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裁者的法宝

凡是想成就一番大事的人，无不渴望权力，渴望拥有不受限制的绝对权力。道理很简单，成大事，需用众力。每个人皆有自己的思想和利益，不可能自发自愿地朝着同一个方向努力。若用众力，可以感召，可以利诱，可以欺诈，可以强迫，但要把自己的意志和远见持久地强加于别人，并使众人长期持久地为之尽力，最终需要的是权力，是可以合法命令众人的权力。这种近乎绝对的、不受限制的终极权力，可以被视为独裁或专制的权力。

独裁权力有利于促成众力向某个方向交合，有利于实现资源的快速积聚，有利于增强实现重大目标和完成大型任务的可行性和实施效率。但独裁权力的使用往往是以下属的人格尊严、主动性、独立思想和某些权力的丧失为代价的。因此，独裁和专断现象通常深受人们怨恨。怨恨之余，也带来某些思考：独裁权力的实际存在同时也说明了它能够满足某种需求；而为了满足这些需求，人们可以容忍这种独裁权力的存在和应用。

处处受到制衡的权力，几乎不可能取得里程碑式的辉煌成就；而不受限制的独裁权力，往往在辉煌过后毁灭独裁者自己。所以说，帮助专制者成事的是独裁权力；埋葬专制者英名的还是独裁权力。没权力成不了事儿，有了权力也是个事儿。经过专制权力洗礼的独裁者，很难清楚地意识到，大家之所以容忍他的专制，并不是（或者不仅仅是）因为他的人格魅力，而是因为他带领大家创造的优秀业绩。而当独裁者的业绩持久地低于人们愿意为之忍受独裁专制的地步时，独裁者的专制和独裁便显得令人生厌和荒唐滑稽。

在现代社会，交响乐团的音乐总监（身兼行政首脑和首席指挥的艺术家）曾经被公认为是最具有专制权力的人士。相对于那些被民众选出的有限任期的官员政客们，音乐总监可以终身任职。相对于那些掌管亿万元资产的企业老总们，音乐总监不仅独掌人事、行政、艺术、财务所有大权，而且不用担心每个季度的财务报表和华尔街如何反应。无怪乎，指挥界是独裁者辈出的领域。

卡拉扬刚出道时曾经扬言：“我要成为一个专制者！”他认为，要在任何一个乐团或歌剧院有所成就，一个指挥需要至少十年的时间，不受干扰地按照自己的意图工作。凭借自己的艺术才华和至高无上的权力，卡拉扬使柏林爱乐乐团的演奏达到至臻完美的境界，傲立于世界交响乐团之林。虽然某些音乐评论家并不欣赏乐团在卡拉扬时代的声音或卡拉扬对某些作品的演绎，但连卡拉扬的反对者们也不得不承认他对乐团演奏水准的提升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关于这位“欧洲乐坛总指挥”，曾经有这样的传言：卡拉扬有一次刚踏上一辆出租车，司机问道：“先生去哪里？”卡拉扬傲慢地回答：“首先，你应该称呼我大师（Maestro）而不是先生。其次，上哪儿都无所谓，任何一个方向都有需要我指挥的乐团。”真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托斯卡尼尼曾经被赞誉为艺术家中反法西斯的典范。其实，理由很简单，托斯卡尼尼之所以反法西斯，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墨索里尼政府对社会生活的全面独裁管制干涉和耽误了托斯卡尼尼在音乐界的独裁，权力之争而已。真正的艺术家视艺术如生命，往往固执己见，很难容忍他人干预，即便是同行，也是如此。艺术上争执的解决，最后靠的很可能还是专制权力。某位当红的女高音，曾经因为在排练中几次被托斯卡尼尼叫停并纠正而抱怨说：“大师先生，我也是个明星，您就不能对我尊重点吗？”托斯卡尼尼回答说：“小姐，不错，你是明星，我是太阳。当太阳出来的时候，是看不到明星的。”作为当时指挥界的巅峰人物，托氏对贝多芬和威尔第等人作品的诠释曾被奉为瑰宝，而他的霸气，比起后来的卡拉扬，应该说是毫不逊色。

身兼指挥家、作曲家和钢琴家于一身的伯恩斯坦更是在冲突中唯我独尊，不留情面。在为录制《西区故事》进行排练时，后来成为三大男高音组合之一的卡雷拉斯，对男主人公的某段唱老是找不着感觉，因而猜疑是否该乐段有误或者伯恩斯坦建议的处理方法不妥。伯恩斯坦毫不让步，固执地说，照我的方法唱，肯定没问题，我写的曲子我还不知道吗？再次排练，卡雷拉斯还是不能如其所愿，伯恩斯坦干脆停了乐队休息，把已经是大明星的卡雷拉斯晾到一旁。在与钢琴家古尔德合作贝多芬某个钢琴协奏曲时，乐队指挥伯恩斯坦与古尔德对乐队伴奏某些段落的速度有严重分歧。结果，虽然伯恩斯坦作出让步，他却坚持在节目单中明确写出他与钢琴家的分歧，并声明所有影响艺术效果的责任由钢琴家自负。

从艺术界的几个独裁案例，我们至少可以看出一个共同的特点。这些艺术组织的领军人物都是业界专家，技艺超群，才华出众。否则，他们便难以服众。一个庸才是很难会在这种职业化程度非常高、技术要求非常强的环境中生存下去的，更不用说成为独裁者、获得专制权力了。这种独裁专制恰恰是技术精英掌权的典范。它保证了艺术生产的方向性、特色性、连续性和稳定性。这些组织也由于精英的独裁专制而具有各自的特色。

俗话说，艺高人胆大，才高脾气大。有本事的人脾气大一些，做事专制一些，虽然遭人反感、厌恶、恐惧、躲避甚至憎恨，但如果造成的结果是大家水平的提高、业绩的优良，下属们可能也不得不忍气吞声、听之任之。一般而言，对于要求上进的职业人士，大家可能宁肯在一个能学到本事的严厉老板那里受气，也不愿到一个温柔的庸才那里浪费时光而又不好意思辞别。当然，真正有本事的人总是可以另谋高就，或到更令人赏心悦目的组织中去寻找自尊，或到另外一个独裁者那里再讨没趣。或者自己扎摊子，自娱自乐；或者自己当独裁者，施展权力。一个人如果没处可躲，无处可去，最好少怨别人，多怪自己。

当年美国某乐团首席与某著名指挥在一次排练中对某个小提琴乐段的处理上有分歧，被指挥多次批评。该首席最终按指挥的意思拉了一遍，并问指挥：“大师，您对我这次的演奏满意吗？”指挥说：“棒极了！”首席说：“太好了，不过遗憾的是，这也是您最后一次听我这样拉。”这位愤然告辞的小提琴家马上到纽约爱乐乐团做首席去了。可谓能人之外有能人。独裁者也只能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发号施令、耀武扬威。

当年福特公司某位员工要对老福特本人亲自设计并自认完美的T型车进行改进。以独裁专制和固执己见著称的老福特闻听后当场解雇该员工，并派人到该员工的办公室把他的办公桌砍成碎片，以警示他人。福特作为汽车制造业的先行者，首次使用现代生产线作业，并对组织设计和薪酬体系等管理领域贡献良多。作为生产专家和技术大拿，他的T型车代表当时的产业标准。谁敢跟他叫板呢？

显而易见，独裁者赖以生存的两大法宝，一个是才能出众，一个是业绩优良。才能不出众，很难成为独裁；业绩不优秀，很难持久独裁。

也就是说，没有令人折服的才能，一个人很难得到巨大的权力去实施独裁。而一旦独裁者不能提高或保持所领导的组织的业绩的话，他的权力基础就会逐渐丧失，他的行为合法性日益遭到质疑，他原来的支持者也会改变态度，他的同盟也会若即若离，最后的结果必定是众人群起而弃之。

不仅音乐界如此，企业界的独裁者们也不例外。业绩不行，再耍大牌、搞独裁，早已是岌岌可危、大势已去。老年后越发固执的爱迪生，最终失去了对他创办的企业（通用电气）的领导权。福特公司在被通用汽车公司赶超以后，老福特也不如往日神气。迈克尔·埃斯纳主掌迪士尼20年，大权独揽，长期拒绝明确任命第二把手。业绩好的时候，他被奉为神圣，大受追捧；如今数年业绩走低，他那独断专制的权力和做派，同他令人震惊的高额工资一样，不断受到股东和曾经支持者的否定和唾弃。其独裁生涯可谓日薄西山、奄奄一息。

执掌通用电气20年的杰克·韦尔奇曾经创造骄人业绩。虽然很少有人把他明确地归结为独裁管理者，但试想，他曾经拥有怎样巨大的、按照自己意志行事的权力？如果有个二把手天天掣肘扯皮，韦尔奇也可能寸步难移。好在是韦尔奇时代，通用电气持续实现优良业绩，他有足够的权力去发挥自己的想象和通用电气的潜力，从胜利走向胜利。更令人称道的是韦尔奇知道功成身退，顺利过渡交权，从而保全了一世英名。

与埃斯纳等众多独裁专制者相比，韦尔奇在培养下属方面无疑颇有建树。然而，韦尔奇最值得借鉴的，恐怕还是他有幸避免了独裁专制者通常的下场，那就是该下场还不下场，最后难以收场。廉颇老矣，尚能饭否？到了“顷之三遗矢”的地步，就悔之晚矣。

当然，另外一种难堪，可能是专制了一场，但并没有实现可观的业绩，而不得不提早收场。以作风泼辣、决策果敢、信念坚定、极负权力著称的卡莉·菲奥莉娜，在惠普业绩连续下滑的当口，也免不了惨遭解职的厄运。对她而言，不幸的是，她并没有得到卡拉扬所说的十年做事的机会。

如此看来，相对于古典音乐界来说，在商界是难以把独裁进行到底的。也许，这也更加从另一个侧面强调说明，才能出众和业绩优良，是独裁者不可或缺的两大法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