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马查多兄弟
马查多兄弟在西班牙内战时期的立场与鲁迅先生和周作人有些近似：兄弟二人分别站在了敌对的双方。区别是，在我国是抗战，在西班牙是内战；在周氏兄弟，鲁迅先生是兄长，站在了人民一边，而周作人站在了日伪一边，在马查多兄弟，安东尼奥是弟弟，站在了共和国一边，而马努埃尔却站在了佛朗哥一边。在佛朗哥下台后，这一段公案使得马努埃尔·马查多有些被边缘化，这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至于他们对西班牙诗坛的贡献，人们还是做出了客观公正的评价。
1.安东尼奥·马查多
安东尼奥·马查多（1875—1939）于1875年7月26日出生在安达卢西亚首府塞维利亚的一个书香门第，并在那里度过了自己的童年。他的祖父是一位德高望重的知识分子，1882年受聘为马德里中央大学教授。同年，他便随全家迁往首都，从此再没回来。他的父亲安东尼奥·马查多·伊·阿尔瓦雷斯是著名的民俗学家。他的家庭具有明显的自由主义思想倾向。他在首都“自由教育学校”学习期间，受到良好的教育。
1899年，他与其兄马努埃尔同游巴黎，熟悉了19世纪下半叶法国盛行的新文学流派——帕尔纳斯派和象征主义，并见到了拉丁美洲现代主义大师鲁文·达里奥，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有尼加拉瓜诗人写给他的诗作《安东尼奥·马查多》为证：
返回马德里后，他结识了乌纳穆诺、巴列因克兰、胡安·拉蒙·希梅内斯等主张文学革新的诗人和作家，并开始在重要的杂志发表诗作。这个时期的马查多过着居无定所的生活。1907年，他被派往远离马德里的卡斯蒂利亚小镇索里亚去中学教法语。两年后，他与十五岁的女孩莱奥诺尔·伊斯奎尔多结婚。婚后得到广学会资助，携妻子赴巴黎一年，进修法语。在那里，他积极参加哲学家亨利·伯格森的讲座。但好景不长，1911年7月，莱奥诺尔患上肺结核，并在回到小镇后不久的1912年8月1日去世。经历一段时间的悲痛与消沉后，他又回到了安达卢西亚，在哈恩的巴埃萨中学任教，直至1919年。后来转到马德里附近的塞戈维亚中学任教，参与创建“人民大学”，使其成为劳动人民和普通群众接受免费教育的文化中心。1927年他入选西班牙皇家语言学院院士，一年之后结识了女诗人碧拉尔·德·瓦尔德拉马，并与之保持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感情。她便是诗人作品中的吉奥马尔——他诸多灵感的源泉。
1931年4月14日，他参加了在塞戈维亚举行的第二共和国开国大典，不久以后转到马德里的一所中学。内战期间他坚决支持共和国，1936年11月携家迁居巴伦西亚。1939年1月他与母亲一起流亡，一个月后两人在法国南部小镇科里奥尔相继去世（马查多死于2月22日，先于其母3日）。
马查多最突出的人格特征是勤奋而又善良、鄙视虚名、淡化服饰（他曾说过自己“邋里邋遢”）、忍耐困境、深刻内省，强调对话和容忍是共存的理想手段，维护人的自由和尊严（“人最高的价值莫过于本身为人”）。对上帝或生命意义的寻求是他早期诗作的重点。这使他对所处的时代越来越感到困惑并充满怀疑，这也是“九八年一代”作家的共性之一。
安东尼奥·马查多前期创作的灵感主要来源于大地、天空、河流、山脉、对亲人的怀念和对祖国的热爱。尤其是对卡斯蒂利亚自然风光的描写，更是出神入化，情景交融，感人至深。后期创作转向对哲理的探索与挖掘和对人生的体会与感悟。
马查多的第一部诗集《孤寂》出版于1903年，1907年修订再版，更名为《孤寂、长廊及其他》。他本人曾表达向注重内心情感的现代主义靠拢的倾向：“在我看来，诗意并不在于词语的音韵、色彩、行列或感官情结；而是心灵深沉的搏动：写什么，应是心灵所致，或曰说什么，要用自己的声音，生动地回答对世界的感触。我甚至想，人在专注地聆听自己内心深处的独白时，可以不经意地发现一些美妙的话语；同样的，人在自我解剖时，会隐约察觉到自己情感中的蕴藏是何等的丰富。”书中不乏童年记忆和景色描写，如下面这首小诗：
马查多的早期创作深受鲁文·达里奥的影响，具有明显的现代主义特征。尽管如此，马查多并非亦步亦趋地追随那位伟大的尼加拉瓜诗人。在1917年的出版序言中，他这样写道：“我非常欣赏《世俗的圣歌》的作者，因为他在形式上和感觉上是无与伦比的大师”，但是“我要努力走自己的路”。他的目的不仅仅是要达到一种感官上的颤动，而且要试图触动人的心弦，找到一种“内心感觉的普遍性”。马查多将自己的前半生定义为一个“表诉衷情的诗人”。《孤寂、长廊及其他》中就不乏表诉衷情的成分。仅凭这一点，就与“远离现实”“臆造完美”的现代主义有了很大的区别。马查多梦想的世界是心中真实的追求，具有普遍性和永恒性。而他的现代主义前辈们，则是用华丽的色彩和典雅的词句描摹一个不真实的世界。
在这部诗集中，马查多深刻地揭示了自己的内心世界：忧愁、悲伤、焦虑、痛苦。痛苦有时会化作希望，但这希望却往往“在虚无缥缈间”[6]。因此，他在诗中常常与自然景物如泉水、夜晚或黎明对话，或者用一些具有象征意义的事物如道路、镜子、水车、墓穴、迷宫、蜂巢来表现深刻、隐蔽的现实，用生机勃勃的大自然投射出自己的精神追求和内心世界。
在《幽默，幻影，笔记》的第十四首中，他情绪激昂地写道：
在诗人“美妙的幻想”中，出现了三个善的象征——泉水、蜂巢和燃烧的太阳。原来它们就是上帝，在梦中向他靠近，把他从“长久的苦恼”中解救出来。
有时在他的诗作里，梦就像是一种自我分析，而诗则是通过这种自我剖析获得的感悟和启迪。在《长廊》的《导言》中马查多写道：
尽管在大部分的诗中没有言明，他的忧伤和痛苦通常都是感叹青春易老、生死无常、爱恋不在，或者是失去上帝抑或某种精神支柱的空虚，以及周遭世界的荒唐嘴脸。
马查多的第二部诗集是《卡斯蒂利亚的田野》，1912年问世，五年后再版，增添了妻子去世后他在巴埃萨的更多诗作。
他的风格虽不能说有了根本性的转变，但已不再像以往那样展现个人问题，表现得比《孤寂》更有客观性。外部世界、周围人物、卡斯蒂利亚的历史和社会现象都深深地吸引着他，大自然已不再是精神的简单寄托，而变成了一个真实的存在。
他改变的原因，首先是开始相信诗人不应自私地孤芳自赏，他们有义务去反映所处时代的历史进程；诗歌实际上是诗人为了捕捉到事物本质和时代流变而与之进行的对话。其次，他的转型还要归功于卡斯蒂利亚的原野把他从一味的内心思考中解放出来；而结识莱奥诺尔更是结束了无爱的苦闷，从而荡涤了《孤寂》中存在的焦虑颓丧之气。
在这本风格更加混杂的《卡斯蒂利亚的田野》中，诗人的灵感主要来自对卡斯蒂利亚田野批判而有富有诗意的视角。诗人对卡斯蒂利亚乃至于整个西班牙的过去、现在和将来进行了一系列的反思。他没有大肆渲染卡斯蒂利亚在经济和军事上曾经辉煌的成就，而是着重表现各种人为因素——欠工业化、强制移民、统治者和思想家的妥协主义——所导致的西班牙乡村的贫困、落后与腐朽。就这样，尽管相对稍晚，马查多还是应和了“九八年一代”作家的主张。在巴埃萨居住期间，他渐渐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创作一种通俗的、大众的、与19世纪个人主义决裂的诗歌”。
在这些批判性的思考中，不乏对人类整体生活的实录，在他日益激越和诗化的视角中留下了印记。在风景中的投射使他突出了这块土地上更能激起他的共鸣的事物。在《在杜埃罗河畔》中，他这样写道：
诗人笔下的此情此景，活脱脱一幅当时西班牙的缩影；诗人心中的所思所想，正是“九八年一代”作家的感受与焦虑。如果说在诗的气势与节奏上，这首诗与现代主义晚期的“新世界主义”（诸如达里奥的《致罗斯福》和乔卡诺的《美洲魂》）还有某些近似之处的话，它与现代主义诗歌的主体已完全没有可比性了。
在长篇谣曲《阿尔瓦·冈萨莱斯的土地》中，马查多思考了人性的残酷和妒忌带来的恶果。该诗描写了两个急于得到遗产的不肖子弑父并将其埋在索里亚黑湖的故事，最后，神奇而公正的自然力量惩罚了逆子。
本书收集了相当多关于他妻子染疾和过世的诗篇，其中大部分作于巴埃萨。像在《孤寂》中一样，诗人重又剖析自我，以很强的节制和张力，展现内心的痛苦。他曾在写给乌纳穆诺的信中表露其丧妻之痛：“她的离去让我撕心裂肺。她是天使般的生灵，却被死神无情地召唤。我简直是崇拜着她……真爱之上更是悲悯，我宁愿死一千次也不愿看她离去，宁愿以死一千次来换回她的生命！”请看下面这几首选自《索里亚的田野》中的短诗：
从来悲剧更动人。这样发自心灵深处的情诗在现代主义诗歌中是很难找到的。
初到巴埃萨，诗人仍放不下对索里亚那些苦涩却又难以割舍的回忆，对自己的故土安达卢西亚反倒难以融合。尽管如此，眼前悲惨的社会现实还是逐渐激起了他批判、思辨的精神。1913年他在给乌纳穆诺的信中说：“您知道我为什么深爱着索里亚，我同样有足够的理由拥抱这块哺育我的土地，然而我总觉得杜埃罗河上游那贫瘠地区人们的灵魂更高尚，无论好坏，那些人的层次都更高。这个被称作‘安达卢西亚的萨拉曼卡’的巴埃萨小城，有一所高中、一个神学班、一个艺术学校、几所中学，识字的人不到百分之三十，书店里尽是明信片、祈祷书、神学和黄色小报。这是哈恩最富庶的地方，城里却充斥着乞丐和破产的赌徒……人们也谈政治，所有人都是保守党。总之一群空虚的、完全被教会毒害的乌合之众……此外，乡下的人们吃苦耐劳，或者在极端困苦的条件下移民，但这几乎与自杀别无二致。”这一切都加深了马查多对西班牙未来走向的质疑，并且用冷眼旁观的讽刺态度描绘堕落的现实。请看题为《一日之诗》的结尾：
这首诗作于巴埃萨，诗人的郁闷与无奈跃然纸上。在这本诗集中有一系列的《箴言与歌谣》，由一些零散的哲学、文学、社会、政治以及道德思考组成。其中有一首广为人知：
读到这首诗，尤其是“地上本无路，路是人走出”，不禁令人想起鲁迅先生的小说《故乡》。先生在小说的末尾写道：“我想：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两位文坛巨匠的思想何其相似！在西班牙，这两行诗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北京塞万提学院建院后，将其图书馆命名为安东尼奥·马查多图书馆，并请北京大学资深教授赵宝煦先生用篆书书写了这两句诗，作为馆藏格言，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书中收录了诗人的十四首献给与其志同道合的作家和思想家以及那些被他尊为师长的人们的赞歌。其中献给鲁文·达里奥的就有两首，其中一首是《悼鲁文·达里奥》：
在诗集中，还有一首诗人为自己描绘的《肖像》，是评论家们经常引用的。这是马查多为自己的人生经历和创作理念做的总结：
《新歌》是马查多的最后一本诗集，出版于1924年。当时以胡安·拉蒙·希梅内斯为代表的先锋派为西班牙诗歌带来了具有实质性改变的新风，但马查多依然忠于他一贯的追求，将情感与理智、抒情与写景融为一体。《新歌》中有些诗歌让人联想到《卡斯蒂利亚的田野》，其中也包括对安达卢西亚乡村的描绘、对自己的反思、童年回忆和献给朋友的应景之作。在表达自己爱的苦恼时，马查多隐约透露了一些不为人知的私情，尽管他反复强调莱奥诺尔是他此生唯一的至爱，但对别的女性的激情似乎冲淡了对亡妻的回忆。书中也有一系列重要的《箴言与歌谣》，或深刻，或幽默，或平淡，或神秘，都是作者的人生感悟和哲学思考。如：
在这些关于哲学的诗作中，马查多宣扬寻求绝对而非主观真理的必要性，反对任何极端主义，鼓励对人坦诚相待并捍卫文学的简洁。此后，马查多没有再出版过任何一本新诗集，然而在相继面世的几版《诗歌全集》（1928、1933和1936）中出现了一些新的作品，其中最突出的是由诗歌和散文组成的《伪歌者集》。这个诗文集表现了他日渐加深的哲学倾向。这本诗文集取材于作者的阅读和亲身经历。他杜撰了两位塞维利亚哲学家阿贝尔·马丁和胡安·德·马伊瑞纳，借他们之口来表现现实与虚幻、记忆与遗忘、诗歌与哲学、创造与无为的矛盾。书中还有献给碧拉尔·德·瓦尔德拉马（吉奥马尔）的充满激情的诗，人们当然不会把它们归于任何伪歌者。
值得一提的是，在西班牙内战期间（1936—1939），马查多以时事要闻为题材写了不少诗。他赞扬了苏联和墨西哥，两国均向共和国提供了支持和援助。另外题为《伤童之逝》和《罪行发生在格拉纳达》的两首诗尤为突出，后者是献给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卡的。
安东尼奥·马查多，诗如其人：平易中见深邃，朴实中见真情。正如《肖像》中所说，他的诗句从平静的泉水涌出，尽管他的“血管里有雅各宾派的血在流淌”。他从不赶时髦、追时尚，而是一步一个脚印地走自己的路。诗人的语言简洁、明快，没有精心的雕琢和多余的夸饰，更显字字珠玑和大家风范。诗人自己说，他的诗“既不是坚硬永恒的大理石，也不是音乐和画卷，而是刻在时间上的语言”。
2.马努埃尔·马查多
马努埃尔·马查多（1874—1947）比安东尼奥·马查多大不到一岁。他的童年也是在塞维利亚度过的。当祖父去中央大学任教时，举家迁往马德里。1895至1897年间，他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塞维利亚的外祖母家中度过的。1897年，他毕业于塞维利亚大学，此前已发表过诗歌和散文。1893年，马查多兄弟合作，用“塔布兰特·德·里卡蒙特”的笔名，在恩里克·帕拉达斯主办的《漫画》杂志上发表文章。马努埃尔单独发表的诗文，有时用真名，有时用笔名“波里亚”（Polilla）。在1894和1895年，他先后发表了诗集《痛苦与快乐》和《等等》，二者都是与恩里克·帕拉达斯分别署名、合作发表的。受巴黎浪漫的艺术氛围吸引，他于1899年初至1900年底前往法国首都，在那里见到了鲁文·达里奥、阿马多·内尔沃等西班牙语美洲的现代主义诗人。1902年，他重返巴黎。他对这座城市情有独钟。他曾说：“每个有灵魂的人都有两个祖国：故土和巴黎。”20世纪初，他开始以诗歌和散文与当时重要的刊物合作，很快便成了新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1902年，《灵魂集》的发表，使他成了西班牙现代主义的先驱。此后，他又发表了《随心所欲》（1905）、《民族节日》（1906）、《博物馆》《歌谣集》（1907）、《恶劣之诗》（1909）、《战利品》（1910）、《阿波罗》（1911）、《深歌》（1912）、《歌与献辞》（1915）、《塞维利亚和其他的诗》（1918）、《死亡的艺术》（1921）、《凤凰集》（1936）、《黄金时刻》（1938）、《韵之韵》（1943）。
1910年，他与表妹欧拉利娅·卡萨雷斯结婚，生活在马德里，经常为报刊撰稿，主要是做戏剧评论。在此期间，他曾就职于国家图书馆和马德里市图书馆，并利用职务所能获取的资源，对西班牙文学尤其是古典作家进行了深刻的研究，并与其弟合作，创作了《幸运姑娘的不幸》（1926）、《胡安·德·马尼亚拉》（1927）、《夹竹桃》（1928）、《劳拉去码头》（1929）、《费尔南达表妹》（1931）、《公爵夫人贝娜梅吉》（1932）和《人在战争中死去》（1940，时其弟已故）等剧作。1936年7月18日，他留在佛朗哥军队占领下的布尔戈斯。内战结束后，他才回到马德里，1938年被选为皇家语言学院院士，1947年1月19日在马德里病逝。
在共和国建立（1931）时，马努埃尔·马查多还怀着某种兴奋的心情，为此创作了一首新的国歌。后来发生的一系列政治事件使他的态度有所改变。1934年，他由于右倾观点被逐出了《自由》杂志。内战前夕，他和妻子去布尔戈斯看望妻子的一个姐妹，赶上军队叛乱，无法返回首都。从此，他便开始了为佛朗哥政权服务的不光彩的政治生涯。
1938年1月5日，内战即将结束，法西斯已经准备欢庆自己的胜利，马努埃尔·马查多被选为皇家学院院士，当局迫不及待地希望他尽早宣读自己的就职演说。同年的2月19日，就职典礼在圣塞巴斯蒂安的圣特尔莫宫殿举行。在拥挤不堪的听众面前，马努埃尔·马查多宣读了他简短的学术含量不高的就职演说：《半诗歌与可能性》。在阐明演说的题目时，马努埃尔说：
诗人称自己的诗歌为“半诗歌”，称自己的“现实”为“可能性”。从演说的内容和语气不难看出，院士的头衔并未给他带来成就感与幸福感，而是显得勉强和违心。在马努埃尔的心目中，与其说在和歌德相比，不如说在和自己的弟弟安东尼奥相比，他只是“半个诗人”。退一步讲，即便是作为人，他也不是个顶天立地、敢作敢为的人，从某种意义上说，却是随波逐流、得过且过。因此，在被选为院士的时候，他想起了弟弟赞美圣栎树的诗句：
尽管这个演说篇幅很短，尽管其内容主要是对自己诗歌的评述，但他毕竟为法西斯唱了赞歌，朗诵了题为《弗朗西斯科·佛朗哥》的十四行诗。这个不光彩的烙印是永远也抹不掉的。这与安东尼奥·马查多和乌纳穆诺对法西斯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正是马努埃尔·马查多被边缘化的根本原因，也警示后人牢记：方向比努力重要，方向是由思想决定的。
在指出马努埃尔·马查多问题的同时，我们不妨对他的诗歌创作做个客观的评介。与其他“九八年一代”的诗人相比，马努埃尔·马查多的诗歌有几个突出的特点：
一、马努埃尔·马查多在19世纪末（1894—1899）创作的诗歌，主要受浪漫派诗人贝克尔以及民间歌谣的影响。自20世纪以来，马努埃尔·马查多是“九八年一代”诗人中受现代主义影响最深的。其实，与其说他受现代主义的影响，还不如说他是受法国象征主义和帕尔纳斯派的影响。这两个诗歌流派是构成现代主义诗歌的基本元素。前面已经说过，马努埃尔对巴黎情有独钟，他曾自称自己是“半个吉卜赛人，半个巴黎人”，他的个人气质与鲁文·达里奥颇为相似，他们都奉魏尔兰为自己的导师。《灵魂集》和《随想集》都具有鲜明的象征主义的特征。诗人用具有象征意义的具体事物揭示“死亡”“爱情”“孤独”等抽象的内心感受，公园、傍晚、夜色是诗人反复运用的词语。在《灵魂集》的开篇之作《夹竹桃》中，他以缺乏意志的种族自比，表现了颓废派和流浪文人的处世哲学：
在马努埃尔·马查多的诗作中，也不乏严肃的题材，这主要是缅怀历史名人的作品。在《卡斯蒂利亚》一诗中，他通过一个九岁女孩儿天真无邪的一席话，便将国王的淫威、熙德的悲壮和人民的恐惧表现得淋漓尽致：
二、安达卢西亚情节，几乎贯穿了他一生的诗歌创作。这一点与他的兄弟是截然不同的。安东尼奥·马查多虽然后来居住在安达卢西亚，但念念不忘的却是索里亚。而对家乡的眷恋，尤其是对为弗拉门戈舞蹈伴唱的“深歌”，却始终是马努埃尔·马查多热衷和偏爱的题材之一。《痛苦与快乐》《深歌》《塞维利亚和其他的诗》都是这样的作品。《凤凰集》中的短诗《安达卢西亚之歌》更集中地体现了诗人的安达卢西亚情节：
这首短诗看起来很平常，是几个地名串联起来的，但熟悉安达卢西亚的人一看便知，诗人抓住了安达卢西亚最具代表性的几个地方，而且画龙点睛般地指出了当地的特征。加的斯是南部的海滨城市，阳光明媚；格拉纳达曾为罗马人占领，后又成为摩尔人最后的堡垒，盘踞在山上的阿尔罕布拉宫巍峨壮观，从雪山留下的达乌罗河到了城区之后，就成了地下的暗河；科尔多瓦有著名的大清真寺和古罗马大桥，令人叹为观止；马拉加的吉卜赛人高唱弗拉门戈；阿尔梅里亚的海滩金光耀眼；海恩漫山遍野油橄榄，绿叶的背面闪着银灰的颜色；当年哥伦布的三条帆船从维尔瓦的码头起航；塞维利亚是安达卢西亚的首府，对西班牙人来说，就无需多说了。
三、“放浪形骸”的题材入诗。在《恶劣之诗》《死亡的艺术》和《凤凰集》中都不乏这类作品。显然，《恶劣之诗》并非真的“恶劣”，不过是诗人的一种自嘲与反讽，它恰恰是马努埃尔·马查多最好的诗作之一。这部诗集的名字与法国象征主义先驱波德莱尔的《恶之花》有些类似，而且两部诗集都是在作者三十五岁时出版的。在这部诗集中，既可以看到贝克尔也可以看到魏尔兰的影子；既有凝重的情怀又有轻柔的韵调，既有明媚又有朦胧，既近在咫尺又远在天涯。在这部诗集中，有一首题为《家庭维纳斯》的诗，说不定写的就是诗人的妻子，将一位美丽、善良、芬芳的睡美人描绘得活灵活现：
在这部诗集里，也有一些鼓吹在无可奈何的现实面前及时行乐、得过且过的作品，如下面这首《现时的歌》：
马努埃尔·马查多既不是“苦吟”的诗人，也不是多产的诗人。如他自己所说，令他疲倦的不是“写的少”，而是“放弃的多”。他写的是潜意识里的东西，是在半清醒的状态下进行创作的。他的诗作良莠不齐，但不乏精美的外形与丰富的内涵相结合、民族性与世界性相交融、现代性与民间性相渗透的作品。对马努埃尔·马查多其人其诗，还有待于我们进一步做全面、深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