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规范和制度变革

经济活动参与者的行为经常与政府正式规章所允许的合法行为不符。事实上，基于个体联系的社会群体，根据体现民营经济期望和个人利益的非正式规范来组织市场导向的经济行为。85他们经常与政客的目标不一致。

在政府规章体系下的规范，既可以限制也可以促进经济行为。一方面，当个体参与者勾结起来确保政府资源落入他们手中时，脱离这些正式制度会导致资源的低效率分配，最终结果是结构刚性和经济萧条。86在俄罗斯，黑社会性质的商业网络极大地阻碍了叶利钦构建市场经济的努力。另一方面，通过提供一个信誉和群体行为的框架，脱离现有规范也能促进经济发展。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非正式民营化和本地制度安排，为20年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劲的动力。

考虑到正式规章和社会规范间多种交互的可能性，如何更好地理解这两种关系的理论发展成为了中心任务。在何种条件下规范将演变为自我加强型反规范，而后又会削弱正式规章的有效性呢？反规范（opposition norms）指与现有政府规章背离，允许、鼓励和引导群体行为的信条。反规范存在于所有的社会形态，涵盖的活动范围广泛，可以是美国和欧洲的少数族裔青年，或者是现有市场经济中以非正式经济形式存在的买卖双方间不缴税的交易行为。尤其是在规范形成的初期，反规范行为通常包括既未引起国家制度注意，也不为执法者所关注的“地下”行为。87它们可以一直这样而不引起关注；但在某一拐点，反规范爆发而广为人知，并允许、鼓励和引导群体行为，迫使政客做出回应。政治家可以采取一系列手段作为响应，包括增强执法保卫现有制度，以及强制推行制度变革改变现状。

为了更好地理解反规范和内生制度变革之间的关系，关键是探究在改进社会子群体成员的福祉地位时，私立秩序所发挥的作用，即便国家不愿或不能保护他们的交易。显然，根据社会群体利益取向与政治家或组织领导者期望的差异程度，非正式规范和组织实践最终会发展到打破正式规章的“铁笼”的那一步。至于规范分离的发生是否要求特定条件，是否会发展成自我强化型反规范并导致内生制度变革，取决于是否有足够多的相关社会参与者参与进来。88在所有制计划经济体中，为解决计划经济带来的资源短缺问题，企业和个人进行黑市交易与易货贸易是很常见的。89这种行为也是违反正式规章的，却没有带来内生制度的变革。尽管企业高管们为了应对不可预期的短缺会囤积货品和备用零件，但是此类行为的范围还是相当有限的。回过来看，当初零星发生的黑市交易和易货贸易可能起到了稳定体系的作用，帮助企业更好地应对临时短缺的状况。黑市交易还可能缓解了社会不满。我们可以进行一项思维试验，设想这样一幅场景：考虑到黑市交易和易货贸易带来的好处，越来越多的经济活动参与者将他们的部分产品投入黑市交易。随着非正式经济不断扩张，对应的计划产量和公共营收则不断减少。当达到特定的爆发点时，正式经济制度轰然崩塌。

社会主义经济体中的黑市交易和易货贸易没有演变为自我强化型反规范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制度和组织层面的处罚措施有效地抑制了上述活动。由于监管严、发现率高及处罚重，黑市交易的风险和成本都变得很高。上面设想的场景，只有当越来越多的参与者可以便利地、低成本模仿那些违法行为而不用担心受罚时，才可能真正实现。

对于规范发展的估计的不同造成了以上两种场景的差异。想要理解由正式规范与非正式规范冲突导致的不同结果，研究经济活动参与者面临的个人选择问题是关键，使得个人效用期望成了研究的中心。关键问题转变为找出在什么条件下，那些选择脱离现有政府规章的个人总数能达到临界点，导致自我强化型反规范的发生。在此种情形下，即使没有正式的协调者，非正式规范亦可被视为引发制度变革的单独力量。

个人选择遵循还是脱离政府规章，可用谢林图（Schelling diagram）表示。该图将预期个人效用与社会总体可测偏好相结合。90谢林的核心观点是，影响个人行为的效用通常取决于社区或者同群体中他人的可观察行为。例如，当一个人知道所有的邻居都在雇用女佣而不缴纳社会安全税时，他也会这么做。一旦避税成为惯例，缴税自律性就会急剧下降。当然，个人与群体行为之间的联系不限于法律冲突，还广泛存在于日常生活中。比如，一个晚宴参加者如果发现其他人都穿牛仔裤、运动外套赴宴时，他就会乐意如此穿着；而当其他人都身穿晚礼服时，他的上述装扮带来的满足感就大大降低了。

现在假设一个人i面临一项选择：（1）遵守政府规章；（2）脱离并遵循另一种非正式规范。假设在任一社会中总有一部分人不遵守现有规章。不遵守现有规章的常见例子包括在公共场合抽烟、高速路上飙车、逃税等，理由则从说不清楚的随机行为突变，到在一个小的社会群体中因理念转变而进行的理性计算。通过口口相传或观察，人们如果发现上述特定行为有利可图就会竞相模仿。由于“描述行为的规章……不影响行为本身，除非人们有遵守它们的动力”91，由此也可以进一步假设：个体参与者的特定行为选择价值会随着遵守同一规章或规范的人数的上升而增加。换言之，社会群体规范的一致性提供了行为价值并形成一种资本。92个体遵守政府规章或非正式规范的收益，随着其他相同做法的人数的上升而增加。

在接下来的图（图2.2—图2.4）中，C表示个人遵守政府规章可获得的效用ui，D表示如果个人行为受到反规范影响的效用。为简化分析而又不失普适性，我们假定两条效用曲线均为线性。在现实中，一旦遵守规范的人数达到一定比例，效用曲线的边际效应是下降的，直到呈平稳状态；但是，不会出现负边际效应。横轴取值为0到N，表示社会上脱离现有规范的“其他人”数量。由此，当取值在最左端0时，社会上所有其他人都遵守政府规章；取值在最右端时，则表示N人不遵守政府规章。

场景I（见图2.2）呈现了新制度经济学中经典的法律中立的传统场景。与个人如何选择无关，遵守政府规章总能比不遵守获得较高效用。D的初始值小于零是基于以下两个原因：其一，如果个人的行为选择得不到社会其他任何人的认同，就不会有任何正效用；其二，尽管政府监管会有漏洞，考虑到完全法制社会的高曝光风险（如他人告发），违规行为还是很有可能受到惩戒。图上没有任何一处不遵守的效用会大于遵守规章的。即使社会上所有人（N）都选择不遵守（曲线D与右侧纵轴相交处），不遵守的个人预期效用仍小于遵守的（曲线C与右侧纵轴相交处）。本场景与政府是制度变革关键决定者的假设一致。按照此观点，当不遵守规章带来个人利益时，不遵守者（X）与遵守者（N-X）之间不可能有交集，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制度变革不是由下而来的。其中原因可能有多种：一方面，政府机构处罚的有效性，能部分解释不遵守规章的效用减小；另一方面，从与遵守规范相关的群体行为问题的角度也能够解释。无论何种情况，在预期效用作用下，任何理性个人i都会屈从。

场景II（见图2.3）呈现了相反的状况。不遵守规章的个人一直比遵守政府规章的个人享有更高的回报，并与选择遵守与否的人数无关。哪怕N中只有另外一个人i选择不遵守，不遵守的效用还是比遵守的效用高并不断增加（D>C）。此类情景存在于两种状况：政府规章不经济（遵守规章没有正回报）；政府没有经济和行政手段（或政治意愿）有效地执行政府规章。然而，在现实中，除非出现政权动荡而濒临崩溃，否则此类状况不太可能出现。

场景III（见图2.4）呈现了最有意思的状况，考虑反规范的潜在增长并体现了自我发展驱动的制度变革的范围条件。在这种状况下，C和D有交叉。在交点（其他不遵守政府规章的X和遵守的N-X交叉处），两者的个人效用相等。交点X是鞍点均衡（saddle equilibrium），哪怕不遵守方X再增加1人，不遵守的预期效用就会大于遵守的。此后，会出现一个自我强化过程，吸引更多的人加入。93由此，（X+1）成为一个爆发点，不遵守的个人由此转为自我强化的反规范。

根据以上场景，比较容易识别何种状况下脱离社会规范可成为制度变革的独立影响因素。我们假设a为其他社会成员都遵守社会规范时的个体预期效用；b为随着每一个额外的“个体”选择不遵守社会规范而带来的边际效用下降；X表示选择不遵守的个体数量，那么任意个体i遵守规范的预期效用则为a-bX。

现在假设e≤0，表示如果没有其他人效仿时不遵守的负效用（成本）。尽管成本会随着本地司法制度的不同而变动，但破案率（detection rate）和预期处罚水平（包括法律成本和社会制裁成本）决定了最终成本水平。e取负值表明，如果整体N中没有其他人也随之不遵守规范，那么任何一个体i都无法从不遵守中获得正效用。如果不被一群人接受甚至称不上是规范，因此没有预期效果（指仅一个人不遵守）；此外，如果其他人都遵守国家的规章而你没有，此时违规惩罚将是相当严厉的。在现实中，由于各地行政管理部门的能力和诉求不同，对于国家正式规章执行的保障也可能因地而异。在预算中的不同地位及政治意识形态的不同，都会影响执法的质量。因此，图2.4表明的是有限制条件的区域和地方而不是整个社会的状况；如果是后者，你就会发现多个不同取值的e。e值的变动在转型和发展中国家尤为显著，因为这些国家在其首都和偏远地区的行政管理能力差别巨大。

斜率f表示随着同群体中不遵守行为的人数不断增加个体效用的边际增加量，不遵守的预期效用D可表示为e+f X。这里表示的是净效用，即共同遵守一项规章的总效用减去克服集体行为问题所需的组织成本。与e值一样，斜率f代表的也是当地而非全国的信任与合作状况。f的不同取值反映了不同的合作意愿及与此相关的组织成本，而该成本在推崇群体文化信仰的高信任度社会和个人主义社会中的差异明显。94同理，拥有相同宗教信仰、民族、本地传统和文化的同质社区，会比异质社区享有更高的信任度和更低的组织成本（斜率f更为陡峭）。95

当符合（1）式时，两条曲线有交叉点

（a-e）/（b+f）=X<n （1）

显然，尽管违反的预期效用很低（交点左侧部分），在任何社会中总有一些人还是会违反正式规章。有时候，这可能反映的是随机的行为突变，或者违规者的某些性格特征。在其他状况下，违规者可能被社会或经济边缘化了，无法参与一些社会团体或经济活动。因此，最左端0的位置，即所有其他社会成员都遵守国家规章在事实上不可能实现。然而，一开始一小部分人的违反行为是否能够最终带动足够多的跟随者，并由此触发一场自我强化的改革行为，取决于个体从遵守到违反所能预期的净效用。也就是说，当多一个个体选择违反时，遵守规范获得的收益应小于违反而得的预期效益。由此，只有当（2）式成立时，自我强化的反规范行为才会出现

a-bX<e+f(X+1)或X>（a-e-f）/（b+f）（2）

为方便起见，考虑到与现有国家规章相符，我们进一步假设固定收益a和边际递减收益b。此时，e和f便成为解释脱离现有正式规范的行为是否导致反规范的关键因素。我们从（2）式中可得出：不遵守的固定成本（e）越小，个体效用边际值（f）越大，自我强化反规范发生所需的临界值（X+1）就越小。

这说明了什么？首先，不遵守的低固定成本（e）表明，当局缺乏监督和惩罚违法者的组织能力或政治意愿。96这或许能够解释，为什么大多数的转型经济国家在其改革初期总有政治分歧，并受制于行政体制改革和能力重建，进而经历一定程度的打破规范和自下而上的制度变革。其次，在违法者中只需少量的协调成本就能增加f值。这表明，反规范经常首先发生在那些社会成员关系紧密、高度互信的地区或社会群体中。

通过以上图表和理论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国家作为制度变革的一位必要仲裁者的假设是建立在一系列条件的基础上的。其核心是，假定对脱离规范是一个相对劣势的奖励结构。克服群体行为问题畸高的组织成本（减小斜率f），被普遍认为阻碍了个体自我组织的能力。97然而，这也可能是一种过于悲观的看法。有许多可以促进社会群体间合作的其他有效机制，包括经常性的互动关系、合同双方的双边监测、社区声誉和制裁等。98此类机制也能解释为什么非正式规范在一定组织成本下，反规范可从国家规章脱离，并最终以一种推动制度变革的独立力量形式而存在。

此类规范创新不受地域限制。根据特殊的网络拓扑结构，本地创新可快速在区域经济中蔓延并引发同效应。动态博弈研究表明，网络拓扑结构的特征是小型自治却相互关联社会群体中的当地人集群，它可实质性地加速本地创新的扩散。99最近，在公共场所吸烟习惯的改变证明了新规范可被快速推广。

我们的模型不单预测一个自我强化过程可导致本地制度的变革，同样也解释了在何种状况下违反规范不会导致自我强化。如果不遵守的固定成本（e）足够大，组织成本足够高（f变小），反规范就不会到达爆发点。这种状况就像欧洲和东亚转型经济国家启动市场自由化改革前相当稳定的政治与经济局面。尽管很多人不同程度地介入黑市交易和易货贸易，但是不遵守现有规章的成本相当之高，以至于还无法引发一场走向市场经济的社会变革运动。由于大规模动员运动的有效性、意识形态的力量，以及权威领导的共同利益，因此潜在违反者面临高昂的违法成本。此外，市场机制的缺失大幅提高了协调和组织成本，使得在体制外生存的可能性几乎为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