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史写作和文献突破

中国电影史的研究正面对“焦虑的现状”！[14]20世纪60年代编著的《中国电影发展史》，不乏观念老化、逻辑错误，但仍是这一领域最权威的著作。随着图书馆界不断整理出民国的电影期刊资料，[15]这种焦虑日益突出，一批大部头厚度的通史、断代史、观念史陆续出版。但尴尬的是，这仍未改变令人焦虑的局面——仅是在旧有《发展史》圈定的历史分期、艺术定性、人物评价的框架中填充资料。从现有的研究成果看，2005年以来的“重写电影史”计划几近落败。[16]

一门专业史的著述，起码需要令读者了解电影在历史中的真实状况，但现在的影史多是影人心迹、艺术流变、政治影响等剥离的文本，缺少技术变革、市场框架、商业策略、地域分布、观众接受等真实的历史因素，展现“电影”波折的近代命运。阅读美国电影史和日本佐藤忠男的电影史，[17]都是能够呈现各自国家电影在历史中的发展线索，从而勾勒出电影作为一套社会、文化与经济制度的结构与运作，甚至具有国别和民族意义上的电影史。但是目前大多数的中国电影史著述，不论是已出的还是进行中的，仍在原来的意识形态框架中，受限于电影的宣传功能和媒介管制，无力也无心于真正影史的厘清。某种意义上可以讲，中国电影的真实历史是模糊的！

从细节处看这种窘状，可部分归因于中国电影研究的资料分辨问题，忽视了内容偏差的现象。从程季华先生开始，中国电影史研究的资料来源绝大多数来自电影画报、杂志和回忆录，这类资料中有连篇累牍关于影片、影人的报道，有着艺术创作的观念——事实上，当前研究多集中在影片和影人的原因也归根于此。但是，画报和杂志大多与电影公司是依附关系，甚至是宣传刊物，回忆录（特别是1949年后）则有着较多的认知空白和思想阉割，这类资料有着先天的不足。客观资料，应是协会年报、公司数据和报表、制片计划表、第三方调查报告、针对观众的田野调查与访谈、从业者的访谈记录，但民国时期羸弱的民族影业，使这类资料存量不足。建国后私营影业改制，原有的胶片和数据资料又遭受很大程度的破坏，所剩无几。现有的客观资料，不足以支撑民族电影史的研究，无法清晰了解民国电影技术设备的进出口情况、无法清楚民国时期的电影市场分布和规律、无法分辨不同地域观众的趣味，以及上海外地方电影制作的尝试。

这种尴尬的研究处境，及其影史研究中的“通史焦虑”，是我们选择民国时期地方大报作为新研究的初衷。发挥民国报纸“百科全书”的功能，寻找社论、新闻、文艺、影评等不同语境中，电影进入社会的路径，也一定程度上摆脱了电影画报的内容偏差问题。这个研究描绘了新的影史研究思路，寻找电影在民国历史环境中的真实呈现，而并非现有影史观念下的春秋笔法，裁剪历史。我们的种种努力，惟“真”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