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二　葉嘉瑩

顾师羡季先生，本名顾宝随，河北清河人，生于1897年2月13日（丁酉年正月十二日）。父金墀公为前清秀才，课子甚严。先生幼承庭训，自童年即诵习唐人绝句以代儿歌，五岁入家塾，金墀公自为塾师，每日为先生及塾中诸儿讲授《四书》《五经》、唐宋八家文、唐宋诗及先秦诸子中之寓言故事。1907年先生十一岁始入清河县城之高等小学堂，三年后考入广平府（即永年县）之中学堂，1915年先生十八岁时至天津求学，考入北洋大学，两年后赴北京转入北京大学之英文系。他改用顾随为名，取字羡季，盖用《论语·微子》篇中“周有八士”中“季随”之义；又自号为苦水，则取其发音与英文拼音中“顾随”二字声音之相近也。1920年先生自北大之英文系毕业后，即投身于教育工作。其初在河北及山东各地之中学担任英语及国文等课教师，未几应聘赴天津，在河北女师学院任教。其后又转赴北京，曾先后在燕京大学及辅仁大学任教，并曾在北京师范大学、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中法大学及中国大学等校兼课。新中国成立后一度担任辅仁大学中文系主任。1953年转赴天津，在河北大学前身之天津师范学院中文系任教。他于1960年9月6日在天津病逝，享年仅六十四岁。先生终生尽瘁于教学工作，新中国成立前在各校所曾开设之课程，计有《诗经》《楚辞》《文选》、唐宋诗、词选、曲选、《文赋》《论语》《中庸》及中国文学批评等多种科目。新中国成立后在天津任教时又曾开有毛主席诗词、中国古典戏曲、中国小说史及佛典翻译文学等课。先生所遗留之著作，就嘉莹今日所搜集保存者言之，计共有词集八种，共收词五百余首；剧集二种，共收杂剧五本；诗集一种，共收古、近体诗八十四首；词说三种《东坡词说》《稼轩词说》以及《毛主席诗词笺释》；佛典翻译文学讲义一册；讲演稿二篇；看书札记二篇；未收入剧集之杂剧一种，及其他零散之杂文、讲义、讲稿等多篇。此外，尚有短篇小说多篇，曾发表于20世纪20年代中期之《浅草》及《沉钟》等刊物；又有《揣龠录》一种，曾连载于《世间解》杂志；及未经发表刊印之手稿多篇，分别保存于先生之友人及学生手中。

我之从先生受业，盖开始于1942年之秋季，当时甫升入辅仁大学中文系二年级，先生来担任唐宋诗一课之教学。先生对于诗歌具有极敏锐之感受与极深刻之理解，更加之先生又兼有中国古典与西方文学两方面之学识及修养，所以先生之讲课往往旁征博引，兴会淋漓，触绪发挥，皆具妙义，可以予听者极深之感受与启迪。我自己虽自幼即在家中诵读古典诗歌，然而却从来未曾聆听过像先生这样生动而深入的讲解，因此自上过先生之课以后，恍如一只被困在暗室之内的飞蝇蓦见门窗之开启，始脱然得睹明朗之天光，辨万物之形态。于是自此以后，凡先生所开授之课程，我都无不选修，甚至在毕业后我已经在中学任教之时，仍经常赶往辅仁大学及中国大学旁听先生之课程。如此直至1948年春我离平南下结婚时为止，在此一段期间内，我从先生所获得的启发、勉励和教导是述说不尽的。

先生的才学和兴趣方面甚广，诗、词、曲、散文、小说、诗歌评论，甚至佛教禅学，都曾留下了值得人们重视的著作，足供后人之研读景仰。但对于一个曾经听过先生讲课有五年以上之久的学生而言，我以为先生平生最大之成就，实在还并不在其各方面之著述，而更在其对古典诗歌之教学讲授。因为先生在其他方面之成就，往往尚有踪迹及规范的限制，而唯有先生之讲课则是纯以感发为主，全任神行，一空依傍。先生是我平生所接触过的讲授诗歌最能得其神髓，而且也最富于启发性的一位非常难得的好教师。先生之讲课既是重在感发而不重在拘狭死板的解释说明，所以有时在一小时的教学中，往往竟然连一句诗也不讲，自表面看来也许有人会以为先生所讲者都是闲话，然而事实上先生所讲的却原来正是最具启迪性的诗歌中之精论妙义。昔禅宗说法有所谓“不立文字，见性成佛”之言，诗人论诗亦有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筌”之语。先生之说诗，其风格亦颇有类乎是。所以凡是在书本中可以查考到的属于所谓记问之学的知识，先生一向都极少讲到，先生所讲授的乃是他自己以其博学、锐感、深思，以及其丰富的阅读和创作之经验所体会和掌握到的诗歌中真正的精华妙义之所在，并且更能将之用多种之譬解，做最为细致和最为深入的传达。除此以外，先生讲诗还有一个特色，就是常把学文与学道以及作诗与作人相并立论。先生一向都主张修辞当以立诚为本，以为不诚则无物。所以凡是从先生受业的学生往往不仅在学文、作诗方面可以得到很大的启发，而且在立身、为人方面也可以得到很大的激励。

凡是上过先生课的同学一定都会记得，每次先生步上讲台，常是先拈举一个他当时有所感发的话头，然后就此而引申发挥，有时层层深入，可以接连讲授好几小时甚至好几周而不止。举例来说，有一次先生来上课，步上讲台后便转身在黑板上写了三行字：“自觉，觉人；自利，利他；自度，度人。”初看起来，这三句话好像与学诗并无重要之关系，而只是讲为人与学道之方，但先生却由此而引发出了不少论诗的妙义。先生所首先阐明的，就是诗歌之主要作用，是在于使人感动，所以写诗之人便首先须要有推己及人与推己及物之心。先生以为必先具有民胞物与之同心，然后方能具有多情锐感之诗心。于是先生便又提出说，伟大的诗人必须有将小我化而为大我之精神，而自我扩大之途径或方法则有二端：一则是对广大的人世的关怀，另一则是对大自然的融入。于是先生遂又举引出杜甫《登楼》一诗之“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为前者之代表，陶渊明《饮酒》诗中之“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为后者之代表；而先生由此遂又论及杜甫与陆游及辛弃疾之比较，以及陶渊明与谢灵运及王维之比较；而由于论及诸诗人之风格意境的差别，遂又论及诗歌中之用字遣词，和造句与传达之效果的种种关系，甚且将中国文字之特色与西洋文字之特色做相互之比较，更由此而论及于诗歌中之所谓“锤炼”和“酝酿”的种种功夫，如此可以层层深入地带领同学们对于诗歌中最细微的差别做最深入的探讨，而且绝不凭借或袭取任何人云亦云之既有的成说，先生总是以他自己多年来亲自研读和创作之心得与体验，为同学们委婉深曲地做多方之譬说。昔元遗山论诗绝句曾有句云：“奇外无奇更出奇，一波才动万波随。”先生在讲课时，其联想及引喻之丰富生动，就也正有类乎是。所以先生之讲课，真可说是飞扬变化、一片神行。先生自己曾经把自己之讲诗比作谈禅，写过两句诗说：“禅机说到无言处，空里游丝百尺长。”这种讲授方法，如果就一般浅识者而言，也许会以为没有世俗常法可以依循，未免难于把握，然而却正是这种深造自得、左右逢源之富于启发性的讲诗的方法，才使得跟随先生学诗的人学到了最可珍贵的评赏诗歌的妙理。而且当学生们学而有得以后，再一回顾先生所讲的话，便会发现先生对于诗歌之评析实在是根源深厚、脉络分明。就仍以前面所举过的三句话头而言，先生从此而发挥引申出来的内容，实在相当广泛，其中既有涉及诗歌本质的本体论，也有涉及诗歌创作之方法论，更有涉及诗歌之品评的鉴赏论。因此谈到先生之教学，如果只如浅见者之以为其无途径可以依循，固然是一种错误，而如果只欣赏其当时讲课之生动活泼之情趣，或者也还不免有买椟还珠之憾。先生所讲的有关诗歌之精微妙理是要既有能入的深心体会，又有能出的通观妙解，才能真正有所证悟的。我自己既自惭愚拙，又加以本文体例及字数之限制，因此现在所写下来的实在仅是极粗浅、极概略的一点介绍而已。关于先生讲课之详细内容，我多年来保存有笔记多册，现已请先生之幼女顾之京君代为誊录整理，可供读者研读参考之用。

至于就先生的著述而言，则先生所留下来的作品，方面甚广，我个人因本文篇幅及自己研习范围之限制，不能在此做全面的介绍和讨论，现在只就先生在古典诗歌之创作方面的成就略做简单之介绍。先生自二十余岁时即以词见称于师友之间，最早的一本词集《无病词》刊印于1927年，收词八十首，当时先生不过三十岁；其后一年（1928）又刊印《味辛词》一册，收词七十八首；又二年之后（1930），又刊印《荒原词》一册，收词八十四首。在《荒原词》之卷首，先生之好友涿州卢宗藩先生所写的一篇序文，曾经叙述先生“八年以来殆无一日不读词，又未尝十日不作，其用力可谓勤矣”。然而自《荒原词》刊出以后，先生却忽然对于写词感到了厌倦，于是遂转而致力于诗之写作。四年之后（1934），遂有《苦水诗存》及《留春词》之合刊本问世，卷首有先生之《自序》一篇，叙述平生学习为诗及为词之经过，自云“余之学为诗几早于学为词二十年，顾不常常作”，又云自1930年冬“以病忽厌词”，于是自1931年春“遂重学为诗”；先生自言其为诗之用力亦甚勤，云“余作诗虽不如老社之‘语不惊人死不休’，亦未尝率意而出，随手而写，去留殿最之际，亦未尝不审慎”，然而先生却自以为其诗之成就不及其词，并引其穉弟六吉之言，以为其所为诗“未能跳出前人窠臼”。先生自谓“少之时，最喜剑南”，其后“学义山、樊川，学山谷、简斋，唯其学，故未必即能似，即其似故又终非是也”。而先生之于词则自谓“并无温、韦如何写，欧、晏、苏、辛又加何写之意”，以为“作诗时则去此种境界尚远”。故于《苦水诗存》刊出以后，先生之诗作又逐渐减少，乃转而致力于戏曲，两年后（1936）遂刊出《苦水作剧三种》，共收《垂老禅僧再出家》《祝英台身化蝶》《马郎妇坐化金沙滩》杂剧三种及附录《飞将军百战不封侯》杂剧一种。先生既素以词名，故其剧作在当日并未引起广大读者之注意。然而先生在杂剧方面之成就，则实不在其词作之下。原来先生在发表此一剧集之前，对杂剧之写作亦曾有致力练习之过程。盖早在1933年间，先生即曾写有《馋秀才》之二折杂剧一种，其后于1941年始将此剧发表于《辛巳文录初集》之中，并附有跋文一篇，对写作之经过曾经有所叙述，自云此剧系去1933年冬“开始练习剧作时所写”。其后自1942年开始，先生又致力于另一杂剧《游春记》之写作，此剧共分二本，每本四折外更于开端之处各加《楔子》，为先生所写之杂剧中最长之一种，迄1945年始正式完稿，刊为《苦水作剧第二集》。当先生之兴趣转入剧曲之写作时，曾一度欲停止词之写作，在其《留春词》之自序中，即曾写有“后此即有作亦断断乎不为小词矣”之语。然而先生对词之写作则实在不仅未尝中辍，而且在风格及内容方面更曾有多次之拓展及转变。先是在1935年冬，先生于病中曾写有和《浣花》词五十四首，其后于1936年又陆续写有和《花间》词五十三首，和《阳春》词四十六首，统名之曰《积木词》（此一卷词未曾见有刊本问世，今所收存为我于1946年时自先生手稿所转抄者）；其后先生于1941年又曾刊有《霰集词》一册，收词六十六首，1944年又曾刊有《濡露词》及《倦驼庵词稿》合刊本一册，共收词三十二首；新中国成立后，先生亦写有词作多首，曾陆续发表于天津之《新港》杂志及《天津日报》等报刊，总其名为《闻角词》，然未尝刊印成册。计先生平生虽然对于古典诗歌中诗、词、曲三种形式皆尝有所创作，然而实在以写词之时间为最久，所留之作品亦最多，曲次之，诗又次之。所以本文对先生古典诗歌创作方面之介绍，便将以先生之词作及剧作二种为主，而以诗作附于词作之后略作简单之介绍。

如我在前文所言，我聆听羡季先生讲授古典诗歌，前后曾有将近六年之久，我所得之于先生的教导、启发和勉励，都是述说不尽的。当1948年春，我将要离平南下结婚时，先生曾经写了一首七言律诗送给我，诗云：“食荼已久渐芳甘，世味如禅澈底参。廿载上堂如梦呓，几人传法现优昙。分明已见鹏起北，衰朽敢言吾道南。此际泠然御风去，日明云暗过江潭。”先生又曾给我写过一封信，说：“不佞之望于足下者，在于不佞法外，别有开发，能自建树，成为南岳下之马祖，而不愿足下成为孔门之曾参也。”先生对我的这些期望勉励之言，从一开始就使我在感激之余充满惶愧，深恐能力薄弱，难副先生之望。何况我在南下结婚以后不久，便因时局之变化，而辗转经由南京、上海而去了台湾。抵台后，所邮运之书籍既全部在途中失落无存，而次年当我生了第一个孩子以后不久，外子又因思想问题被捕入狱。我在精神与生活的双重艰苦重担之下，曾经抛弃笔墨、不事研读、写作者，盖有数年之久。于时每一念及先生当日期勉之言，辄悲感不能自已。其后生事渐定，始稍稍从事读、写之工作，而又继之以飘零流转，先由台湾转赴美国，继又转至加拿大，一身萍寄，半世艰辛，多年来在不安定之环境中，其所以支持我以极大之毅力继续研读、写作者，便因为先生当日对我之教诲期勉，常使我有惟恐辜恩的惶惧。因此虽自知愚拙，但在为学、做人、教书、写作各方面，常不敢不竭尽一己之心力以自黾勉。而多年来我的一个最大的愿望，便是想有一日得重谒先生于故都，能把自己在半生艰苦中所研读的一点成绩，呈缴于先生座前，倘得一蒙先生之印可，则庶几亦可以略报师恩于万一也。因此当1974年，我第一次回国探亲时，一到北京，我便向亲友探问先生的近况，始知先生早已于1960年在天津病逝，而其著作则已在身后之动乱中全部散失。当时中心之怅悼，殆非言语可喻。遂发愿欲搜集、整理先生之遗作。数年来多方访求，幸赖诸师友同门之协助，又有先生之幼女现在河北大学任教之顾之京君，担任全部整理、抄写之工作，行见先生之德业辉光一向不为人知者，即将彰显于世。作为先生的一个学生，谨将自己对先生一点浮浅的认识，简单叙写如上。昔孔门之弟子，对孔子之赞述，曾有“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之语。先生之学术文章，固非浅薄愚拙如我之所能尽。

受业弟子叶嘉莹谨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