意义只在于它是满足他的直接需要的来源，正如同对社会来说，他的意义只在于他是社会需要的奴隶一样”[129]；“对工人来说，维持工人的个人生存表现为他的活动的目的，而他的现实的行动只具有手段的意义；他活着只是为了谋取生活资料”[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