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低处着手”与“犯而不校”

余要使人看出曾子之学问、精神、思想——合为其真面目。曾子之所以为曾子，在此；其所以能表现孔门精神，亦在此。而前所说“任重而道远”太笼统、太高，现在讲低的、细的功夫。

曾子曰：“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尝从事于斯矣。”（《论语·泰伯》）

高处着眼，低处着手。浅近，是着手练习，不是满足于此浅近。理想了现实，现实了理想，浅近是高远之准备，并非停顿于此、满足于此。浅近并非简单。

《论语》文字真好，而最难讲，若西洋《圣经》文字。

曾子“以能问于不能”诸句，图解为：

“犯而不校”，一句支住。其好不仅在辞，辞意合一，内外如一。辞是有形之意，意是无形之辞。不是在辞上能记住，是在意上，“犯而不校”就有力。（“犯而不校”，不但儒家，宗教精神亦然。）而其文之前后，又并非只为这样写着美，其意原即有浅、深、轻、重之分，由浅入深，由轻入重。无论在辞上、在意上，皆合逻辑。（以上言辞。）

“以能问不能”，“以多问寡”，不是开玩笑。

玩笑是不好的，但看用在什么时候。人敢跟死开玩笑——除了穷凶极恶之人不算，那是无意义的——但其大无畏勇气已可佩服。敢跟有势力的人开玩笑，跟暴君开玩笑，你是皇帝，我没看起你。因有意义，玩笑往往成为讽刺。犬儒学派（Cynic）[8]是讽刺。亚历山大（Alexander）[9]谓阿力士多德（Aristotle）[10]将说其坏话，阿力士多德说，我还不至于无聊到没话可说非说你坏话不可。中国人开玩笑先相一相对手，口弱的他便骂，力气小的他便打，这是阿Q。鲁迅先生说话真了不得，除非他说的话你不信，你若信便无法活。中国的笑话有许多是残忍的，如讥笑近视眼、瘸子。人多爱向有短处人开玩笑，这是不对的、残忍的。又，开玩笑必须心宽才成，跟死开玩笑而非穷凶极恶，跟人开玩笑说话幽默，而绝非无心肝，这便因其心宽大，但宽大绝非粗。（其实，他的乐真是“哭不得所以笑了”。）可是现在人心是小而不细。人在极端痛苦中很难说出趣话，若能而尚非无心肝、穷凶极恶，这便可观了。

曾子虚心到极点，强中更有强中手，能人背后有能人。普通说自己不能，自谦，是为自己站住脚步，是计较利害，连知解都谈不到。是非是知解，利害是计较。计较利害，学文、学道最忌此。怕自己跌倒，怕能人背后有能人，不是曾子精神。曾子之虚心也许是后天的，但用功至极点，则其后天与先天打成一片。

学道最忌诳语、骄傲，骄傲之对面是虚心。慢说“能”“多”，便是“不能”“寡”，也不肯“问”，这样人永远不会长进。会的不想再长进，不会的也不求补充，这样人没出息。曾子虚心是后天功夫与先天个性合于一。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故须“下问”。愚人之知，有时虽圣人有所不知也。

“能”“不能”、“多”“寡”，是从表面看，实际也许多还不如寡。

“有若无，实若虚”，岂非虚伪？不是。“有”是表面，内心感觉着是“无”。富人装穷人，对金钱有此功夫，而对学问则不成。人对学问、对道，往往是“无”而为“有”，“虚”而为“丰”，这是俗人。曾子压根儿就没觉得够过，没觉得有过，这是虚心。然但虚心不成，虚心甘于不成也不成，还要猛进。虚心是猛进的一个原因，肚子饿则需要食物之情绪更浓厚。学道、学文必先虚心，然后才能猛进。而猛进有进取之精神，又往往爆发，岂但教人扶东倒西！自己用功亦然。猛进则爆发而不能收敛，有进取之心则往往于人、于事多有抵牾。所以曾子赶快拿“犯而不校”补上，“犯”正是抵牾。

“昔者吾友尝从事于斯矣”，曾子真是虚心，不肯说自己。汉儒、宋儒皆指吾友为颜渊。未必是，也未必不是，总之都是孔门高弟。

“犯而不校”，朱注：“校，计较也。”何晏[11]注引汉人包咸[12]曰：“校，报也，言见侵犯而不校之也。”

犯而不校，以前在中国颇有人实行。凡世人所谓“老好子”“好人”，皆是犯而不校。但他们的犯而不校，的确没什么了不起，虽然他们也要有多年修养，但他们的修养不可佩服，因为他们的“不校”是消极怯懦，不能猛进，不能向前。这或者也不失为明哲保身之道，但这样人能进取向上、向前么？《论语》则不然。

但犯而不校，在宗教上熟。宗教之经上可曾有一次教人着急、教人怒？如耶稣直到临死未曾怒过，还说叫人愤怒？佛经戒嗔，不但打你、骂你不能怒；甚至节节支解，亦不须有丝毫嗔恚之心。[13]《圣经》上说人打你右脸把左脸也送过去，这岂不与乡下“老好子”之“犯而不校”相同？其实，宗教上的“犯而不校”不是消极的，是积极的。余以为一个做大事业的人看是非看得很清楚，但绝不生气，无所用其恼。恼只能坏事，凡失败的人都是好发怒的人。三国刘备最能吃苦忍辱，故曰刘备为枭雄（曹操为奸雄）。刘备只生过一回气——伐吴，结果一败涂地。诸葛亮说：“法孝直若在，必能制主上东行也。”[14]（《三国演义》第八十一回）所以刘备一死，诸葛亮赶紧派人向东吴求和。这还是就事业上而言。

在宗教上，在己是求道，对人为度人，都不能发怒。怒，对人、对己两无好处，还不用说怒是最不卫生的一件事。乡下“好人”是明哲保身，是怯懦、偷生苟活，不怒是不敢怒。宗教上所讲不怒，是“大勇”。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15]提倡大勇主义[16]，佛教提倡大雄，这还不仅是自制、克服自己。因为要做人、做事，我们都不能生气，不是胆怯、偷生苟活。“忿怒乃是对于别人的愚蠢加到自己身上的惩罚”，这话说得很幽默，可是很有道理，很有意思。（知礼不怪人，怪人不知礼。）这往上说，够不上大雄、大勇主义，但至少比乡下“老好子”好得多。这两句话是智慧，生气没惩罚别人，自己受罪。韩信受胯下之辱是大雄、大勇，但胆怯者不可以此为借口。一种宗教式的不计较与怯懦是两回事，宗教上不怒是道德。

一怒、一校，耗费精神、时间；而一切修养，皆需利用精神、时间。我不相信一个人在怒中能做出什么事来，气来时读书也读不进去。（等读进去了，气也没了。）越王勾践卧薪尝胆不是怒，是狠。怒如汽水，冒完沫就完。所以，“犯而不校”看怎么说。匹夫匹妇之勇，是你自己气死，人更痛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