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 句式变换分析的作用和局限
“变换分析”最直接的作用是可以更有效地分化歧义句式。在分化歧义句式上，“层次分析法”强于“句子成分分析法”，而“变换分析法”分化歧义句式的能力更强。也就是说，层次分析能分化的歧义句式，变换分析能分化；层次分析不能分化的歧义句式，变换分析也可以分化。
在现代汉语语法研究与教学中常常举“咬死了猎人的狗”来说明由于层次构造的不同所造成的歧义格式。这个歧义格式可以用层次分析法来加以分化。例如：
像“咬死了猎人的狗”这样的歧义格式，当然也可以用变换分析来加以分化。假设按（22a）理解的格式为A式；按（22b）理解的格式为B式。A式可以变换为C式，如（23）；B式可以变换为D式，如（24）。比较：
值得注意的是，A式只能变换为C式，不能变换为D式，如（25）；B式只能变换为D式，不能变换为C式，如（26）。比较：
这样看来，层次分析能分化的歧义句式用变换分析也能分化，只不过看起来用变换分析法来分化（22）这样的歧义句式在手续上比用层次分析法要来得复杂。所以通常能够用层次分析法分化的歧义句式尽可能就用层次分析法来分化，而不必用变换分析法，正如在物理学中能用牛顿定律来解决的问题，就不一定非得用爱因斯坦相对论来解决一样。
问题在于，语言中有许多歧义句式是没有办法用层次分析法来加以分化的。例如“反对的是他”可以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是“某人所反对的人就是他”，按此理解，“他”是“反对”的受事；另一个意思是“反对某人或某事的人是他”，按此理解，“他”是“反对”的施事。上述两种意思就不能用层次分析法来加以分化。而用变换分析法就可以清楚地分化这个歧义句式。“反对的是他”的词类序列是（27）：
按上面第一种意思理解的“动词+的+名词语”为A式；按第二种意思理解的“动词+的+名词语”为B式。A式可以有（28）的变换形式；而B式则可以有（29）的变换形式。比较：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A式只能变换为C式，不能变换为D式，如（30）；B式只能变换为D式，不能变换为C式，如（31）。很显然，“反对的是他”这样一种层次分析所无法分化的歧义句式，由变换分析加以分化了。比较：
变换分析的作用当然并不只在分化歧义句式方面。必须了解层次分析只着眼于所分析、研究的结构的内部构造情况，而变换分析从本质上说是更注重句法结构与句法结构之间联系的分析。因此，变换分析的运用更有助于把语法研究引向深入，揭示更多的语法规律。已有的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成果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比如变换分析对双宾结构中远宾语特点的揭示。
“双宾结构”就是指一个动词后面带上两个宾语的句法结构，如“给他一本书”。一般将离动词较远的那个宾语（如上例中的“一本书”）叫“远宾语”，也叫“直接宾语”；将离动词较近的那个宾语（如上例中的“他”）叫“近宾语”，也叫“间接宾语”。双宾结构一直受到汉语语法学界的注意。从第一部现代汉语语法专著《新著国语文法》（黎锦熙1924）起，所有讲现代汉语语法的专著或教材都会谈到双宾结构，有关双宾结构的专题论文或谈到双宾结构的论文也有上百篇。可是大家都没能注意到其中宾语的特点——也不能说一点儿都没有注意到，但都只是说到“那远宾语一般指物，那近宾语一般指人”。其实，就现代汉语来说，双宾结构的宾语有着很重要的特点。首先一个特点是，远宾语通常要带数量成分，除非近宾语是人称代词，否则就不怎么能单独成句。例如：
上面（32）如果把其中的数量词“一幅、五本、两条、十块”删去，“还他钱”还能单独成句，而其余各句如说成“给张老师画”“还图书馆书”“送隔壁奶奶鱼”就很难单独成句，总得在前后加些别的成分才行。例如：
其次一个特点，也可以说是更重要的特点是，远宾语不能是一个表示占有、领属的偏正结构。例如可以说（34），但是不能说（35）。比较：
现代汉语双宾结构的上述特点，就是在运用变换分析考察、研究“把字句”的过程中才发现的。因为凡“把”的宾语为表示占有、领属的偏正结构，都不能变换为双宾结构。例如：
再如变换分析对现代汉语无标记受事主语句一个特点的发现。
现代汉语里有一种没有被动标记的“受事主语句”（即不带“被、给”一类字眼儿而表示被动意义的受事主语句），大家早就注意到了。关于这类受事主语句，一般都注意到这样两点：一是主语必须是“有定”的，即主语所指的事物，在说话人心目中，听话人是清楚知道的；二是谓语得是复杂的，即不会只是一个单个的动词。其实受事主语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那就是主语不能是一个人称代词。例如我们可以说（37），却不能说（38），也就是（38）得说成（39）才合适。比较：
现代汉语里没有被动标记的受事主语句的上述特点，就是在运用变换分析考察、研究“把字句”与受事主语句的关系时发现的。因为凡“把”的宾语为人称代词都不能变换为无标记受事主语句。比较：
又如变换分析对程度副词“还”不同于“更”的某些现象的揭示。
先前一般辞书在谈到作为程度副词的“还”的时候，都说“还”就差不多相当于程度副词“更”。例如“他比我还高”，也就是“他比我更高”的意思。这会给人一个错觉，以为凡是用程度副词“还”的地方，都能用“更”去替换。可是事实告诉我们，虽然多数情况下确实是这样，但有时两个副词并不能随意替换。比如下面（41）中用于“比”字句的“还”就都不能用“更”去替换，即不能说成（42）。比较：
略微思考一下就会发现，例（41）虽然是一种“比”字句，但其实都不是表示“比较”，而只是表示“比拟”。比如（41a）并不真是要把“她的胳臂”去跟“火柴棍儿”做比较，而只是用“火柴棍儿”来比拟“她的胳臂”，以强调说明“她很瘦”。再拿（41c）来说，说话人并不真要把“自己的孩子”跟“书架”比高低，而只是为了让听话人对自己孩子目前的高矮有所了解而临时拿“书架”作为衡量高矮的尺度罢了。
上述“还”和“更”的这种差异，也就是作为程度副词，“还”不仅能用于比较，还能用于比拟，而“更”只能用于比较，不能用于比拟，正是运用变换分析来研究比较“还”和“更”时发现的。比如下面（43）表示“比较”，变换式就能说，即变换成立；下面（44）表示“比拟”，变换式就不能说，即变换不成立。比较：
最后比如变换分析对表总括的程度副词“都”确切的语法意义的认定。
在以往的语法论著里，凡讲到副词“都”，都会说它表示“总括”。至于该怎么理解“总括”的含义，也就不去注意了。母语为汉语的人大概没有一个人是翻阅了词典、字典才去使用这个“都”的，都是要用就用，脱口而出，因为他是从小就习得这种语言的用法的。而外族人或外国人学习汉语，如果要使用副词“都”，就少不了要翻阅词典、字典之后用。而他们往往把“总括”理解为“只要前面是表示复数的名词性成分就能用‘都’”。按此理解，多数情况下是用得对的，但也往往会出现用得不对的病句。例如：
上面（45a）按现在句子的意思，“我们三个人”给麦克送了三个大蛋糕，实际只送了一个大蛋糕，句中的“都”应该删去。（45b）用了两个“都”，后一个用对了，前一个用错了，应该删去。为什么（45a）不该用“都”？为什么（45b）该把前一个“都”删去？这就是因为副词“都”并不是一般地表示“总括”，而是强调表示“性状或情况适用于它在语义上所指向的那事物集合中的每个个体无一例外地独自进行了后面所谈到的行为动作，或无一例外地各自具有后面所谈到的性状，或无一例外地属于后面所谈到的情况”。例如：
上面（46a）是说爸爸、妈妈、姐姐每个人无一例外地各自给“我”送了礼物，而不是合着送了一份礼物。（46b）是说小芸、小玲每一个无一例外地各自具备“天资过人”的特性。（46c）是说小张和小李每一个无一例外地属于“八字脚”的一类人。（46d）是说王先生属于山东籍的人，张先生属于山东籍的人，“我”也属于山东籍的人。由于“都”表示的是上述语法意义，所以用“都”的句子往往可以扩充为一个并列复句，复句里居后的分句中往往用副词“也”，以强调彼此的类同关系。因此上面的（46）都可以说成下面的（47）。这种对于副词“都”的语法意义的新认识，就是在运用变换分析探究主语为复数的句子中为什么有的能变换为并列复句有的不能这一过程中获得的。比较：
“变换分析”的运用扩大了语法研究的视野，有利于揭示更多的语法规律，也把语法研究引向了深入。但是变换分析也有一些局限性。比如变换分析虽然可以用来分化歧义句式，却不能用来解释造成歧义句式的原因。举例说，前面讲到现代汉语里“名词L+动词+着+名词语”是个歧义句式，运用变换分析把这个歧义句式分化为“A式：名词L+动词+着+名词语（如“戏台上摆着鲜花”）”和“B式：名词L+动词+着+名词语（如“戏台上演着京戏”）”，从而达到了分化这个歧义句式的目的。但是如果要进一步追问，A式和B式词类序列相同，内部构造层次和结构关系也相同，为什么会表示不同的语法意义呢，也就是说“名词L+动词+着+名词语”这一歧义句式是怎么造成的呢？变换分析就回答不了了，它的局限就表现在这里。这就又需要寻求其他的语法分析手段。
主要参考文献：
方经民（1989）哈里斯的变换理论，《语言学通讯》第1-2期。
方经民（1990）论变换分析的平行性原则，《湖北大学学报（社科版）》第3期。
方经民（1998）《汉语语法变换研究》，日本白帝社。
胡明扬（1985）刘复《中国文法通论》读后，《汉语学习》第5期。
吕叔湘（1946）《中国文法要略》，商务印书馆1988年（重印）。
陆俭明（1965）“还”和“更”，《语言学论丛》第6辑。
陆俭明（1988）双宾结构补议，《烟台大学学报》第2期。
陆俭明（1990）变换分析在汉语语法研究中的运用，《湖北大学学报（社科版）》第3期。
陆俭明（1993）《八十年代中国语法研究》，商务印书馆。
陆俭明（2010）《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教程》（第四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邵敬敏（1982）关于“在黑板上写字”句式的分化和变换的若干问题，《语言教学与研究》第3期。
朱德熙（1962）论句法结构，《中国语文》8-9月号；又见《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商务印书馆1980年。
朱德熙（1986）变换分析的平行性原则，《中国语文》第2期；又见《语法丛稿》，上海教育出版社1989年。
Harris Z.（1965）Transformational Theory，41.See Z.Harris Papers on Syntax,Heary Hiz,ed.D.Reidel Company，1981.
Harris Z.（1957）Co-occurrenCe and Transformational in Linguistic Structure,Language，33.See Z.Harris Papers on Syntax,Heary Hiz,ed.D.Reidel Company，1981.
Harris Z.（1952）Discourse Analysis.See Z.Harris Papers on Syntax,Heary Hiz,ed.D.Reidel Company，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