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十四行体中国化的途径分析
一种文学样式的跨语系移植，一般都要经过以下三个转借环节：原样式拿来、中介物沟通和新样式诞生。就十四行体移植中国来说，原样式拿来就是接受西方的十四行体形式。中国近代以来，在面向世界开放的思潮鼓动下，一批文人跨出国门，接触了西方的现代文明，同时也对十四行体产生了兴趣。虽然原样式拿来后也可以模仿创作，但由于深谙西方语言和诗律者毕竟不多，因此要使十四行体真正移植中国，还需要借助中介物沟通，这就是理论介绍和创作翻译。当然，最初直接的模仿创作可能粗糙，但却同样起着转借中介的作用。正是依靠这种中介，更多诗人熟知十四行体，并开始了新一轮的转借工作，包括模仿创作、扬弃改造、探索新格，从而写出精品，使十四行体输入中国成为现实。由此可见，转借的三个环节就其移植而言存在四条途径，即原作传播、理论介绍、作品翻译和新诗创作。
理论介绍。在汉语十四行诗史上，有一批专题论文在十四行体移植中国过程中起着中介作用。这些诗论从理论上探讨诸多问题，如十四行体移植中国的可能性、十四行体移植中国的方法论、十四行体的基本形式规范、十四行体中国化的进程等。谭桂林的《论现代诗学中十四行体式的理论建构》，具体探讨了十四行体移植到中国的理论建构问题，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引进十四行诗的必要性问题，包括怀疑论、反对论和赞成论三种，应该肯定的是大多数诗人持的是赞成态度。二是引进十四行体所依托的基本理由，主要是十四行体最适宜于表达盘旋的情绪，是天然的抒情诗式；十四行体是最适宜于表达沉思的诗体，可以把无形诗情和诗思凝结成精美形体；十四行体与中国传统诗体存在相通之处，因而容易为中国诗人接受。三是对十四行体中国化的评价，存在着怀疑和赞成两种态度。围绕着以上三个理论问题，在百年十四行体中国化的历程中有着大量的理论成果发表，而现代诗学中关于十四行诗的核心话题是十四行诗的中国化，汉语本位乃是现代中国诗学关于十四行体中国化问题的基本思路。[17]十四行体中国化的理论构成了中国现代诗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品翻译。“译诗，比诸外国诗原文，对一国的诗创作，影响更大，中外皆然。”[18]中国十四行体的进化和多种变体，都与翻译有关。我国的诗歌翻译恰如朱自清所说：“译诗对于原作是翻译；但对于译成的语言，它既然可以增富意境，就算得一种创作。况且不但意境，它还可以给我们新的语感，新的诗体，新的句式，新的隐喻。就具体的译诗本身而论，它确可以算是创作。”[19]翻译是中国诗人移植十四行体的重要途径，而且伴随其整个中国化过程。据学者考证，我国汉译英诗最早的作品恰巧是英语的十四行诗。这就是1854年由传教士麦都思翻译的弥尔顿的十四行诗《论失明》，载于英传教士麦都思、奚礼尔、理雅各编辑的中文刊物《遐迩贯珍》第9号，在香港出版。[20]翻译对十四行体中国化进程的贡献，一是那些学贯中西、深谙西律的诗人，在翻译的同时模仿创作，一般都将原作的精神和格律表达无遗，起着移植的示范作用。二是一些诗人读了译诗，倾慕诗的意境、诗的语言、诗的表达、诗的句式、诗的格律，从而开始模仿创作。三是一些诗人寻找新诗体式而注目十四行体，通过借鉴译作来写汉语十四行诗。后两种诗人的阅读和创作，同样对汉语十四行诗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新诗创作。创作是十四行体移植中国最重要的工作。我国数百位诗人公开发表数以万计的汉语十四行诗，世界十四行诗人创造的各种样式中国诗人都有创作。意体、英体、法体、德体、俄体和现代十四行体，我国诗人都拿出了自己的模仿作品。其贡献一是以创作的实绩来证明十四行体移植的可能性。十四行体移植我国后，对它的怀疑始终存在，创作者很少正面反驳，而是默默耕耘，用作品证明其在中国生存的可能。即使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蛰伏期，仍有诗人坚持创作。尽管有些诗发表后招来灾祸，但创作始终没有中断。二是以探索革新来对待移植中的得失。诗人创作态度严肃，虽然各人探索不同，但相互并不贬损，而是以宽容态度来对待别人的探索，在实践中总结提高。三是以创作的精神来追求新的成功。我国诗人坚持以“扬弃”和“切近”的原则来移植十四行体，创作了格律的十四行诗、变格的十四行诗和自由的十四行诗，推动着十四行体中国化和民族化的历史进程。
在坚持理论介绍、作品翻译和新诗创作过程中，我国诗人坚持两条基本原则。
一是“可接近原则”。“可接近性”包含两层意思，首先是被移植的对象内在地包含着各民族相通的东西；其次是被移植的对象外在地具备为其他民族借用的东西。只有这样，移植才能为读者接受，才有成功的希望。离开“可接近性”，任何移植和交流都难以多层次地展开。美国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教授在《全球通史》中就用了“可接近性”术语来说明希腊文明在借鉴其他文明后勃兴的历史原因。如果一个民族的某种文化样式只适合自己，其他民族都无法“饮用”，即缺乏“可接近性”条件，那么这种文化样式就难以被移植。而十四行体之所以能够被移植到中国，就在于它对我们民族来说具有“可接近性”。如十四行体要求构思呈起承转合的结构，描绘出思想感情的发展过程，我国律诗首、颔、颈、尾四联也构成起承转合的和谐整体，感情表达曲折委婉；十四行体的段式、行数、音数及节奏体现着均齐，同中国传统艺术特质契合。但若十四行体同中国传统诗体仅有相同之处，也就没有必要移植了。事实上，十四行体也同我国传统诗体有差异，它不像我国律绝体那样戒律森严，既有正式，又有许多变式，在每行音数、音步长度、用韵规律，以及组诗运用等方面，都可以根据内容需要而自由掌握。这更适合表达现代生活内容，体现了新诗形式探索的重要方向。由此可见，“可接近性”原则即指两者的相似相近性和相异相距性。前者使移植成为可能，后者使移植充实新质。在为新诗创格的过程中，我国诗人从国外输入多种诗体，但都没像十四行体那样形成流脉贯穿新诗史，原因就是那些诗体或在语言形式上缺乏相似性，难以在汉语中生存，或不能在形式上给新诗以新的东西，不合新诗创格需要。
二是“借鉴中改造”的原则。在谈到希腊人借鉴其他民族文明成果时，《全球通史》认为“希腊人所借用的，无论是埃及的艺术形式还是美索不达米亚的数学和天文学，都烙上了希腊人所独有的智慧的特征”[21]。若把域外文化喻为“种子”，希腊人可贵之处是把它移植到希腊土壤，经过一番筛选、淘汰与改进，使之萌发、成长、开花、结果。这就说明，文化交流过程中，移植不能照搬，而应取扬弃态度。诗式移植是文化交流中最为繁难的工作，因为诗式移植后会碰到一个不同调、不同感、不同情的问题。人为地照搬其他诗歌语言节奏是注定要失败的。十四行体能在欧洲各国流行，就在于它在传播过程中，各国诗人能根据本国语言特点进行改造，产生了许多变体。在移植十四行体是照搬还是借取的问题上，我国诗人多持借取的态度，强调创造中国现代诗体，切实站到诗式民族化的基点上。在借取和改造统一的前提下，我国诗人对十四行诗式的移植分为两类。一类以借取为主，尽量保留原格律形式，可称为“对应移植”，如对“音尺”的移植、诗行的建构、诗节的建构和乐段的采用等。另一类则以改造为主，在对西方十四行形式总体把握以后进行大胆改造，同样包括诸多方面。在移植十四行体的过程中，借鉴和改造是同时进行的，主要表现在圆满的构思、整齐的建行、回旋的用韵和沉思的题材等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