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风文化与国风文化

遣唐使及对外交往

618年唐朝建立后，很快出现国力强盛、各方来朝的局面。623年，曾为遣隋使成员的惠日上书天皇，认为“唐律令齐备”，应派遣使者前往。630年，朝廷任命犬上御田锹为最初的遣唐使，出使唐朝。一直到894年菅原道真建议停止派遣，日本前后共任命20次遣唐使节团，成行16次。另外还有10次非正式的出使。唐朝也曾10次派使节团访问日本。遣唐使节团成员有大使、副使、留学生、留学僧、水手、医师等，早期200人左右，后期多达500人左右，分乘四艘船。但到达长安或洛阳的使节仅几十人，其他多数留在中国沿海地区进行交流或学习。留学生、留学僧在唐朝逗留时间较长，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回国后往往积极加以传播。

遣唐使团最初从北九州出发，经对马岛到达朝鲜半岛，沿朝鲜半岛西岸向北航行，横渡渤海登陆山东半岛，然后从陆路到唐朝京城长安，这条路线称“北路”。进入8世纪后，日本与新罗的关系处在紧张状态，因而从北九州向西南横渡中国东海，在长江口登陆，然后从陆路到长安。但在造船、航海技术尚不发达的当时，这条线路充满危险，常常因风暴船破人亡或漂流到蛮夷地区被杀害，据说使团人员的死亡率接近50%。例如第九次遣唐使团在734年10月返回日本时，从长江口出海后不久就遇上风暴，团队的四条船被吹散，大使乘坐的船同年11月到达日本九州南部的种子岛，副使乘坐的船736年8月才回到日本。判官平群广成乘坐的船漂流到东南亚的昆仑国，其乘员或被杀，或逃亡，该船115人最后仅剩平群广成等4人，并受到软禁。735年，平群广成等人躲藏在昆仑商人的船中回到唐朝长安，在唐玄宗信任的阿倍仲麻吕的斡旋下，准许经由渤海国回日本。但从渤海国出发横渡日本海时再次遇上风暴，渤海国大使等40余人落海遇难，平群广成漂流到东北地方的出羽，回到奈良时已是739年10月。从长江口出发的另外一艘船只始终没有消息，下落不明。在这样的风险下仍不断派出使团，可见当时的日本政权积极吸取大陆先进文化的决心。

遣唐使的任务除在政治上发展同唐朝的睦邻关系以及在经济上换取宫廷贵族需求的珍贵物产外，更重要的是护送留学生和留学僧到中国，学习唐朝先进的政治制度、律令、文化及佛教等。这些留学生或留学僧在唐朝居留时间较长，有些长达20年左右，十分熟悉中国文化的精髓，回国后大多身居高位，对中日文化的交流以及日本社会文化的发展起到巨大推动作用。其中最为著名的有阿倍仲麻吕、藤原清河、玄潟、吉备真备、空海、最澄、山上忆良等人。阿倍仲麻吕、藤原清河等留学生因故没有回国，在唐朝任高官直到去世；玄潟、吉备真备等留学生回国后被天皇任命为高级官员，对完善律令体制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而空海、最澄等留学僧学成回国后分别创建不同的佛教流派，对社会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山上忆良则是著名诗歌集《万叶集》的作者之一。

实际上，日本最后一次成行的遣唐使团是在838年，也是规模最大的使团，由600余人组成。本来此次使团在836年出发，但因暴风雨损失一艘船只，100多人不幸遇难。第二年三艘船只出发时再次受挫，第三次出发时副使小野篁称病拒绝参加使团，改由藤原丰并担任副使。三艘船只回国时也遭受了许多困苦，又有一艘船只遇难。半个多世纪后的894年，朝廷任命菅原道真为大使，准备再次派遣使团时，鉴于海上航路的危险，同时又收到入唐僧中潟通报“大唐凋敝”的书信，于是停止派遣。因为在中国，875-884年爆发了大规模的黄巢农民起义，严重地打击了唐王朝，其后各地军阀割据。对于日本来讲，派遣使团的必要性大大降低。尽管如此，两国之间连续200多年的频繁往来，对日本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均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唐朝东渡日本的中国人中最值得一提的是鉴真和尚。鉴真是扬州地区著名的律宗权威和授戒大师，应日本朝廷的邀请，在743-748年曾五次计划东渡，均因风暴或人祸没有成行。特别是在第五次东渡时，因风暴漂流到海南岛，千辛万苦回到扬州时，已双目失明。753年，日本遣唐大使藤原清河邀请鉴真一同赴日，尽管藤原清河乘坐的船被风暴吹到安南，后又回到长安，客死他乡，但鉴真却成功到达日本。鉴真在日本不仅为众多信徒授戒，而且也使律宗成为一个独立且有影响的教派。

907年，唐朝灭亡，大陆进入“五代十国”的动乱时期。979年北宋王朝统一中国，但经常受到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侵扰，因此，除民间贸易和双方僧侣往来并推动了更为频繁的文物交流之外，日本朝廷与大陆政权之间没有恢复政府间的关系，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5世纪初的室町幕府时期。

676年，新罗统一朝鲜半岛，新罗与唐朝的关系冷淡，因而与日本的关系较为密切，新罗派往日本的“新罗使”和日本派往新罗的“遣新罗使”往来频繁。但进入8世纪以后，新罗与唐朝因共同对付渤海国而恢复密切关系，日本与新罗却因在东亚“朝贡体系”中的地位问题产生矛盾，即日本将新罗作为朝贡国，为此发生了数次拒绝“新罗使”的事件。755-763年，唐朝发生“安史之乱”，时任太政大臣的藤原仲麻吕甚至制订了入侵新罗的战争计划。虽然此后双方还有官方往来，但数量非常少。9世纪中期以后，新罗国内混乱，其流民与海盗经常出现在西日本，日本对新罗的关系进一步消极化。935年，王氏高丽取代新罗统一朝鲜半岛，并多次遣使到日本要求恢复两国关系，但没有成功。虽然双方的民间贸易频繁，但海盗的不断骚扰加强了日本的对外孤立主义倾向。

713年，居住在中国东北地方的潟潟人建立渤海国，为对抗唐朝和新罗，在727年遣使到日本，要求建立邦交关系。日本出于牵制新罗的战略也希望与其和好，于是双方正式使节往来不断。8世纪中期以后，渤海国与唐朝的关系好转，因而其对日关系开始转向以贸易为主，关系一直持续到926年渤海国被辽国所灭为止。正如遣唐使有时也利用渤海国路线那样，日本与渤海国的交往是日本吸收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途径。

综上所述，9世纪中期以后，东亚大陆地区再次呈现出混乱状态，日本天皇朝廷为防止这种混乱影响到日本，开始从积极的对外主义转向消极的孤立主义，因而推动了其文化从“唐风”向“国风”的转化。换句话说，其文化状态从全面引进阶段过渡到消化吸收阶段，并在传统文化的影响下逐渐呈现出日本特色。

唐风文化

通过与东北亚大陆各国的交往，特别是以遣唐使为中心的中日两国频繁交往，在日本相继出现了深受大唐文化影响的白凤文化、天平（奈良）文化以及平安前期（弘仁·贞观）文化，通常统称为唐风文化。

白凤文化是指从645年大化改新到710年迁都奈良为止这段时期的文化，因“白雉”年号（650-654）而得名。尽管这一文化仍以佛教文化为中心，但前期受大陆六朝文化影响，后期受唐朝文化影响。天武天皇时期确立了以伊势神宫为中心的神潟制度以及新天皇即位的“大尝会”制度，同时大力保护佛教，实施佛教国教化，为此建造大官大寺、药师寺等官寺，举行讲解护国经典的法会。各地贵族也纷纷建立自己的氏寺，692年时，全日本共有545所寺院。

作为白凤文化的遗产，至今保留下来的代表性建筑物有法隆寺金堂及五重塔、药师寺东塔、山田寺回廊等。法隆寺的建筑虽然是重建之物，但仍然保留了当时的风格。药师寺东塔是原物。山田寺回廊7世纪建成后突然在地基上倒塌，1982年才作为文物被挖掘出土，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当时的建筑风格和技术。雕像作品有药师寺金堂药师三尊像、药师寺东院堂圣观音像、兴福寺佛头、法隆寺阿弥陀三尊像等。这些金铜像线条明晰，表情柔和，初唐风格明显。代表性绘画有法隆寺金堂壁画、高松塚古坟壁画等，前者吸取了印度石窟壁画和中国敦煌石窟壁画的技巧，虽然后者受高句丽古坟壁画的影响，但从画中人物的形态、服饰以及色彩、技巧来看，类似中国的永泰公主墓壁画，盛唐时期的风格很突出。

当时的文学作品有汉诗与和歌。白村江之战后，不少百济贵族和文人流亡日本，推动了汉诗的盛行，大友皇子、大津皇子创作了许多优秀的汉诗作品。和歌本来是流传在日本民间的歌谣，受汉诗的影响，发展成五音或七音的长短歌。天武天皇时开始用汉字表述日语的发音，最终形成了和歌这种艺术体裁。当时的作者以额田王、柿本人麻吕等皇族成员为主，但其作品不仅体现了中央集权制国家形成时期的社会状态，而且也体现了包括民众在内的氏族集团精神。当时没有文集保留下来，时人创作的汉诗与和歌大多收录在奈良时代编撰的《怀风藻》和《万叶集》中。

虽然天平文化取自圣武天皇在位时的天平年号（724-748），但在广义上指整个奈良时代（710-794）的文化。这一时期的文化深受盛唐文化的影响，并形成了包含佛教文化在内的贵族文化。这一文化首先体现在为树立天皇家族神圣权威而编撰国史上，712年，由太安万侣编撰的三卷本《古事记》成书。该书利用假名表记，以天皇家族为中心，记述了从神话时代到628年推古天皇去世的历史，内容多神话传说，例如天神伊奘诺及伊奘冉创造日本列岛，其女天照大神之孙迩迩芸神统治大地并得到镜、剑、玉三件神器，迩迩芸神之孙神武天皇从九州日向东征并于公元前660年在大和地区建国等等，但从中也可以看出日本民族最初形成时期的某些痕迹。

720年成书的30卷本《日本书纪》，由舍人亲王等人编撰，为汉文编年体史书，内容从神话时代一直到697年的持统天皇，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但仍需要分析性引用。官府修史一直持续到平安时代中期，共有六部用汉文撰写的历史书籍，即《续日本纪》《日本后纪》《续日本书纪》《续日本后纪》《日本文德天皇实录》及《日本三代实录》，包括《日本书纪》在内，统称《六国史》。另外在713年，朝廷命令诸国收集山川名称来源、乡土特产、古老传说等，并编撰成书，即汉文记载的地方志《风土记》，目前仅剩常陆（今茨城县）、出云、播磨、丰后（今大分县）、肥前（今佐贺县）五国的《风土记》，而且大多残缺不全。

在统治思想方面，天皇朝廷大力提倡儒学和佛教。例如在“大学”的课程中，有习《论语》《孝经》等经书的明经道、习律令的明法道、习汉文历史的纪传道等，另外，还教授阴阳、历法、天文、医学等学问。为让自己家族的子弟能够掌握更多的知识，大贵族建造附属“大学”的寄宿设施—“大学别曹”，例如藤原家族的“劝学院”、和气家族的“弘文院”、橘氏家族的“学馆院”、在原家族的“奖学院”等。学生住在其中，利用其藏书，同时在“大学”里接受教育。

佛教在国家保护下继续兴盛，圣武天皇在741年下诏建立国分寺，即每个“国”建立一个国家寺院，同时在743年下诏造大佛塑像，历经10年终于建成东大寺大佛。当时还有“七大寺”以及“南都六宗”之说，也就是建造药师、大安、元兴、兴福、东大、西大、法隆七个较大的寺院及三论、成实、法相、俱舍、华严、律六个佛教流派。但在奈良时代的初期，主张“若顺经典，能护国土，如违宪章，不利人民”的法相宗深得朝廷的支持，因而比较兴盛。754年，大唐和尚鉴真东渡日本以后，天皇朝廷赐田地、建寺院，予以支持，因而律宗在日本得到广泛传播。由于佛教的国家化，当时名声较大的僧侣既是宗教家、学者，又是地位较高的政治家，深受天皇的信任。

8世纪末到9世纪末的平安初期文化也称弘仁·贞观文化，“弘仁”是嵯峨天皇（809-823年在位）的年号，“贞观”是清河天皇（858-876年在位）的年号。虽然这一时期遣唐使基本停止，但文化仍深受大唐的影响，其特征是出现了与国家佛教不同的新佛教流派以及“神佛共祀”风俗，汉文学兴盛等。

著名僧侣最澄804年随遣唐使到唐朝，在天台山国清寺学密教，回日本后创天台宗，自建大乘戒坛，确立了延历寺在日本佛教界的中心地位。最澄的弟子圆仁、圆珍也先后到唐朝学习密教，回国后弘扬天台宗密教。另外一位著名僧侣空海亦在804年到唐朝习密教，回国创真言宗。天台宗、真言宗在祈祷国泰民安的同时，更主张驱灾求福的现实利益，因而吸引了包括皇族、贵族在内的众多信徒。另一方面，两派作为密教，均主张山中修行，因而其寺院据山形而建，留下的代表性建筑物有室生寺金堂、五重塔等，其中塑造的诸多佛像也大多带有神秘感。

密教追求现实利益以及在山中修行的主张与传统的神道教相吻合，结果推动了外来宗教与本地宗教的融合。因为以自然崇拜和祭祀氏族之神为中心的神道教大多坐落在远离人群的山中，为高大树木所环绕。尽管推古朝以来政府极力推崇佛教，但神道教仍然保存下来，随着佛教向民间的传播，将神佛同等看待的“神佛共祀”习俗逐渐流传开来。或在神社中建造寺院，或在寺院中祭祀守护神，或在神前诵经等。神像也多带有佛像的特征，代表作有药师寺的僧形八幡神像、神功皇后像等。

在文学艺术方面，奈良时代也较前一个时代出现了长足的进展。其中以假名写成的《万叶集》收集了759年以前的约4500首和歌，作者有天皇也有平民，包括关东的农民及服兵役的防人等。继白凤文化时期的额田王、柿本人麻吕之后，山上忆良、大伴家持为奈良时代的歌人代表，统称为四代歌人。奈良时代留下的代表性建筑物有东大寺法华堂、正仓院、唐招提寺等，代表性雕塑有东大寺法华堂执金刚神像等，代表性绘画有鸟毛立女屏风—树下美人图等，均具有盛唐文化影响的痕迹。特别是在收藏皇室宝物的正仓院中，来自大陆各国的物品充分显示了东西文化交流的结果。

唐朝书法深受贵族喜爱并得到模仿，嵯峨天皇、空海、橘逸势作为最有名的书法家，被称为“三笔”。唐朝宫廷礼仪也受到朝廷重视，嵯峨天皇时甚至编纂了以唐朝为标准的礼仪书《内里式》。由于政府官员多为擅长唐文化的文人、学者，而且宫廷时常举行咏汉诗的宴会，因而出现了许多优秀的汉诗集，如《凌云集》《文华秀丽集》《经国集》等，致使该时代在文学史上被称为“国风黑暗时代”。

国风文化

遣唐使停派，特别是在唐朝于907年灭亡后，日本逐渐形成在吸收、消化中国文化基础上的独特审美意识，并出现了体现其意识的假名文字、美术、生活及独特观念，因而被称为国风文化。即使如此，日本文化仍然继续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国风文化包括10-11世纪摄关政治时期的藤原文化，以及11世纪末至12世纪末院政时代的平安末期文化。

藤原文化仍然是以京城贵族为中心的文化，其特征包括外来宗教与本地宗教进一步融合、假名文字基础上的女性文学以及具有日本特色的艺术、建筑的流行等。

平安时代出现的“神佛共祀”习俗，此时进一步发展为“佛神合一”（即“本地垂迹说”）的意识，也就是用佛教释迦现身、普济众生的思想来解释日本历来崇拜的神灵，甚至将天照大神看作是大日如来之化身。不仅消除灾难的神道信仰与祈求冥福的佛教思想相结合，而且对亡灵作祟的担忧推动了神社的发展。当时著名的神社有北野神社、八坂神社、贺茂神社等。

另外也出现了以民间传播为社会基础的净土宗，与过去追求现世利益的佛教不同，净土宗主张逃脱今世的苦难，最终进入极乐净土。最初它由天台宗的圆仁从大陆传来，因不需特定的仪式或供奉，只要诚心念佛便可得救，从而获得信徒的欢迎。其后空也、源信、良忍及源空等僧人积极传播净土宗，特别是进入11世纪以后，频繁的自然灾害和社会混乱加重了人们对来世的追求意识，信徒由此增加很快，甚至吸纳了藤原道长等大贵族，并出现了《往生要集》《日本往生极乐记》《拾遗往生传》等宣扬净土宗的书籍。

尽管从5世纪开始日本人就利用汉字表述其发音，并出现了“万叶假名”，但假名字母到11世纪初才大体成型。当时贵族女性，特别是宫廷女性大多数没有接受过严格的汉文教育，而是利用草体假名，即平假名撰写书信、日记或歌词；僧侣用汉字的偏旁，即片假名记述佛经，平安中期以后逐渐统一成完善的语言体系。但是，当时的男性贵族依然利用汉文作为正式的书面语言，因而假名日记或文学大多由女性创造。即使第一部男性假名日记、即纪贯之的《土佐日记》也是以女性的名义撰写的。

女性文学发达的原因除女性最先使用平假名文字外，还有贵族社会的逐渐成熟使有闲文化女性增加、摄关家族的女性常以其文学修养获得天皇的宠幸等因素。其代表性作品有紫式部的《源氏物语》和《紫式部日记》、藤原道纲之母的《蜻蛉日记》、和泉式部的《和泉式日记》、清少纳言的日记《枕草子》、菅原孝标之女的《更级日记》等，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清少纳言的《枕草子》和紫式部的《紫式部日记》及其长篇小说《源氏物语》。两者均为宫中女官，却因分别服侍藤原道长的侄女和女儿而成为政敌，因为藤原道长将自己的女儿彰子嫁给一条天皇作妃，是希望击败同为一条天皇之皇后的侄女定子及其兄藤原伊周。她们的日记深刻记录了宫中浪漫多情与钩心斗角并存的生活。

但紫式部名扬中外却是因其长篇小说《源氏物语》。紫式部本姓藤原，因为父兄均任过“式部丞”一职，《源氏物语》中的女主角紫姬又被传诵一时，因而被称为紫式部。《源氏物语》的背景是藤原道长执政下的平安王朝贵族社会盛极而衰的转折时期，主人公源氏本是天皇桐壶与一爱嫔所生之子，长大后相貌堂堂，多才多艺，极受天皇宠爱。但源氏竟与皇妃藤壶私通，并生下一子。其后源氏凭着他的才情与特殊权势，狂热追逐女性。其异母兄长接任皇位后，源氏被逐山乡，但在源氏与藤壶的私生子冷泉天皇登基后，源氏东山再起，执掌朝廷，享尽荣华富贵。但其最后一位夫人与他人私通并生一子，万念俱灰的源氏出家，很快死去。小说艺术地再现了贵族内部尔虞我诈的权力斗争，揭露了贵族统治阶级的腐朽和罪恶及其必然崩溃的趋势，是日本从贵族社会向武家社会过渡的历史画卷。

除假名日记或文学之外，大量和歌集的出现也体现了国风文学的发展与兴盛。尽管在宫廷活动中汉诗仍占一定地位，但吟诵和歌逐渐成为时尚。从902年到1205年，共有《古今和歌集》等八部根据天皇或上皇敕令编纂的和歌集。另外，也出现了许多作者不详、民间故事体裁的“物语”小说，如描述竹生之女故事的《竹取物语》、用和歌讲述爱情故事的《伊势物语》以及《宇津保物语》《落漥物语》等。

在艺术方面，出现了利用中国画技巧描绘日本风景的“大和绘”，其作品大多绘制在屏风和卧具上。在建筑方面也出现了日本式的寺院，也就是以水池为中心、正面建造佛殿的建筑群，其代表为藤原赖通建造的平等院凤凰堂等。与此同时，贵族住宅也形成了称为“寝殿造”的宫殿式建筑风格，即在一公顷左右的土地上，建造以寝殿为中心的对称建筑物，以走廊相连，寝殿前方为水池、庭园、水阁。房间较少墙壁，大多用屏风和帏幛相隔，可以随时隔成适用的房间。

平安末期文化的特征是贵族文化融入了以武士、平民为中心的地方文化色彩。例如藤原明衡的《新猿乐记》、大江匡房的《傀儡子记》和《永长田乐记》均描绘了社会各阶层，特别是艺术界的状况。“田乐”“猿乐”等平民艺术也深受贵族的喜爱，后白河天皇甚至搜集编写了民间的流行歌谣，起名为《梁尘秘抄》。

在平安时代末期，物语文学也带有较多的民间或军事色彩，例如收集印度、中国、日本民间故事的《今昔物语集》，描述平将门之乱的《将门记》，描述陆奥地区前九年之战的《陆奥话记》等军旅物语。这些作品均描述了地方武士及平民的生活。另外还有叙述藤原家族等贵族盛衰的《荣华物语》《大镜》《今镜》等国文体历史书籍。

受净土宗末世思想的影响，同时作为文化从城市向地方乡村普及的象征，全国各地均建造了能够通往来世的阿弥陀堂，其中代表性的建筑有陆奥地区的中尊寺金色堂和白水阿弥陀堂、九州丰后的富贵寺大堂及其臼杵石佛等。

特别在绘画方面，不仅出现了类似连环画的“绘卷”，题材上也开始包括武士、平民的生活情形。其中著名的作品有描述京城平民生活的《年中行事绘卷》、描述宫廷贵族女性的《源氏物语绘卷》、描述应天门之变的《伴大纳言绘卷》、描述平民宗教信仰的《信贵山缘起绘卷》、描述平氏家族荣华富贵及其贵族生活的《平家纳经》、描述地方平民生活的《扇面古写经》等。除此之外，还有以动物形象讽刺贵族的《鸟兽戏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