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川西的乡村

川西平原是中国内地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之一（见地图2、地图3）。不过在19世纪和20世纪，这个地区很少能够找到真正自古以来便居住在这里的土著，居民多是清初移民的后代。明末清初四川连年战争、社会混乱，从明正德四年（1509）爆发大规模民变起，社会便一直处于动荡之中。特别是明末天启二年（1622）白莲教起义，更是战乱不止。明末农民起义首领张献忠五次入川，并于1644年建立大西政权，之后便是持续不断的大规模战争：有大西军余部抗清，有残余明军抗清，有三藩之乱（1673—1681）等。直至康熙二十年（1681）平定三藩之乱，才结束了半个多世纪的动荡局面。长时期的战争使上游人口丧失十分严重，以致达到清初“丁户稀若晨星”的局面。[1]

由于移民和生产的发展，人口增长，地方社区开始恢复，“渐次招徕，人迹所至，烟户递增，城镇田庐，载筑载兴，鸡鸣狗吠，声闻四野”。到雍正时，“蜀中元气既复，民数日增”。[2]移入之民大多有创业精神，能吃苦耐劳，大量移民定居并逐渐转化为土著，构成川西社会的主体，促进了川西社会经济的重建。众多移民入川，致使土著被湮没在移民的茫茫大海中，这在中国历史上亦属少见，因而历史上有“湖广填四川”之说。其实，除两湖外，其他省的移民也为数不少。大量移民入川聚落而居，滋生繁衍，在异乡重组了他们自己的社会。四川的许多乡场，便是由移民所建，一些城镇也因移民而兴盛。[3]

客居在外，由于对本土怀有的感情以及生存竞争的需要，移民们建立了自己的社会组织以维护自己的利益，会馆就是其主要形式。移民普遍建有祠、庙、宫、殿之类的建筑，并供奉其尊崇的神祇或先贤。会馆是同籍人士社交活动的重要场所，起着联络感情、沟通信息的作用。成员聚会一般相当频繁，一年达几十甚至上百次，而且还有特定的全体宴会、庆祝日等。[4]会馆的设立，起初主要目的是使远离家乡的移民能够互相帮助，但后来在一些地区逐渐发展成对政治、宗教、社会各方面都有相当影响的机构。各会馆首事或客长与地方官进行公务联系，参与当地税捐征收、保甲、消防、团防、团练、重大债务清理、济贫、积谷、赈济以及孤儿院、养老院的管理，从事慈善事业等。生活的流动性，人口结构的复杂性，同籍会馆的互助功能，都加剧了人们与宗法关系的疏远，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组织的依靠远比宗族纽带更为重要。这为袍哥的发展，提供了非常便利的条件。

川西平原在地理上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地区，入川陆路一般取道川北的剑门入川，剑门雄关成为四川的天然屏障，所以李白才有“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感慨，写下了“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这样的诗句。水路交通则依靠长江，由于三峡天险，行船困难，每年不知有多少木船和船夫被吞噬在波涛之中。这个地区盛产稻米，米谷和土产沿长江顺流而下，木船很难逆水回到上游，许多船夫把船卖了，徒步回川（图2-1）。

正是交通的困难，使四川在历史上有着相当的独立性。有清一代，清政府一般任命总督兼管两个省，但是只有京畿的直隶和四川的总督只负责一个省。这种独立性，也体现在那个著名的说法“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中。辛亥革命后的四川历史，更是证明了这一点。从1916年护国战争开始，滇、黔、川军便在四川进行了激烈的军事对抗，1917年在成都进行巷战，造成了生命财产极大的损失。1918年，为了避免军阀混战，四川督军熊克武首次提出“各划防区”的主张，开始了各自为政的局面，虽然1927年国民政府在名义上统一了全国，但是一直到1934年四川基本处于独立状态，直到1935年中央政府才真正控制了四川。[5]

资料来源：《回眸历史——二十世纪初一个美国人镜头中的成都》，第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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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西平原是中国内陆最富庶的地区之一，地势平坦，土壤肥沃。水稻的种植在长江上游地区居第一，稻米除供本地食用外还大量出口。由于早在公元前3世纪修筑了都江堰，克服了岷江水患，开辟自流灌溉，因此它在生态上是一个高度稳定的地区，也是中国农业最发达的区域之一。我们常说的四川“天府之国”，其实多是指这一带。[6]这里虽然谈不上像江南地区那样河道纵横，但也是沟渠交错，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灌溉系统。油菜籽深秋（11月）播种，一到春天，一望无际的油菜花，黄黄的延伸至天边。过了清明，天气转暖，春天的蒙蒙细雨是川西平原最浪漫的景色，满眼朦胧新绿，竹林和房屋时隐时现。农民戴着大斗笠，穿着蓑衣，赶着水牛，在田里劳作。简直就是一幅天然的水墨画。

深耕过的水田，黑色的泥土大块大块地翻了过来，白色的鹭鸶在田里忙着，寻找被犁翻出的尚未自冬眠完全苏醒的各种昆虫和泥鳅。这时，都江堰也开始开闸放水，自流灌溉系统把水直接送到田里，肥沃的田地在水里充分浸泡、发胀，在反复耙过以后，泥土变得又细又软，不久就可以插秧了。川西平原的水田都不大，不规则田埂把田隔成小块，便于人们在上面行走，也便于蓄水。夏天，秧苗长得郁郁葱葱，农事不多，农民得到片刻的喘息。秋天是最忙碌的收获季节，田里一片金黄。农民用镰刀割稻，妻子和老人把稻秆扎成捆。孩子们则在田中捡掉下的稻穗。冬天，是休息和节日的季节，人们赶场、赴庙会、过春节，享受劳作之成果（图2-2）。

完善的灌溉系统，肥沃的土地，充足的雨量，温和的气候，使这个地区出产丰富，为中国水稻主要产区，稻谷的种植占耕地面积的60%，另外尚生产大量的蔬菜。所产稻米除自给外，还大量外运。[7]除了稻麦和各种蔬菜外，还有形形色色的经济作物，如烟草、茶叶、各种水果，另外还盛产麻、菜籽等，养蚕制丝也是主要副业。成都郊区的乡镇，是蔬菜的主要来源。种蔬菜的肥料，也主要取之于从城里运来的大粪和尿水。美国历史学家费正清（John K.Fairbank）曾经描述过，如果从空中看古代的中国城市，就会发现城市被绿色所包围，但是与城市的距离越远，绿色也就越淡。就是说，远离城市的地区，由于农作物的肥料没有城市近郊那么充足，所以也不那么茂盛和青翠。[8]

川西平原和北方的农村居住形式有着很大的差别，前者是分散式的，后者是集结式的。农民选择最便于到田间耕作的地点建房，形成了分散的居住模式，即一个耕作区域内散布着许多分离的农户。川西平原的自然地理条件，良好的气候环境，完善的灌溉系统，使得农民可以随田散居。[9]我们可以想象，在中国北方，冬季气候严酷，一家一户散居将是十分困难的，因此集中居住的村落是他们抵御严冬的必要保障。同居住模式一样，两个区域的自然村落结构也迥异。聚居的和商品化程度较低的华北村庄，有较紧密的村民关系，而村庄之间却比较孤立和内向；分散的和商品化程度较高的川西平原村庄（严格地讲，不能称为“村庄”，称“乡村”可能更恰当些），乡民关系则较松散，而乡际关系却较密切。[10]这些密切的乡际关系网，是川西平原内部商品流通的有利条件。各乡农民均需要靠基层市场来进行交换，以弥补一家一户独居导致的生活上乃至心理上的欠缺。

农户三三两两地散居在自己的耕地旁边，耕种和管理都十分方便。从外面来的人会惊奇地发现，平原上散落着一丛丛的竹林，竹林深处，隐藏着一座座院落，便是典型的川西平原农民的居所，当地人一般都称这些丛林为“林盘”。他们的生活，总是和竹林以及周围的小水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沟渠里的水清凉又干净。农民傍晚下工，就在沟渠里洗锄头，女人在沟渠里洗衣服和洗菜。这些沟渠也是鹅和鸭的世界，它们在水面嬉戏，水里有不少鱼虾，回水之处，还飘有绿色的浮萍，是鸭子的最爱。劳作了一天的农民回到家里，家家户户屋顶上升起炊烟，和朦朦胧胧的暮色融合一起，构成了一幅田园生活的恬静的、温馨的图景。川西平原的农民，基本不烧煤炭，主要依靠从田里收回来的麦秆和稻秆。而燃烧后的草木灰，是种庄稼的好肥料。他们的灶膛口一般都挂着一把陶质的水壶，火苗子从灶口钻出来，能同时把壶里的水也烧烫，提供了日常的热水（图2-3）。

随田散居的林盘是集生产、生活和生态为一体的复合型农村聚落形态，既反映了一种生产结构，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康熙年间绵竹县令陆永箕在一首竹枝词中写道：

村墟零落旧遗民，

课雨占晴半楚人。

几处青林茅作屋，

相离一坝即比邻。[11]

资料来源：英国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Needham Research Institute, Cambridge University）。

生动描述了这种空间与人和谐的互动方式。林盘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生态居住环境，竹林中往往还有一口井，提供人们的饮用水。边缘还种植有其他作物，如水果、蔬菜等，为农家生产生活提供了多种原材料与农副产品。鸡在竹林里到处觅食，鸭子和鹅在林盘周围的稻田或沟渠里漫游，如果有生人接近，狗便“汪汪”地叫了起来。农民们甚至也和自己过世的亲人永不分离。在竹林的边缘，人们可以看到土坟堆，似乎阴间的亲人仍然每天关注着人们的生活，分享他们的酸甜苦辣。每逢忌日或者清明节，他们祭祀祖先和亲人也非常方便。人们经常可以看到坟前香烟缭绕，摆放着各种祭品。

这里农民的日常生活和劳作都离不开竹子，林盘就是他们取之不尽的供应地。除了盖茅草房顶的架子，竹子必不可少外，还有吃饭的筷子，蒸饭的蒸笼，院墙的篱笆，挑担的扁担，遮雨的斗笠，睡觉的席子，以及许许多多的家具，都是竹子做的。春天来临，竹林到处是从土里冒出来的竹笋，挖出来自己吃不完，则送到市场上去卖。农民平日很少有现金，如果要去赶场，便从竹林里砍几株竹子，挑到市场卖了，也就有了一点小钱，可以买点油盐，甚至割一块猪肉回来。

平原上的农民多住土墙茅屋，只有家境非常好的人家才有经济实力建砖瓦房。所谓“茅屋”，其实并不是用茅草，而多是用麦秆或者稻谷秆做屋顶。墙则是用田里的泥做的土砖砌成，做这种砖的方法是：先在田里放水把泥泡软，然后反复耕犁，使泥逐渐细腻，然后把水抽干，让泥里的水继续挥发，渐至半干，又用碾子在上面反复滚压，让泥土越来越紧实。当干湿合适时，就可以拉砖了。如果泥土太干，拉不动；如果泥土太湿，拉出的砖容易变形。先把地表土按需要的砖的大小切出来，拉砖要三位男劳力，一位掌握锋利的平铲，两位在前面拉系在铲上的绳子，一起用力，一大块砖就拉出来了。然后在田里晾晒，砖干硬以后，就可以盖房了。这种茅屋冬暖夏凉，材料完全用田里所产，由于劳动力都是靠亲戚和乡亲们提供帮助，因而花费不多。这种拉砖和盖房的活动，也是地方社区联系和增进亲情的活动。乡邻来帮助，主人提供饭食，反映了传统社会中互相依赖的关系。

1945年夏天和沈宝媛同时进行农村社会调查的同学白锦娟，对离“望镇”只有几里远的九里桥的一个农家院子有这样的描述：

傅太婆的家就是离场三里的小路上，四周都是稻田，茂竹夹着篱笆做的栏墙的一所孤立的宅院。宅的方向在洞子口的东南，大门朝南，院内有北东西三面房子共计十一二间，北房三间通连，东头另有间耳房，是东房三间通连，南头也另有一个单间，东头的北耳房是厨房，南头的单间是佛堂。西房是四间面积的一大间，用做堆积谷麦农具的。东北角和厨房都有小门通一小院，小院是用一道流经的河与田野为界。小院沿河边竖立栏栅，开一个弓形的门，从门可以下水，沿岸露出干净的洗衣石，小院内有竹林，并有一排猪圈，养了八只猪。猪圈南有一大间草房是厕所，粪坑在中间。街门的两旁都盖草棚。两边草棚是水牛的居室。东边草棚堆积着些将田里拔下来带枝的毛豆、胡豆或萝卜青菜等。[12]

这是川西平原上典型的居住形式和条件，不但宽敞，而且各种功能的房间一应齐全，有猪圈，有水牛棚，有储藏室。环境优越，周围是竹林、稻田，小河就在家门口，取水用水方便。如果我们以为“傅太婆”家不是地主也是富农，那就错了，这是一个50多岁的寡妇独自拉扯几个孩子的衰败的自耕农家庭而已，而且已经是“完全的佃户地位”。[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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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西平原属于川西经济区，是长江上游人口最稠密、开发最早、自然条件最好的地区，这一地区每年都有大量稻谷输出，此外各种经济作物也很发达。水陆路交通方便，重要的大路和驿路皆由此辐射而出。平原上场镇密度很大，大约相隔8到10公里即有一场镇，也即是说，乡村至场镇平均还不到5公里。成都是川西平原上的中心城市，是贸易系统的中心，下面有地区城市、地方城镇、乡镇，下延至墟市。农民在生活的许多方面都依赖于集市。农民把农产与手工业结合起来，进行多种经营，提供丰富的产品。集市是沟通地方经济联系的主要渠道，是农民之间以及农民和商贩之间进行交易的立足点，赶场者出售其多余或剩余的产品，换回自己不能生产的日常生活和生产用品，这属于农民之间“以有易无”的形式。集市既可作为输出市场的起点，又是农民日常生活品销售的终点。集市依赖高一级市场销售其聚集的土产，又将高一级市场运来的商品出售给农民，从而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成为乡村商品流通网络中的一个最基本的环节。[14]

川西平原上的乡民因生态、气候、地理等因素的制约，在长期的历史中形成了自己的生活模式。他们春天和秋天农忙季节在田里劳作，夏天和冬天农闲时，则到当地市场甚至远至省城做小生意。他们赶场的范围有时是很广的，他们的活动加强了农民与集市的联系，推动了农村集市的兴旺。由于普遍实行押租制和货币地租，农民在集市上把产品投入流通，取得货币，以缴纳田租乃至赋税。另外，对那些从事经济作物种植和其他专业生产的农户来说，农村集市更与他们关系密切。大小集市一般都有规则，如规定场期，一旬之内，有三场、四场乃至五场者；规范场市风气，禁止任何“有坏风俗事端”，而且不许“结盟聚众”以及赌博等活动；设立交易规则，买卖货物由交易者“面议成交”，不许“奸商巨贾”把持行市；划定场市区域，各项货物如米粮、牲畜等分别都有市场；排解交易纠纷，如果发生争执，则“凭众理割”，以免“酿成事端”。[15]

周围市场场期的安排基本都是相互错开的，这样可提高农民的赶场率。[16]从贸易周期上看以旬三场为主，在经济发达地区场期则较为密集，有旬四场甚至旬五场的。如郫县犀浦场“市以二四七十日”；郫县与崇宁、新繁接壤的马街“市以一三七九日”；郫县与温江接壤的德源场“市以二四六八日”；此外，与温江接壤的何家场、青龙场，与崇宁接壤的新场均是“市以二四六八日”。有的是隔日一集。如郫县的“县市，奇日一集”；处于水陆交通之地的郫县三堰场，“商旅频繁……市以双日”。而“官商遥集，车驰马骤”的崇庆州城场，“其市期一三五七九”。[17]这说明了这些地区商品交易的频繁和规模，反映了这些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较其他地区要高。

沈宝媛调查的“望镇”，非常接近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关于中国基层市场的经典研究的所在地（见地图1的“中和场”）。据施坚雅的考察，避免墟市与市集撞期解决了许多小贩的生计。农村中的小贩大多只在一个市集交易范围内活动，他们以市集为据点，到各墟市与农民进行交易，然后回市集将收购来的农产品出售，并补充存货。在成都东南郊区的中和镇交易范围内的小贩，可以有这样的行程：初一逗留在集上交易，初二到黄龙场，初三到石羊场，初四到中和镇，初五到琉璃场，初六到高店子，初七回到中和镇，初八到倒石桥，初九到新店子，初十再回中和镇休息一天；从十一开始，又按这个流程到各地行贩。每十天之内，既不会错过中和镇的三天集期，也可走遍中和镇之下的六个墟市。除小贩外，其他行当诸如江湖郎中、说书先生、算命先生、手工工匠等也多有类似的活动轨迹。[18]

集市也是重要的社交场所。集市内一般都设有酒馆和茶社，是农民的聚会之所，“聚会皆以集期”，“持货入市售卖，毕辄三五群饮”。[19]那些平时因散居而消息闭塞的人们在那里接触各种信息，诸如当地新闻、官府政令、婚丧嫁娶等。百姓在那里交流感情和增广见闻，商人在那里洽谈生意，放贷者在那里商谈放高利贷，媒人在那里撮合婚姻，巫师、道士在那里卜卦算命，民间郎中在那里切脉看病，拳师在那里舞刀弄棍，跑江湖者在那里兜售假药，文人墨客在那里谈天说地，袍哥在那里招贤纳徒、结兄拜弟……真可谓三教九流，无奇不有。集市也是人们消遣娱乐的地方。大多数农民在一生中，从孩提到垂老的活动范围不出周围若干集市。他们在那里发蒙和成长，集市上的迎神赛会、庙会、闯江湖者的表演、戏班的剧目、往来客人的谈吐……都塑造着他们的心灵和行为方式。集市可以说是他们接触外界的一扇窗户（图2-4）。

川西平原有着中国最密集的茶馆。1943年黄裳是这样描述四川茶馆盛况的：

一路入蜀，在广元开始看见了茶馆，我在郊外等车，一个人泡了一碗茶坐在路边的茶座上，对面是一片远山，真是相看两不厌，令人有些悠然意远。后来入川愈深，茶馆也愈来愈多。到成都，可以说是登峰造极了。[20]

自然环境经常决定生活方式，川西平原的茶馆及茶馆文化便是在其特定的自然生态和生存环境中产生的。自然景观与茶馆相映成趣，密不可分，正如一首仿唐诗的民谣所描述的：

一去二三里，

茶馆四五家。

楼台六七座，

八九十枝花。

在赶场天，乡民到最近的市场买卖商品，一般会在茶馆停留，与朋友会面，或休息片刻，或放松闲聊。他们甚至也在茶馆里做生意，寻找买主或卖家。

较优裕的生存环境也促进了茶馆的繁荣。农业高度发展，农民无须整年在田里辛勤劳作，有不少时间从事贩卖和休闲活动。在农闲之时，他们的许多时间消耗在乡场和城镇中的低等茶馆里。另外，在川西平原，地主无论大小，多住在乡场。乡场能提供的娱乐非常有限，因此茶馆成为他们消磨时光之地。[21]另外，四川的许多茶馆，其实都是袍哥开办的，而且常常就是袍哥的总部和活动中心。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们可以看到袍哥及其活动与茶馆的密切关系。

总之，1940年代的川西乡村正在发生剧烈的变化，但是传统秩序仍然维系着地方社会生活的稳定。相对中国其他广大地区，这里受日寇侵扰较少，人们在相对稳定的环境中生活。但是这种稳定也只是表面上的，农民、农村社会精英和社会组织在这个动荡年代面临着各自的困境，并做出最有利于自己生存的各种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