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日本水俣汞污染事件
1953-1956年，日本熊本县水俣镇一家氮肥公司排放的含汞废水，使汞在海水、底泥和鱼类中富集，又经过食物链使人中毒。根据日本政府在事件发生期间和后来的一项新的统计，共有2955人患上了水俣病，其中1784人死亡。历史上称之为“水俣病事件”。
日本九州熊本县水俣镇是水俣湾东部的一个小镇，有4万多居民，周围的村庄居住着1万多农民和渔民。外围的“不知火海”是被九州本土和天草诸岛围起来的内海，那里海产丰富，是渔民们赖以生存的主要渔场。丰富的渔产使小镇格外兴旺（见图3-5）。
1950年，有大量的海鱼成群地在水俣湾海面游泳，任人网捕，海面上常见死鱼、海鸟尸体，水俣市的渔获量开始锐减。1952年，水俣当地许多猫只出现不寻常现象，走路跌跌撞撞，甚至发足狂奔，当地居民称之为“跳舞病”。1953年1月，有猫发疯跳海自杀，但当时尚未引起注意。一年内，投海自杀的猫总数达5万多只。接着，狗、猪也发生了类似的发疯情形。
1956年4月21日，来自入江村的小女孩田中静子成为首例患病者，被送至氮肥公司附属医院，症状初始是口齿不清、步态不稳、面部痴呆，进而眼瞎耳聋、全身麻木，最后精神失常、身体弯弓、高声大叫而死。田中静子成为人类历史上被确认的第一例“水俣病”患者。死者两岁的妹妹也罹患相同的病症。不久，又发现50多例类似病患者。由于事态严重，渔民们向官方提出了正式报告。
图3-5 水俣病事件的发生地区——不知火海
1956年8月，日本学者发现水俣湾海水中有污染物质，研究人员侦察的矛头指向氮肥公司。这种“水俣病”造成水俣近海鱼贝类市场价值一落千丈，水俣居民由于陷入贫困，反而大量食用有毒的鱼贝，使得灾情扩大。全镇4万居民，先后有1万人不同程度地患有此种病状。由于水俣病的发生不断增加，渔民向氮肥公司提出抗议，但氮肥公司长期以来以保密为借口，拒不提供工艺过程和废水试样，致使水俣病的病因一直拖了许多年弄不清楚。
1957年，由于鱼有毒，成千上万渔民失业。1957年8月，当地成立了“水俣病患者家庭互助会”。1958年春，资方为掩人耳目，把排入水俣湾的毒水延伸到水俣川的北部。六七个月之后，这个新的污染区出现了18个汞中毒的病人，于是引起广大渔民愤怒，几百名渔民攻占了氮肥公司，捣毁了当地官方机构。但资方仍拒不承认污水毒害的事实。
1959年，熊本大学医学部水俣病研究班发表研究报告，指出水俣病与当地氮肥公司所排出的有机汞有关。1932-1966年间有数百吨的汞被排入水俣湾。1959年年底，渔民开始向氮肥公司进行示威抗议。1960年，正式将“甲基汞中毒”所引起的工业公害病，定名为“水俣病”。然而，氮肥公司立即否认此说。氮肥公司认为，它们生产中只用金属汞，不用甲基汞，因此，不可能是水俣病的来源。工厂不但没有停止排放污水，还企图掩盖真相，阻挠相关机构的调查工作，甚至买通打手，以暴力吓阻。美国摄影师尤金·史密斯被日本窒素公司所雇的暴徒殴打致残。
1963年，熊本大学“水俣病医学研究组”从水俣氮肥厂乙酸乙醛反应管排出的汞渣和水俣湾的鱼贝类中，分离并提取出氯化甲基汞结晶，用此结晶和从水俣湾捕获的鱼贝做喂猫实验，结果400只实验猫均出现了典型的水俣病症状。通过红外线吸收光谱分析，也发现汞渣和鱼贝中的氯化甲基汞结晶同纯氯化甲基汞结晶的红外线吸收光谱完全一致。对水俣病死亡病例的脑组织进行病理学检查，在显微镜下也发现大脑、小脑细胞的病理变化，均与氯化甲基汞中毒的病理变化相同。
直到水俣事件发生10年后，工厂主才承认负有责任。1966年，合成醋酸厂关闭，但是已给水体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幸存者面临极度艰难和困苦的生活，随之便是痛苦地过早死亡。许多家庭必须照料无助的受害者，其中许多是儿童。水俣湾的年轻妇女怕生孩子，因为生下的孩子万一智力迟钝或畸形，将后患无穷（见图3-6）。
1967年8月，在400只猫以合成醋酸厂废水做试验全部得了水俣病的事实面前，氮肥公司虽然不得不承认该厂含汞废水污染带来的灾害，但仍然继续排放含汞废水。最终导致更大的灾难。日本氮肥公司既是给水俣市的崛起和日本的现代化做出重大贡献的企业，又成为甲基汞的排放者，给当地居民及其生存环境带来了无尽的灾难。居民不断向该公司提出抗议，举行游行示威。
图3-6 水俣病事件
1968年，直到新澙县阿贺野川流域发生“第二水俣病”事件[23]，日本政府才确认两地水俣病之间的关系，但这样的迟误已造成严重的灾害和经济损失。
据1972年日本环境厅统计，水俣湾和新澙县阿贺野川下游有中毒患者283人，其中66人死亡。到1987年，该事件中毒人数超过2000人，死亡900余人。1991年，日本环境厅公布的中毒病人仍有2248人，其中1004人死亡。根据日本政府的一项新的统计，有2955人患上了水俣病，其中1784人死亡。由于中毒最早发生在水俣小渔村，故称之为“水俣病”（Minamata disease）。1997年10月，由官方所认定的受害者高达12615人，其中1246人已死亡。
1925年，日本氮肥公司在这里建厂，后又开设了合成醋酸厂。水俣市1/10的人是该公司的职工。1949年公司开始生产氯乙烯，年产量不断提高，1956年超过6000吨。据调查，1932-1968年，特别是1950年前后，公司用汞作为催化剂制造醋酸和乙醛，生产过程中的副产品是甲基汞，大约有数百吨的汞未经任何处理随着废水源源不断地排放到水俣湾中。
经过调查研究，导致水俣病的原因是：工厂将含汞的有机化合物催化剂排放到河里，再流入水俣湾，在那里含汞的有机化合物通过细菌的作用被转化为甲基汞。甲基汞通过食物链和生物富集后使生物（如鱼和介壳类动物）中毒，人食用有毒生物后，摄入甲基汞而引起蓄积性甲基汞中毒（如图3-7所示）。
图3-7 水俣病的发生和形成途径
1956年水俣病确诊后，企业和日本政府直到1968年9月才确认水俣病是人们长期食用受含有汞和甲基汞废水污染的鱼贝造成的。在证据与真理面前，日本氮肥公司不得不低头道歉，向12615名被正式认定的受害者支付巨额的补偿金。企业的发展因此遭受重创，1975年以后不能及时支付补偿金，政府不得不出面为之发售县债，到2000年3月末，发行的县债总额超过2568亿日元。
1979年3月23日上午10时，在熊本地裁刑事二部对原氮肥公司经理吉冈喜一（时年77岁）和造成水俣病的工厂原厂长西田荣一（时年69岁）进行公判。裁判长右田实秀宣判：因企业活动引起的公害犯罪，必须严格追究组织上的责任者，但由于两被告年事已高，分别判处两人监禁2年缓期3年执行。这是日本历史上第一次追究公共场所公害犯罪者的刑事责任。
为了彻底消除汞污染的危害，熊本县投入巨资，利用14年的时间，花费了450亿日元，对水俣湾的淤泥进行处理、填埋，终于使周边的海水恢复了清澈。1974年，熊本县在水俣湾设置了防护网，对湾内的鱼进行捕捞，然后进行安全处理。1997年，熊本县知事发布安全宣言，并于同年10月撤去防护网，湾内的鱼类得到一定的恢复。现在，新型环保的水俣湾，水质完全达标，水产品可以安全食用。
根据日本法律，水俣病受害者可以得到免费的医疗救治和获得赔偿。2004年10月15日，日本最高法院做出判决，要求日本政府向水俣湾汞中毒受害者赔偿7000万日元。判决令中，有37名原告被判获得赔偿。
第一，如何处理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仍然是一个大难题。由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博弈和斗争是长期的，因此，水俣病以及之后的“公害”事件（例如，四日市发生的哮喘病、富山发生的“痛痛病”等）在日本政府、民间社会、大学研究机构和媒体的看法不完全一致。广大发展中国家需要从战略的高度思考，在战略规划的层面下功夫，否则也会重走日本工业化进程中“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这样的代价并不符合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普遍规律。
第二，如何处理好公民社会发展与本国文化冲突之间的矛盾。公民社会的运作与日本本土文化之间的冲突是明显的，也是长期的。水俣市从一个小渔村变成了工业化的都市，表面上，人口增多，大厦林立，市场繁荣，但工业化和现代化并没有给水俣人民带来真正的幸福。民间组织发展需要考虑本土文化的特点，总结出一套可行有效的办法，再逐步进入倡导领域，这样的倡导也才可能有说服力和达到实际的效果。
第三，利益相关者的博弈应建立在法制的基础之上。从日本水俣病事件的处理过程中可以发现，律师的作用和地位不容忽视。因此，应充分发挥不同利益相关者的作用，并使之运行在法律的框架内，否则事件的处理永远留有行政化的烙印，不利于法制建设服务于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
第四，进一步发挥媒体作用，促进社会公平。从日本水俣病事件处理前后50多年的经验和教训中可以发现，媒体的作用十分明显，而且日本媒体一直在长期关注；无论文字记者，还是摄影记者，都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但保障记者的人身安全，维护媒体的相对独立性，保证媒体客观、真实和专业的报道，都需要一个良好的体制机制。
第五，利用国际合作和交流的平台，共同分享工业发展的经验和教训。水俣病事件发生后的50多年里，国际组织、国际知名人士、国际会议等的介入，促进了日本政府的不断改革和改进，推动了事件有序的处理和解决。
以上几点启示，对各国政府如何制定国家发展规划，处理公害事件，维护社会稳定，促进民间组织健康发展，及时确定公害事件的法律责任，以及公害事件中如何发挥媒体的监督作用等，都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探讨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