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王朝交替期汉族移居朝鲜半岛地区问题研究
刘春兰
【内容提要】汉族向朝鲜半岛的移民是相当普遍而持久的现象。明末的汉族移民是由于明清交替这一历史性的变化所引起的。明朝与朝鲜从开国之初即维持着一种极为友好的关系。明朝将朝鲜视为“海东藩屏”，朝鲜则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和对中华文明的向往与羡慕，采取尊明事大的外交方针，对明末移民的大量流入，持优容保护态度。汉族移民在与朝鲜社会的融合过程中，也面临着许多必须克服的问题，形成了独特的移民社会，对朝鲜社会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关键词】明清交替；朝鲜半岛；汉族移民
人类历史上，地区间不同民族的人口移动是非常普遍的现象。这种人口移动论其原因多种多样，对移居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影响也有不同。中国本土与朝鲜半岛之间汉族、朝鲜族异地移居现象也是历来有之。汉族移居朝鲜半岛的最早记录是箕子和他率领的5000殷商遗民。《尚书大传》载：“武王胜殷，继公子禄父，释箕子之囚。箕子不忍为周之释，走之朝鲜。武王闻之，因以朝鲜封之。”《汉书·地理志》（卷二八，志八）云：“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鲜。教其民以礼义、田蚕织作。”此后，中国历代皆有汉族移居朝鲜半岛之事。本文将以从16世纪末朝鲜壬辰倭乱开始到17世纪中期清朝取代明朝获得中国大陆统治权这一动荡时代为背景，研究这一时期汉族移居朝鲜半岛地区问题。
一、明末清初朝鲜半岛汉族移民增加的背景
（一）明末清初的社会变动
1.明朝的没落与女真族的兴起
明初，经过几代具有雄才大略的皇帝的努力，中国不仅重建了汉族对中国大陆的统治，而且在亚洲海路上建立起了权威的地位，还与其他亚洲国家形成了一种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这种世界秩序依靠周边国家对明朝的朝贡体制，维持着中国的权威地位。然而，在14世纪进入15世纪之际，明朝在对外关系上日益呈现出保守的倾向与防御的态势，其主要原因不仅是由于明初残存于北方的元朝势力有再度崛起之势，而且元末群雄如张士诚、方国珍的残党亦在南方岛屿不断雄起，加之倭寇在沿海一带的频繁出没。明朝第三代皇帝明成祖朱棣（1403-1424年在位）虽然对外采取积极的政策，但由于内政不稳，特别是王位之争带来的政治影响，减弱了其对外经略的志向。成祖对北方的鞑靼（Tatar）、瓦剌（Oirat）和蒙古勤于征伐，并在东北设置了建州卫和奴儿干都司，以统治辽东；在南方，平定了安南，并派宦官郑和率船队七下西洋，一方面在东南亚、印度和波斯湾沿岸、东非沿岸宣扬了明朝的“国威”，另一方面促进了这些国家和地区与中国大陆贸易的发展。
然而，如此辉煌的业绩并未在后代发展成为有效的防御政策，也就是说，边境问题在明代并未成为国家民族发展的积极动力，反而向其相反的方向发展，从宣宗朝（1526-1535在位）开始，明朝逐渐转向消极的防御政策。为防御外敌，政府致力于在北方修筑长城，到1470年前后，万里长城基本建设完成；而在沿海，明太祖时代开始实施的海禁政策及“以夷制夷”与朝贡政策相结合的统治策略，到这时已转变为全面的海禁与贸易禁止，明宣宗“命行在都察院严私通藩国之禁”[39]，严重遏制了中国沿海居民和商人及工匠等的海外开拓活动。英宗（1436-1449年在位）初年，曾几次尝试对外征伐，但其在正统十四年（1449）八月的“土木之变”中成为瓦剌（Oirat）酋长也先（Essen）的俘虏，明朝开始由盛而衰。进入16世纪以后，边患日益严峻，东北有蒙古的达延汗和阿勒坦汗兴起，持续侵扰北部边境，谓之北虏；沿海则有从事掠夺贸易的倭寇频繁活动，甚至侵扰到了扬子江沿岸，谓之南倭。明朝的内政也是宦官当道，内阁大学士集权，经济上伴随着货币经济的推出，田租赋役及附加税日益加重，农村的自然经济体制走向崩溃。
16世纪中叶，明朝国政已呈现出紊乱与衰败的气象，宫廷奢侈，宦官专横，农村社会的瓦解使得国家财政面临崩溃，大量的流民与白莲教等秘密宗教势力结合而产生的叛乱，成为动摇明朝统治的强大势力。这时，明神宗（1573-1620在位）果断启用张居正为宰相，开展了以土地丈量和一条鞭法为主要内容的农村改革，才使得明朝的财政得以重建，呈现出中兴气象。然而，随着张居正病情加重，政局再度陷入紊乱。
尽管如此，由于此时以银为本位的货币经济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因此，与农村的衰败截然不同，都市却呈现出一派奢华之风盛行的景象。在明神宗万历后期，因皇室醉心于大规模的宫殿营建，为满足皇室及宫廷需求，全国各地的专供艺术品生产工场生产了大量精巧的艺术品，比如景德镇就为宫廷生产了大量的鎏金华丽陶瓷器。当时，仅皇太子的结婚费用就使用了2400万两白银，甚至超出了明朝一年的财政收入。这种奢靡的宫廷生活，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国家的财政危机。而此时，明朝对外却正面临着“万历三大征”，即平定蒙古人哱拜叛乱的宁夏之征、抗击丰臣秀吉入侵朝鲜的朝鲜之征以及平定苗疆土司杨应龙叛乱的播州之征。其中尤以为救朝鲜而劳师远征的抗击丰臣秀吉入侵朝鲜的壬辰倭乱和丁酉再乱耗资最巨。李肯翊曾在《燃藜室记述》中记载过明朝在1592-1600年八年间，抗日援朝所使用的将士及军费情况：
《两朝平壤录》和《武备志》也曾记载，经略邢玠自万历二十五年（1597）出兵，到万历二十八年（1600）归国，共使用军费800余万两，较之平定哱拜叛乱所使用的180万两，平定播州杨应龙叛乱所使用的200余万两，可谓巨资。如此庞大的战争费用，使得明朝的财政陷入了困境。为开辟新的财源，明朝廷自1596年开始，向全国各地派遣矿监和税吏，增征矿山开发税和商税。这种横征暴敛引起民众的反抗，各地反税斗争和民变不断涌现，这无异于是对正处于援朝战争中的明朝命运的重大打击。当然，由于这场东征对朝鲜来说是“再造藩邦之恩”，因此，明朝与朝鲜的关系更加密切，朝鲜国内尊明思想日益高涨。但此时，辽东的女真族正趁机崛起，因此，表面上看亚洲地区虽然仍维持着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但实际上却暗流涌动，孕育着重大的历史变化。
女真族的民族意识是在16世纪中叶抵抗蒙古族时期开始觉醒的，从16世纪末到17世纪初的20年间，他们以沈阳以东的兴京为根据地，以建州女真的酋长努尔哈赤为中心，结束了长期分裂的状态，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登上历史舞台。
努尔哈赤（1559-1626），姓爱新觉罗，出生于建州左卫费阿拉城一个没落奴隶主家庭。其祖父觉昌安任建州左卫都指挥，父亲塔克世任建州左卫指挥。他从其25岁的1583年（万历十一年，宣祖十六年）开始，以为祖父报仇为理由，统一了建州各部族，并在海西女真南北关的纷争中崭露头角。在统一满洲时代，努尔哈赤成功地采用了分化瓦解、远交近攻、恩威并施、各个击破等军事战略，为女真族社会的分割与混战画上了休止符。其中最为突出的是通婚政策与武力讨伐并举的双重策略，他一方面与满洲的强大势力，如海西女真的北关叶赫、南关哈达·乌拉等部族通婚，迎娶他们的女儿为妻妾，另一方面将同族女子送予他部谋求和亲，与蒙古科尔沁扎鲁特等部落建立起血缘关系。
创业初期，努尔哈赤在处理对明关系上非常慎重，曾8次派遣庞大的朝贡使节团前往朝贡，最多时使节团人数达500余名之多，他也因此获得了明朝廷的信任，明朝为安抚他，每年赠予其白银800两，锦缎15匹，还开放了抚顺、清河、宽甸、叆阳等四处市场，允许其交易。1589年（万历十七年），努尔哈赤获得了明朝廷下赐的都督官职[41]，1595年（万历二十三年），升任龙虎将军。但他将明朝当作宗主国侍奉并非真心，对明朝的朝贡到1608年即告终止。
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的过程中，对内政的建设也倾尽了全力。首先，为将女真族建设为统一的武装势力，他让各酋长和族党移住到自己的居住地，掌握了他们就等于掌握了各女真族部落的绝对支配权。其次，他推行禁止田猎，设置屯田，奖励定居等政策，改变了女真族流动性的生活方式，强化了自己对女真族的支配权。1601年（万历二十九年），他在女真族原来的社会组织牛录的基础上，创立了黄、白、红、蓝四旗；1615年（万历四十三年），又增设了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四旗，完成了军事与行政一体化的“八旗制度”，并使之与“议政王大臣制度”一道为女真族的统一大业作出了贡献。此外，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过程中还着手进行了武器与农具的改革，开设金、银矿和制铁业，同时进行了都城的筑造。
至此，新的国家建立所必须的条件均已准备齐备，国家体制也已初具规模，1616年（万历四十四年）1月，努尔哈赤在其都邑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西老城）建国登基，自称大汗，国号后金（即后来的“清”），年号天命，成为后金太祖。作为明清王朝交替这一历史大变化的重要信号，清太祖的即位，表明努尔哈赤已经在政治、军事上完全独立，并开始威胁到明朝的存在。
2.明清之交替
天命三年（1618），努尔哈赤发布讨明檄文，宣誓了对明朝的“七大恨”：
明朝虽然很早就得到了努尔哈赤势力伸张的情报，却并未拿出有效对策，仅仅是匆忙募兵并让辽东官兵加以防备而已。先是任命曾参与平定壬辰倭乱的杨镐为辽东经略，布阵辽阳，接着又在沈阳集结了88000人，开始讨伐后金。同时，明朝向朝鲜发出了出兵邀请，光海君任命姜弘立为都元帅，率兵13000赴辽东参战，而后金的世仇叶赫军也加入了战斗。这场决定明清势力交替的战斗于1619年春，在抚顺以东80余里的浑河与苏子河交界处的萨尔浒展开，仅仅4天，明朝的4路大军均遭惨败，300余名将领和其率领的士兵全军覆没，而努尔哈赤率领的八旗军队几乎没有多少损失即大获全胜。太祖遂乘胜进军，年内即占领了开原、铁岭，并相继灭了蒙古的喀尔喀部和辽东仅存的敌对势力北关叶赫，进而进出辽西。明朝由于在萨尔浒战斗中的大败而开始走向衰亡。
在清太祖开始进出辽西之际，明朝的统治阶层却由于内部的纷争而陷入无休无止的混乱中。萨尔浒之战惨败次年，即1620年，明神宗万历皇帝驾崩，1年后光宗继位，2年后嘉宗继位。这种东林党和宦官因扶植自身势力而进行的争斗因梃击案、红丸案和移宫案等三大案而日趋激烈[43]，而辽东情势告急所需的军事费用又加重了百姓的负担，朝廷别无他策的同时，党争带来的肃杀之风又使有能之士的才能无以发挥。比如，萨尔浒战役之后，朝廷任命的辽东经略熊廷弼（1598-1625年）[44]虽然以强悍并具有杰出的军事战略才能而著称，并且他也确实准备了万全的防备策略，但就在他尚未与清太祖交手之际，就因内部纷争被朝廷召回，而清太祖则顺利地攻入了沈阳。沈阳在1621年（清天命六年，明天启元年）春完全陷落后，清太祖占领了辽东广袤富饶的土地，并将女真族移民至此，耕田种地，丰富了满人的经济生活。在对明征伐取得初次大胜之后，清太祖于天命七年先是将首都迁往辽阳东侧太子河右岸的东京城，接着又将首都迁往兴京。
这时，明朝又重新任命熊廷弼为辽东经略，王化真为巡抚。但由于二人对广宁的守备问题意见相左，战争准备迟迟无法完成。而清太祖则挟攻占辽阳的余威于当年攻占广宁。作为辽西守备的第一道防线，广宁的陷落给当时的明朝朝野以巨大的冲击，熊、王二人也因此被处以极刑。接着明朝又任命王在晋为经略，袁崇焕为提督，他们二人将辽远城作为辽西守备的第二道防线，展开了防御的准备。然而，明廷的对策缺乏一贯性，以至于连袁崇焕的建议都无法接受，到1625年（天命十年，天启五年），山海关以外的土地几乎完全丧失，只剩下了袁崇焕守卫的辽远城处于后金的包围之中。
清太祖再度从辽阳北上，迁都沈阳（奉天）。1626年（天命十一年）正月宣誓西征，在以山海关为目标的进击途中，意图轻取袁崇焕孤守的辽远城，然而却遭到了意外顽强的抵抗，因而惨败。同年8月11日，太祖的伤势恶化不治身亡，终年68岁。
其后继位的大汗太宗皇太极认为继续辽西争夺战是有勇无谋的行为，因此一面散播将对明朝的主要攻击路线转向山东的假消息，将明军的注意力引向山东，一面持续要求同对其背后构成威胁的朝鲜维持友好关系。当时朝鲜正值因仁祖反正而掌握政权的西人当政，他们有着强烈的向明排金倾向，所以对后金的要求反应冷淡。不仅如此，他们反而殷勤援助明将毛文龙，让其留驻朝鲜。特别是在李适叛乱之后，受其残党韩润、韩泽、邓梅等的策动，清太宗一改太祖生前追求的与朝鲜保持的和平外交路线，决心在对明朝本土进攻以前，先征伐朝鲜，以绝后患，并获取经济利益。[45]
1627年（天聪元年，仁祖五年）正月，太宗发布进攻朝鲜诏勅[46]，派遣贝勒阿敏等率30000大军跨过鸭绿江，侵入朝鲜。这在朝鲜被称为“丁卯胡乱”。当时朝鲜主和派和主战派斗争激烈，结果以崔鸣吉为代表的主和派占了上风，3月3日，在临时首都江华岛与后金签署了“丁卯和约”，史称“江都会盟”。和约的主要内容为：（1）缔结条约后，后金撤兵；（2）两国结为兄弟国；（3）朝鲜与后金缔结和平条约并不与明为敌。
侵朝之后，太宗转而征伐内蒙古。天聪元年，蒙古诸部归顺，二年与喀喇沁部结盟，九年成功收服东蒙古豪强林丹汗一族。
太宗在与朝鲜江都会盟并收服内蒙古、占领辽西大部之后，气势如虹，于1636年（天聪十年）改元崇德，改国号为清，正式称帝。其实，江都会盟后没多久，太宗就曾派使臣要求朝鲜将与后金的关系由“兄弟之盟”改为“君臣之义”，并大幅提升了要朝鲜进贡的岁币额。这些要求，引来朝鲜朝野愤慨，主战论抬头，以至拒绝接见后金派来的使臣，因此激怒了太宗。清太宗称帝即位式上，朝鲜派遣的使臣又拒绝行臣下之礼，给了太宗口实，太宗以朝鲜“屡败盟誓，助明害我”为由，于1636年（仁祖十四年）十二月，亲率10万大军入侵朝鲜，是为“丙子胡乱”。
清军逼近首尔，王族和一部分官吏再次逃往江华岛，但仁祖由于逃路被阻，不得已躲进南汉山城。随着粮食逐渐耗尽，援兵迟迟不至，江华岛陷落，王子、妃嫔被俘的消息不断传来，城内主战和主和派斗争的结果是主和派又占上风。1637年1月30日，仁祖在三田渡（今松坡）向清军投降、称臣、奉清为正朔、定期向清纳贡、与明断交、助清攻明，昭显世子和凤林大君随清军前往沈阳去做人质，而强硬的斥和派三学士洪翼汉、尹集、吴达济也被处以死刑，金尚宪则被关进了监狱，还有无数百姓沦为战俘被带到辽东。[47]
1637年4月，清军乘征服朝鲜之余威，在回撤过程中，趁机往攻皮岛。守卫该岛的只有毛文龙的残党沈世魁率领的一万余名士兵，但在清军的强劲攻势下，也很快溃不成军，岛被攻占。
（二）清朝统治大陆与明遗民的反抗
1.清朝统治大陆
清朝通过“丙子胡乱”征服朝鲜后，开始致力于攻明战略准备，而明朝则因为在两大“胡乱”中未能援助朝鲜而失去了与朝鲜的同盟关系，对外面临与清的争夺，对内也面临民乱的困扰。为防御并抗击清朝的进攻，明朝倾其国力建设起东起山海关、西至大同的连接北方要塞的万里长城。但随着与清战争的长期化，明朝国力极度衰败，北方防御面临瓦解。
“丙子胡乱”后的1638年，清朝对明朝采取了强大的攻势。大军巧妙迂回过万里长城，直扑山东境内，抢劫大量家畜和物资，抓了大量的俘虏后撤回。明朝廷命洪承畴防守山海关以北从锦州到宁远一线，阻止清军进出万里长城以南。清朝为突破明军的防御线，于1641年开始攻击锦州，半年后，即1642年2月，明军主将洪承畴降清，锦州陷落，明朝的山海关以北防线瓦解。
与此同时，1643年，农民起义军领袖李自成在西安建立根据地，次年正月称帝，国号大顺，年号永昌，在确立国家体制之后，率兵进击明朝首都北京。当时正值明政府军大部分在东北地区与清军对峙，而后方的政府军也在讨伐四川境内的张献忠起义军，李自成军未遭政府军抵抗，乘虚而入，攻入北京。万念俱灰的崇祯皇帝自缢，明王朝历17代276年灭亡。
当李自成军攻陷北京之际，在明清的主战场万里长城以东，山海关总兵吴三桂正率明军主力防御清军。而对峙中的清军主帅太宗皇太极则在即位16年后驾崩，四子福临（世祖顺治）继位。因为顺治继位时仅有6岁，所以其皇叔多尔衮作为摄政王掌握了军政大权，他继承父兄遗志，继续对明展开攻势。
吴三桂在接到京师告急的消息之后立即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此时他做出了向清军投降以换取清军支援收复北京打垮李自成军的决断。清军判断这是征服关内的绝好时机，因此立即抓住这一机会，接受了吴三桂的要求，实现了自己的夙愿，进入山海关与吴三桂军一起进军北京。
以吴三桂为向导，睿亲王率领的清军在击败李自成军后进入朝阳门时，受到了明朝文武百官的夹道欢迎，睿亲王更是径直登上英武殿，坐上中国皇帝的宝座接受百官朝贺，并于次日下令天下百姓为崇祯皇帝服丧三日，以收服民心，同时颁布辫发令，昭示清朝威仪。同年（1644年）9月，睿亲王将年幼的顺治皇帝从盛京接到北京，10月1日，顺治在天坛祭天，并于紫禁城举行登基大典，宣布定都北京。至此，清朝的第三代皇帝顺治帝继承了中国王朝的正统，并发表了新王朝的政纲，宣布重新任用明朝官僚，再开科举，采用儒教的治国理念统治中国大陆。
2.明遗臣的复明运动与明遗民的抵抗
明朝在北京灭亡以后，明朝的遗臣和遗民纷纷拥立各地诸王，开展复明运动。复明运动一直持续到1662年南明的永明王被杀。
1644年崇祯吊死煤山、清军占领北京后，史可法、高洪图等明臣便在南京召集义兵，图谋恢复明朝。他们与阉党马士英、阮大铖达成妥协，拥立福王朱由崧为帝。朱由崧于1644年5月即位，建立了南明弘光政权。然而，这个政权内部由于阉党和东林党的斗争而走向分裂，使得史可法等东林党制定的抗清复明计划无法实现。
1645年4月，清豫亲王多铎率领清军，以“为尔复君父之仇”为名，与明降将吴三桂、尚可喜、孔有德、耿仲明等率领的军队一起在陕西潼关一举歼灭了李自成农民军，接着开始挥师南下。为抗击清军，史可法率军民固守扬州。4月23日，多铎亲领清军包围扬州并发起了猛烈的攻击。史可法困守孤城，不敌，城破，自杀未成，被清军俘虏。多铎多次劝降，但史可法誓死不降，英勇就义。副将刘肇基也抗战至死。随后，清军在10天中杀戮了80余万扬州居民，史称“扬州十日屠”。[48]
5月扬州陷落后，南京接着沦陷，福王被俘，次年被凌迟处死。清军占领江南以后，明遗臣和遗民的抵抗运动仍未停息。特别是在1645年6月清朝颁布“剃发令”以后，以反剃发运动为中心的抗争运动进入高潮，其中，尤以江阴和嘉定的反抗最为激烈。清军在江阴遭遇了军民的顽强抵抗，80余天，有3个王爷、12员大将、75000士兵被杀。江阴陷落之后，清军3日杀人17万多，只有53名老人和孩子逃离了魔爪，史称“江阴三日屠”。
而在嘉定，黄淳耀等士绅率领的义兵“嘉定恢剿义师”从6月17日一直抵抗到7月4日，全部殉国，城内2万余名百姓惨遭杀戮。其后，义士朱瑛再次举起义旗，集结遗民抗清，这招来了7月26日清兵对嘉定百姓的再次残酷杀戮。8月16日，明朝把总吴之藩从江东攻击嘉定，并未成功，却又招致了清兵对嘉定百姓的第三次屠杀，史称“嘉定三屠”。[49]
以明遗民为主的长江下游地区的抗清运动沉重打击了清军的南下气势，也给了南方其他地区的明朝抵抗力量以喘息之机。此时，唐王朱聿键在郑鸿奎的保护下，逃到了福建，于1645年7月在礼部尚书黄道周等人的拥戴之下在福州登上皇位，号称隆武帝；而浙东的义兵领袖们则拥戴鲁王朱以海为监国。[50]虽然这两个朝廷曾谋求合作，但由于内部纷争，未能成功。隆武皇帝曾两度北伐，试图恢复明朝疆土，但在清军攻势下，均遭失败，于1646年10月被清军杀害。其后两广总督丁槐楚、广西巡抚翟式耜、旧臣吕大器等拥戴朱由榔在两广和湖广南部建立永历政权，但这一政权在1652年遭遇清军的致命攻击，其临时首都肇京陷落，永历皇帝流亡海外。1662年，永历帝和其子被清朝政权强令从缅甸召回杀害。至此，复明运动，仅历3代18年即告结束。
在明遗民的抗清斗争中，最为活跃的是士绅和知识分子。还有无数明遗民背井离乡移民到朝鲜、日本和东南亚一带。
二、明末汉族的朝鲜流入
明末汉族移民大规模地流入朝鲜半岛主要是在1592年壬辰倭乱以后，特别是后金在辽东登上历史舞台以后。我们可以把这一时期的移民分为三大类：一类是壬辰倭乱后留在朝鲜的明援军的将校和士兵；一类是17世纪初明清辽东对峙阶段从辽东进入朝鲜的大量辽东汉民；还有一类则是明朝灭亡以后进入朝鲜的明遗民。下面我们将分别讨论这三类移民。
（一）壬辰倭乱后明援军的留民
壬辰倭乱时，明朝曾倾全力援助朝鲜。这场战争从1592年到1598年进行了7年。7年间，明朝派出了20万以上的援军和300多名将帅赴朝，用“丧师数十万，糜饷数百万”[51]的代价，挽救了朝鲜，给了朝鲜王朝以再造之恩。
壬辰、丁酉倭乱结束后，明援军从1598年开始撤守，但因为朝鲜朝廷担心倭寇再犯，所以要求明军留守，明朝答应先留24000人，到1600年10月再全部撤走。部分军人因伤病等原因，滞留当地未回。虽一般军人滞留朝鲜的记录难寻，但将帅留在朝鲜的记录却颇多。我们依据所得史料将壬辰倭乱时期明朝援军将帅成为留民的情况整理为下表。
壬辰倭乱时明援军将帅移民表
通过上述考查，我们发现，成为朝鲜留民的明援军将帅大多出身于浙江等中国南部地区，官职也并非最高，多为中下级军官，他们留在朝鲜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四种：
首先，是因为负伤或疾病而滞留朝鲜。如施文用、张海滨。壬辰倭乱是一场激烈的战争，明朝军队中因为负伤而无法归国的人不在少数。
其次，是因为和朝鲜女子结婚而留在朝鲜。壬辰倭乱给朝鲜带来了巨大的人命和财产损失，由于青壮年男子不足，很自然明军士兵与朝鲜女子结婚的情况就时有发生。据《燃藜室记述》引用《芝峰类说》云：“时男丁死亡殆尽，有男长而不识父母者，或女子为明兵所污生子而不知父姓者。”[52]《皇朝遗民录》载：“万历壬辰丁酉间，征倭诸将娶于东邦，或有子有女，不能率归，乃为东人者多矣。”
再次，是因为守孝而留在朝鲜。例如贾琛和片氏三兄弟均是这种情况。
最后，是因不得已的状况而留在朝鲜。例如，片碣颂就是因为丁应泰的诬告而无法归国，刘艇之子刘亿寿则是在平壤大同战役中立功心切，不听父亲的指挥而导致战败，因此受到父亲处罚，无法回国。
此外，还有因为认同朝鲜文化而归化的，或者因为偶然因素而没走的。以家庭为单位一起留在朝鲜的情况也很常见。尽管让明援军将帅移民的原因很多，但让这些人在朝鲜半岛住下来的情况却大致相同，由此表可见一斑。
（二）明末辽东汉民的朝鲜流入实况
明朝自1371年（洪武四年）在辽东设置定辽都卫，开始开拓辽东沃土，土地面积不断增加。到万历初期，辽东都司的屯田数已达2915866亩，比永乐初期的1238600亩增加了一倍以上。[53]随着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辽东地区的军屯开始民田化，产生了一批土豪。明朝对辽东的军屯最初是支持军粮的，但随着军屯的实施，由于“力穑者众，岁有盈余。数千里阡陌相连，屯堡相望。于是罢海运所在，建立学校，则训子弟。”[54]
虽然对当时在辽东地区生活的汉族人数没有准确的数据，但据《辽东志》载，辽东都司所辖25卫2州有275155户，骑兵52282名，步兵37495名，召集军13627名，屯田军18603名，煎盐军1174名，炒铁军1548名，寄籍民7109名。[55]《全辽志》则载有96441户，381496人。[56]由此我们可以推定，明末在辽东地区居住的汉族人口至少有十余万户，40余万人。《全辽志》还记载，辽东地区拥有38415顷良田，年产377789石谷物，还有女真社会经常短缺的盐3727177斤，铁420150斤。拥有如此丰富的劳动力、农耕地及谷物产量的辽东地区之所以成为努尔哈赤征服中原的第一个目标也自在情理之中了。
努尔哈赤在17世纪中叶摆脱明朝的支配独立以后，一直遭受着粮食问题的严重威胁。1616年后金建立后，面对的两个突出问题就是需要获得足够的粮食和食盐以维持生活。据李民寏《建州见闻录》载：建州地区“盐酱极贵，闻五六年前，奴酋专令贸盐，盖将为背衅之计也。”[57]
随着人口的增长，粮食问题日渐紧迫。女真族原来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是狩猎和掠夺，但努尔哈赤在开始与明作战以后逐渐认识到了农耕的重要性。他认为在与明朝决战之前，必须先得到辽东以作腹地保障军需，因此他首先进行的是辽东攻略。1621年3月，后金拿下了沈阳和辽阳，完全占领了辽东地区，约30万人成了后金的俘虏，剩下的辽东汉人或逃往山海关避难，或逃到西海周边的小岛避难，也有不少人越过鸭绿江，逃到了朝鲜。
当时逃到朝鲜的汉民究竟有多少已难考证，但《清代全史》载：“天命元年七月以后，镇江等地的辽东汉民逃入朝鲜境内达十数万。”[58]《明熹宗实录》的记录为：“天启元年，后金陷辽阳、沈阳，辽民过镇江逃往朝鲜者逾2万人。”[59]《光海君日记》则记曰：“唐人男女老少万余户水口避难，逃来朝鲜。”[60]对照这些史料，我们认为十余万这一数字并非夸张。
辽东陷落之后，努尔哈赤在给朝鲜的国书中说：“尔等若一再助明亦覆如此，若不助明，需将避兵祸逃至你处之辽人悉数送还。……尔等若隐匿暗助辽民，视同助明，日后勿怪我狠。”[61]从其恼怒的态度可见当时逃到朝鲜的辽东汉民人数之多。
辽东汉民之所以在降服之后复又逃亡，与后金在吞并辽东之后对汉民实行杀戮政策和徙民政策引起的满汉冲突密切相关。
努尔哈赤通过征服战争获得辽东富饶的土地之后，为使农田得到耕种，建立了一种叫作托克莱（Tokso）的田庄，以便将劳动力束缚在田庄之上。一般一个托克莱有10-13个壮丁，而壮丁与其家庭受大小酋长管辖，负责土地的耕作和各种赋役的缴纳。努尔哈赤先按战功把田庄分给大小酋长，再由他们将辽东汉族的降民编入拖克莱中，成为事实上的农耕奴隶。这种恶劣的身份与待遇无法不招致汉族降民的反抗，为彻底遏制汉族势力的崛起，努尔哈赤又开始强制实行徙民政策。其理由有二：一是将汉族从其原居住地放逐到其他地方以分散并弱化汉族势力，二是想让满族进入辽东与汉族合住。他认为让满人与汉人合住这第二条理由是保障满人在进入辽东初期能够定居并向汉人学习先进的农耕技术，确保其粮食供给，进而统治汉人的有效措施。[62]
因此，努尔哈赤在大肆杀戮海州等南四卫奋起反抗的汉族降民之后，开始实行徙民政策，不断将辽东降民强制迁徙到海州等地，同时又将原来住在海州等地的辽民迁往其他地区。这种大规模的迁徙，直接导致了在1621年4月的镇江战役中，海州、复州、金州、蓋州等南四卫汉族降民与明将毛文龙同仇敌忾反抗后金的斗争。1621-1623年间，这种因为后金的徙民奴役政策而引发的满汉冲突尤为深刻，一些汉人用故意在满人的饮食和饮水中投毒、烧毁满人的住房、杀死后金的哨兵等方式来进行反抗；更多的汉人则向南逃亡，或与盘踞在皮岛的毛文龙势力合流，或逃往朝鲜。
皮岛是位于平安北道铁山附近海中的一个岛屿，朝鲜称为椵岛。1621年，后金占领扼守鸭绿江口的镇江后，形成了从海上威胁明朝的态势。皮岛位于鸭绿江附近，处于连接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的要冲，因此在明清交替时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我们知道，历史上朝鲜与中国北方的海上航路有两条：一条是从山东登州经朝鲜西海岸到达黄海道甕津的黄海横断航路；另一条则是从山东登州经廟岛列岛、老铁山水道、旅顺口、长山列岛、石城岛，然后从鸭绿江入海口沿平安北道的西海岸南下，经皮岛、江华岛、德積岛，到京畿道南阳的辽东沿海航路。由于后金占领了辽东，明朝与朝鲜间的陆路连接已被阻断，两国只能通过海路进行往来。由于经过皮岛的这条辽东沿海航路相对于黄海横断航路来说海难较少，所以是优先采用的航路。特别是从1622年毛文龙在皮岛设置东江镇，到1637年皮岛被清军攻破这15年间，皮岛在明朝与朝鲜的海上交通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不仅有很多辽东汉人通过陆路到达皮岛，再经皮岛流入朝鲜，而且也有中国大陆的移民通过海路，经过皮岛，到达朝鲜。田好谦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
田好谦为直隶省广平府人，其父田允谐是吏部侍郎，祖父田应暘是兵部尚书。毛文龙占据皮岛，从背后牵制清军之时，明朝通过水路和陆路往来皮岛的人络绎不绝，田好谦也是其中之一。在他因事前往皮岛时，正赶上清军在侵犯朝鲜后返回路上袭击皮岛，那是1637年4月，当时皮岛人无一能逃走，但是清军将帅看到田好谦相貌奇特，竟放了他。于是，他带领家人，离开明朝，向东来到朝鲜，成为移民。[63]
与田好谦不同的是康世爵的经历。作为辽东明军的一员，康世爵是在与清军的战斗中败走后被朝鲜抓到的。和他有同样经历的人还有很多。朴趾源《热河日记》载：“及沈阳陷，（明熊廷弼部将康）世爵昼伏夜行，抵凤凰城，与广宁人刘光汉收辽阳卒共守之。未几，光汉战死，世爵亦被十余枪。自念中原路绝，不如东出朝鲜，犹得免雉发左衽。遂走，穿塞，隐金石山，燎羊裘菓木叶以咽之，数月，得不死，遂渡鸭绿江，历遍关西诸郡，转入会宁，遂娶东妇，生二子。世爵年八十余卒，子孙繁衍至百余人而犹同居云。”[64]
《肃宗实录》载：肃宗二十六年，侍读官尹趾仁奏曰：“唐人康世爵，荆州出身，系中朝名门之后。其曾祖康佑战死蒙古，祖父康霖壬辰间随杨镐东来，卒于平山。康世爵之父康国泰在刘艇军中，战死于牛毛岭。康世爵逃之吾境，居会宁，极忠义，终其一生不衣北服，不助清产，警戒子孙严守至死。因此其子孙十余口至今不见北俗，与吾人无异。”[65]关于康世爵的事迹，在《尊周汇编》（卷十五）《皇朝人事迹》[66]《小华外史续编》[67]等典籍中也有比较详细的记载。
关于辽东汉民流入朝鲜的情况，《明史·朝鲜传》中使臣李倧在其天启六年十月的奏折中曾写道：“辽东尽陷，毛文龙阵营吸引散军入岛，临时驻屯诸岛，辽东百姓数十万云集，因向我朝要求补给。因之我朝不祥事件频出，土地荒芜，百姓穷僻。内要军需物资，外要供给毛阵营兵士，而谷物产量有限，支出实难。辽东百姓因饥饿而骚扰村落，强者抢劫，弱者盗窃，致使我朝百姓无法忍受，不得已离乡背井，迁往内地。辽东百姓也随之内迁，从昌城、义州以南到安州、肃川以北，他国人已达十分之六七、本国人不过十分之三四。”[68]这里所指的“他国人”当然说的是明朝的辽东汉民。在昌城、义州以南，到安州、肃州以北一带居住的辽东汉民已达十分之六七，不可谓不多。
（三）明朝灭亡前后明遗民的东渡
明末朝鲜半岛的中国移民，除上述两类外，还包括明朝灭亡前后来到朝鲜的明遗民。虽然他们的人数比之辽东汉民可谓少数，但由于他们具有很强的政治信念，而且其原来的社会地位和知识水准也普遍较高，特别是他们的祖先大多为明朝官吏，或者与朝鲜有着直接间接的各种关系，所以他们移民朝鲜以后受到了朝鲜政府的优待和尊敬。朝鲜政府把他们叫作“皇朝人”，给了他们很多的照顾和优待，因此，他们不同于很快融入朝鲜社会的辽东汉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都保持着自己的独特特征，在移民社会中起着特殊的作用。
为便于叙述，下面我们将把这些人分为明朝灭亡前后来朝的明援军后裔和跟孝宗一起入朝的九义士及一般的明遗民三大类加以概述。
1.明朝灭亡前后明援军后裔的东渡
明朝因壬辰倭乱时派兵援助朝鲜而给了朝鲜以“再造藩邦”的莫大恩惠，所以，壬辰倭乱结束后，朝鲜社会的尊明思想日益高涨。特别是仁祖反正以后，又经历了丁卯、丙子两次“胡乱”，朝鲜虽然表面上降服于后金，但内部的“向明排金”思想却日益巩固。因此，明朝灭亡以后，很多曾经援助过朝鲜的明朝将帅的后裔或遵祖上遗命或自主来到朝鲜，在此成为明朝的遗民。下面是我们根据史料整理出来的这类遗民的一些情况，列表如下：
明朝灭亡前后明援军将领后裔东渡朝鲜事例
上述明朝抗倭援军的后裔因祖上曾来过朝鲜，因此对朝鲜的风土人情了解一二。明朝灭亡以后，他们或亡命或避难，选择朝鲜成为必然。特别是像李如松、石星、陈璘、麻贵等高级将帅曾对朝鲜有大恩，因此会遗命子孙，劝他们亡命朝鲜。
《大明遗民史》上，陇西李氏世谱（第342页）记有李如松的遗言：“公还朝后六年戊戌（万历二十六年，1597年），云南土蛮贼又叛，神宗皇帝特命提督公往征焉。公奉诏出师之日，忽命次子讳性忠，性忠之子讳应祖遗训曰：吁嗟矣！余迩来仰观天象，俯察人事，中国历数，今几尽矣。且余于此行，凯还亦未可卜矣。若尔汝曹，即皇朝之世臣，亦吾家之子孙也。忘躯殉国，即汝辈之本分，汝其知之乎？若不然，汝尚可归乎？不北而必可也。吾于朝鲜，即有壬辰之劳，亦吾先祖曾避胡元之国，若知为吾之子孙，则朝鲜之人，庶不以尔待之薄乎？无以朝鲜为远，必以为归也。”因此，其子遵其遗训，亡命朝鲜。其他人的情况也大体与之相似。这些人到朝鲜以后，果然受到朝鲜政府的照顾与优待，这也是他们选择移民朝鲜的重要原因之一。
2.“九义士”的东渡
被称作“九义士”的九个人是指：王美承、冯三仕、黄功、郑先甲、杨福吉、裴三生、王文祥、王以文和柳溪山。他们是为反清复明，来到朝鲜的明人中的代表。
下面我们根据吴庆元等人的《皇明遗民录》（卷15），整理列表如下：
九义士表[69]
“九义士”大多是在明末清初的战乱中起兵抗清被抓押往沈阳之人。他们在沈阳期间，巧遇“丙子胡乱”后来沈阳做清朝人质的朝鲜昭显世子和凤林大君，相互密切接触后，他们提出了要报丙子“胡乱”冤仇、朝鲜应该北伐的建议。凤林大君则要求他们跟他一起回朝鲜，以便在朝鲜北伐起事时同心协力反清复明。1645年2月，他们利用凤林大君归国的机会跟他一起进入朝鲜，开始了反清复明大业。凤林大君登上王位（孝宗）以后，欲向清朝复仇，启用了宋时列、宋浚吉等人，进行北伐计划。但该计划因为与国力和民生相违，结果随着凤林大君的死亡，成为泡影。其后，显宗、肃宗时代，北伐论虽然再起，但终未走向实践。也因此，这九位移住朝鲜后致力于反清复明大业的义士的理想也随之成为泡影。
与九义士一起跟随昭显世子和凤林大君来到朝鲜的明遗民中也有女性，例如屈氏、崔回姐、柔姐、紧姐等。据《尊周汇编》卷十五载，屈氏原为苏州良家女，7岁被选入后宫，侍奉周皇后。李自成进入北京后，周皇后随崇祯皇帝殉死，屈氏藏于民间。清兵进入北京后，屈氏被抓，再次进宫，曾受睿亲王多尔衮之辱。多尔衮“爱其端丽，不忍杀”。恰逢朝鲜昭显世子作为人质来到清军营，屈氏遂侍奉昭显世子。昭显世子回朝鲜的时候，屈氏也随之前来，后来被封为壮烈王妃。而崔回姐、柔姐、紧姐等也都是昭显世子的侍女。
3.明朝灭亡前后明遗民的东渡
如前所述，明朝灭亡前后，有很多明人进入朝鲜成为移民。其中大部分是明清争夺辽东时避难而来的辽东汉民，也有不少是不愿披发左衽，逃到朝鲜的明遗民。
明遗民为避清朝的送还和逮捕，选择东来朝鲜，主要是因为对朝鲜文化有非常鲜明的同质感。朝鲜从开国之初起，便作为明朝的海东屏障，对明朝采取了尊明事大的政策。特别是外交和文化等方面，完全服从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朝鲜人对中国文化的接受度也非常高，对朝鲜人来说，中国人就是值得学习的优秀文明的创造者，中国文化也是值得推崇的范本。对于这样的朝鲜，明朝则有明朝的态度，就是用义理和恩惠牵制朝鲜。以义理名分的名义，明朝把朝鲜作为拥有典章文物的礼仪之邦加以优待，在文化、军事等多方面给予他们郑重的照顾和恩惠。明代，中国人认为朝鲜是外藩中最优秀的，而朝鲜人也以自己是小中华而自豪。因此，明朝灭亡之时，遗民首先选择的避难和隐藏之所为朝鲜也就不足为奇。
明遗民移住朝鲜的目的大体有两个：一是不想成为清人，因此避往与明朝文化最为相像的朝鲜，继续生活在过去明朝的文化中，是其不二之选；二是为图谋反清复明，需借朝鲜之力。作为反清复明的代表，九义士是最突出的。此外还有一些明遗民的代表人物，我们根据史料整理如下表。
部分知名明遗民情况表
三、结语
明末的移民是由于明清交替这一历史性的变化所引起的。壬辰倭乱导致朝鲜濒于亡国之际，明朝曾倾国力相救。壬辰倭乱结束后，有相当一部分援朝士兵由于伤病、娶妻生子、守孝尽忠或其他原因，留在了朝鲜成为移民。明清交替之际，由于社会动荡和战乱的影响，又有一些东援将士或他们的子孙选择朝鲜作为其移居之地。此外，当时还有更多的辽东汉民和明遗民来到了朝鲜。
对明末移民的大量流入，朝鲜社会是持优容和保护态度的。这主要是由于三方面的原因：一是朝鲜社会慕华崇明思想的作用，二是对壬辰倭乱时明朝援助的感恩戴德，三是对后金（清朝）两次侵略朝鲜的痛恨。朝鲜朝廷对明移民的保护主要体现在对清朝要求遣返流民和遗民的消极态度上。优容则表现在：政治上，开设忠良科，设立大报坛守值制度，建立汉旅，以特别任用等形式录用移民，改善其政治待遇；经济上，采用“受教贴”颁发的形式，给予移民徭役上的特惠，并为一部分移民指定居住地和下赐生活必需品。
明移民在与朝鲜社会的融合过程中，也面临着许多必须克服的问题，如：躲避清朝的追捕，谋生，消除语言障碍和思想情绪问题等。他们通过聚居生活，相互间的亲睦团结和崇明祭祖活动，不仅保留了自身作为明朝遗民的生活习俗、政治信仰，而且形成了独特的移民社会，对朝鲜社会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本文作者系南开大学汉语言文化学院副教授）
A Study on the Issue of the Han Nationality's Migration to the Korean Peninsula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Liu Chunlan
Abstract：The migration of the Han to the Korean peninsula is quite common and lasting phenomenon. The Han migration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was caused by the historical turn from the Ming to Qing dynasty.The Ming dynasty and Korea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founding maintained a very friendly relationship.Ming dynasty regarded Korea as“Haidong Shield”，while Korea, because of its own security consideration and admiration towards Chinese civilization, adopted a diplomatic policy that was holding a good protection approach to the large influx of immigrants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Han immigrants, in the process of integration with the Korean society, also faced many problems that they had to overcome, and as a result it formed a unique immigrant society, which had an impact on the Korean population.
Key words：The turn from Ming to Qing dynasty；Korean Peninsula；Han immigr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