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一）

毫无疑问，在中国现代史上，还没有哪一个文学者或思想者像鲁迅这样，无论生前身后，都能引发范围如此之广、影响如此之深远的争议。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难免会遭遇这样的尴尬：当他们相信自己找到了安身立命之本时（这多半会表现为某种主义或某种立场），鲁迅的文字却让他们或多或少会有坐立不安的感觉，因为他们不能用熟悉的分类方式来给鲁迅一种定位。[1]赞同也好，批评也罢，我们都要承认，鲁迅的文和思比一般人想象的更复杂，鲁迅本人“抉心自食”的姿态在整个中国文化史和思想史上也显得颇为另类。

有趣的是，我们这一代人对鲁迅的认识是从“误读”开始的，鲁迅所拥有的模式化的思想家、革命家、文学家的形象早已根植于我们的记忆中。通过阅读、思考和写作同这些记忆对抗，刚开始或许还有新鲜感，接下来，可能就更多的是一种体力和灵魂的双重“自我折磨”了。话说回来，“误读”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其实是常态，并不值得大惊小怪。“鲁迅是谁”这个疑问，对于居家过日子毫无帮助，甚至，对于专注于考订史实的学问家们也意义不大。愿意花工夫关注这个问题的人，很可能是在“自我认同”和个体与共同体关系方面遇到了麻烦。这些麻烦，并不能由心理科学或实证社会科学来加以解决。要理清这些麻烦的头绪，一条也许可行的路径是进入鲁迅的思想世界，了解他与现代中国的关系。

（二）

“文学者”鲁迅是大家熟知的，那么，用“思想家”来定位鲁迅是否恰当？能成一“家”的大概都有自己的思想体系，正是在此意义上，李长之认为鲁迅不是思想家：“他不够一个思想家，因为他没有一个思想家所应有的清晰以及在理论上建设的能力”[2]；“他是没有深邃的哲学脑筋，他所盘桓于心目中的，并没有幽远的问题”[3]。而竹内好则对鲁迅作为一个独特的思想者毫不怀疑：“鲁迅不是有体系的思想家。……他在气质上，也和凭借概念来思考缘分甚远。做类推而不做演绎，有直观却无构成。他不擅长以目的和方法来对应世界，也就是缺乏立场这种东西。……规定他是什么很难，但规定他不是什么却很容易。”[4]那么，李长之和竹内好的看法孰是孰非？我们若执着于简单地给出一个答案，其实并没有太大意义。因为，是否被认作“思想家”，并不是我们进入鲁迅思想世界所要获致的目的，而真正的意义，恰恰在这种探索和进入的过程中。也就是说，鲁迅的思想世界不是一个僵硬的客体，等待我们拿放大镜或者显微镜去做分析，而更应将其看作是一种能被不断激活同时也必须认真反思的传统。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对既有研究路径的反思以及跨国跨地区学术交流的增多，国内鲁迅研究界在概念、方法和理论等层面都有不同程度的创新，尤其是历史“中间物”概念的提出和广泛的探讨，使得鲁学不再是一座“肃穆的‘古堡’”，鲁迅走下了神坛，他丰富而矛盾的内心世界成为大家关注的中心，“回到鲁迅那里去”的口号也开始真正得到落实。然而，内心丰富而矛盾的鲁迅不光需要“了解之同情”，他需要的还有“批判性反思”，这种反思的过程并非用我们今天既有的知识框架和问题意识对鲁迅的思想世界进行俯视或断章取义——这种方式最终的结果只能是“搔不着痒处”。毋宁说，这种反思和探索更多的是我们理解世界和自身的一个契机。

鲁迅之为“思想者”，恰在于他从不纯粹和抽象地“思想”，他始终为自己所处的历史情境和生活世界所困扰，正如同我们今天为各种宏大叙事和生活琐碎所包围一样。不同的是，对于“无物之阵”，他举起了投枪以作“绝望的抗战”，而我们则更多的是在宁静的书斋中通过阅读鲁迅去揣摩、体味历史和现实的种种复杂性与可能性。从此意义上讲，鲁迅，对于我们的思考来说，是一个必要的“他者”，但绝不是一种工具，也不是一种简单的自我表达的中介。正如他自己所说：“我自己知道，不特并非创作者，并且也不是真理的发见者。凡有所说所写，只是就平日见闻的事理里面，取了一点心以为然的道理；至于终极究竟的事，却不能知。便是对于数年以后的学说的进步和变迁，也说不出会到如何地步，单相信比现在总该还有进步还有变迁罢了。”[5]当然，对于鲁迅思想及其与现代世界的关系，学界已有诸多著作和论文探讨过，本书不打算再简单重复这些探讨，而是希望从一个较新的角度来切入，这个角度就是“政治鲁迅”。这里需要说的是，选择“政治鲁迅”作为切入点，并不仅仅是为了弥补“空白”，做知识积累的工作，更不是因为鲁迅的政治观看起来简单、不成体系而有此“取巧”的选题。

鲁迅留给我们的主要印象乃是“文学者”，但他并非一位纯粹的文学者，而是一位终生都未脱离政治纠缠的文学者，尽管他的政治思考并未以概念化、体系化的方式呈现。在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流行谱系中，我们一般找不到“鲁迅”这个名字。可是，这并不意味着他对于政治的思考就不重要，也许原因恰恰在于，他对政治的思考有其特殊难解之处，难以用一种便携化的方式来提取、归纳。当然，这仅仅是一个未经验证的“假设”，而本书的写作，即可看作是对这一假设进行验证。

（三）

鲁迅没有受过专业的学院派的政治学训练，在他留下来的文字中，也没有系统的关于政治的论述，但是，在客观上，他的思想对中国的政治形成了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不是以直接的政策建议的方式，而是以一种潜移默化的文化心理的方式，对现实的政治（以及关心政治的知识分子阶层和民众）产生长远的影响。更具体地讲，鲁迅所产生的影响，一方面是基于意识形态的，或借助意识形态推动的，包括将鲁迅神化或贬低歪曲鲁迅思想的方式；另一方面则是源于鲁迅思想的特异性，可以由不同的严肃的研究者做出各种“言之有理、持之有故”的诠释。这两个方面的缠绕和纠结，使得对鲁迅思想的政治解读变得丰富、多面，世纪之交关于鲁迅的论争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必须指出的是，由于众多制约因素共同发生作用，这些解读有相当一部分偏离了鲁迅的原意，因此探求真实的鲁迅的政治世界，就成为一个颇有意义的课题。在这个探求的过程中，一方面，我们可以对论争所涉及的政治问题作一种基于学理思考的自成“一家之言”的回应；另一方面，通过深度了解鲁迅这样一个被有意无意简化的人物的复杂和悖论式的思想世界，我们或许也能对近现代以来中国政治发展的特质得出一点新的看法。

20世纪80年代国内的鲁迅研究被认为进入了一个全新时期，但通过对那个年代鲁迅研究的考察，我们不难发现，“政治”缺席的现象非常明显。有论者认为：“鲁迅研究极大地忽略了大革命之后鲁迅的重要转变，鲁迅在不同时期对于‘革命’话题的反复强调在20世纪80年代的研究者这里也没有得到很好的呈现……而正是这种被剥离了政治意义的鲁迅，在某种意义上，使得鲁迅极大地丧失了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意义，也令鲁迅世界复杂化的时代价值大大降低。”[6]这一时期鲁迅研究的代表作几乎都是以鲁迅复杂的内心世界为研究主题，从李欧梵、钱理群到汪晖，都是如此。[7]进入90年代，伴随着“告别革命”思潮的兴起，鲁迅又成为一个颇受争议的对象，有关注其在革命传统中的地位以及一以贯之的批判精神的，如汪晖；有批评其反自由主义特征的，如朱学勤；也有论证其思想才是真正得“自由”之精髓的，如郜元宝。不难发现，诸如此类的争论，其实都涉及“政治”的层面，但最终难以真正展开对话，其原因就在于论者对鲁迅的政治观的理解方式都从各自的知识生产体系出发，有所洞见，亦有不见。[8]

（四）

不得不承认，长期以来，国内和海外学术界关于鲁迅的研究多数着力于对其文艺创作的分析、人文精神和思想历程的挖掘或探讨其与马克思主义之关系，研究路径多为文学的、历史的、哲学的或意识形态式的。[9]即使是对“政治鲁迅”的探索，大多也在上述路径的影响之下。这些探索关注的问题可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鲁迅思想与政治实践的关系；二是鲁迅思想与政治道德基础的关系。围绕这两个问题，我们这里对学术界已有的研究作一简要的回顾。

1.就第一个问题而言，已出版的数量众多的著作及论文都有所涉及，对此问题的回答主要分为以下几类：

（1）“无建设”的消极抵抗。这一类观点看到了鲁迅对于“黑暗”现实的抵抗和批判，但同时认为，这种抵抗和批判在新的形势下是消极和“无建设性的”，并且落后于时代的要求。

梁实秋认为：“我觉得鲁迅先生向来做反面文章，东批评，西嘲笑，而他从来不明明白白的公布他自己的积极的主张和态度。”[10]钱杏邨认为：“阿Q时代固然死亡了，其实，就是鲁迅他自己也已走到了尽头，再不彻底觉悟去找一条生路，也是无可救济了。当然的，他所以然不能表现时代的原因，是他根本上没有认识时代，和世界政治思想简直没有接近……”[11]杜荃（郭沫若）认为：“资本主义对于社会主义是反革命，封建余孽对于社会主义是二重的反革命。鲁迅是二重的反革命的人物。以前说鲁迅是新旧过渡期的游移分子，说他是人道主义者，这是完全错了。”[12]李长之认为：“倘若以专门的学究气的思想论，他根底上，是一个虚无主义者，他常说不能确知道对不对，对于正路如何走，他也有些渺茫。他的思想是一偏的，他往往只迸发他当前所要攻击的一方面，所以没有建设。”[13]

（2）“共产主义革命的同路人”或“革命的知识分子”。此派观点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被广为接受，认为鲁迅紧跟时代潮流，最终认同了共产主义的救国路线和政治主张。

何凝（瞿秋白）对鲁迅的思想历程作了一种颇具影响力的论断：“从进化论最终的走到了阶级论，从进取的争求解放的个性主义进到了战斗的改造世界的集体主义。”[14]陈涌认为：“自从五四运动以来，有大批革命的知识分子，在认清了中国的现实和中国革命的性质与特点之后，便抛弃了原来已经过时了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而接受工人阶级的思想，并且终身为这个思想所指示的方向奋斗，而鲁迅便是这些知识分子中的杰出的代表人物之一。”[15]

（3）历史“中间物”。这类观点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国内鲁迅研究界形成的主流观点，认为鲁迅基于“清醒的现实主义”，一方面意识到个体对于政治现实的无力，另一方面又以“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实践的姿态，为打开未来的可能性空间做出努力。

钱理群认为：“鲁迅的‘中间物意识’，最基本的历史特征，即是将‘自我’置于社会发展、人类进化的广阔的时空中来考察。一方面，在社会、人类、宇宙的无限空间里，在历史发展的永恒时间中，充分地显示出‘自我’的有限性与短暂性；另一面，‘自我’却又承担着无限空间、永恒时间里形成的历史重负。前者是一种客观存在，后者是鲁迅这一代人的自觉选择；鲁迅既清醒于前者，又执着于后者，就陷入了既无可避免、又无以解脱的巨大矛盾与精神困境中。”[16]汪晖认为：“只有意识到自身与社会传统的悲剧性对立，同时也意识到自身与这个社会传统的难以割断的联系，才有可能产生鲁迅的包含着自我否定理论的‘中间物’意识。……相对于早期的与社会传统的分离意识和浪漫主义的孤独精神，20年代鲁迅却再一次把自己与传统相联系，从而产生了第二次觉醒：独立出来的自我不仅不是振臂一呼聚者云集的英雄，而且实际上并未斩断与历史传统的联系；自我的独立意识仅仅是一种意识。正是以这第二次觉醒为起点，鲁迅的‘中间物’意识，尤其是其中的自我反观、自我解剖、自我否定理论才得以建立。”[17]王乾坤认为：“不可以将（‘中间物’）这个命题还原为中国本世纪早期流行的历史进化论。即便从其建设性的功能上讲，后者作为一种经验性原则，通常向人许诺的，是一种直线性方向。……进化论固然曾经支持过鲁迅的社会希望，但作为一个灵魂的盘问者、命运的关切者，鲁迅同时敏感地悟到进化论对生命的无情，也掩不住对死亡的悲怀。”[18]“‘中间物’构成了鲁迅全部思想的一个轴心概念。其他思想可以看作这个轴心的一个个展开。”[19]

（4）通过文学提供的“主体性”来面对或介入政治。此派观点强调鲁迅的“文学”具有抵抗意识形态侵袭的特殊性，使鲁迅获得了真正自由的“主体性”，并认为鲁迅正是通过这种特殊的文学来面对或者介入政治现实的，从而为中国政治的发展带来了一种独特的可能性。

竹内好认为：“政治与文学的关系，不是从属关系，也不是相尅关系。迎合政治或白眼看政治的，都不是文学。所谓真的文学，是把自己的影子破却在政治里的。可以说，政治和文学的关系，是矛盾的自我同一的关系。”[20]“真正的文学并不反对政治，但唾弃靠政治来支撑的文学。它所唾弃的文学，在孙文身上看不到‘永远的革命者’，而只看到革命的成功者或革命的失败者。为什么说唾弃呢？因为这种相对的世界，是个‘凝固了的世界’，没有自我生成的运作，因而文学者只会死灭。文学诞生的本源之场，总要被政治所包围。这是为使文学能开花的苛烈的自然条件。娇弱之花没有生长的可能，劲秀之花却可获得长久的生命。我在现代中国文学那里，在鲁迅身上看到了这一点。”[21]张宁认为，鲁迅所致力于的对国民主体性的建构是“一种拒绝在一个分层的社会里从‘上层’寻求精神依赖的尝试，一种致力于把民众‘从政治的客体变成政治的主体’的艰难实践。……习惯于仅仅从国体、政体等制度建设上看的人，是不大能够发现鲁迅这种致力于把民众‘从政治的客体变成政治的主体’的艰难努力的；习惯于‘从上面’看的人，也不大可能体会鲁迅那始终禀有的‘从下面’看的眼光”[22]。张旭东认为：“鲁迅的写作是完全的、纯粹的政治性写作。理解鲁迅作品的关键在于理解这种政治性何以就是最本质、最积极的文学，而不是从一些教条的、意识形态的（比如小资的、唯美的）标准出发，去问为什么鲁迅写作同‘文学’若即若离。鲁迅对黑暗的感受是非常深的，所谓黑暗就是‘死的说教者’，就是否定生命的东西。当生命为自己开辟道路的时候，它是不惜与一切宣战的，但这种战斗意义的‘恶’和‘憎恶’，也是善和爱。这种错综复杂深沉低回的味道，经鲁迅的文字洗练，成为现代中国文学和精神的一种基调，而鲁迅的作品，也就此成为现代中国集体境遇的一个持久的象征。”“鲁迅以他的写作，通过它的存在，告诉人们，旧就是新，全新的东西只能从不变中出现，但这个不变却必须在自身内部进行最激进、最整体性的革命；这个革命不是要把自己带到一个别的地方去，而是要在这里，通过发动多数人，来它一个‘换了人间’。”[23]

上述四类观点的差异源于视角的不同、所掌握史料的多寡以及论证的方式有别。其中，“历史‘中间物’”说建立在较为严格和规范的学术论证基础上，比其他三类观点更具解释力，但仍过于偏重“心性”和价值层面的探讨，忽略了对鲁迅带公共性色彩的“实践取向”的深层关注，从而对鲁迅面对真实世界的现象所产生的思想悖论缺乏专门的讨论。

2.对于第二个问题，既有的研究文献有以下几种回答：

（1）走向“意图伦理”。此派观点认为虽然鲁迅具有强烈的现实感可以摆脱意识形态的控制，但仍无法彻底和传统的“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决裂，从而走向了意图伦理，以“遵命文学”的形式成为现实政治的牺牲品。

林毓生认为：“鲁迅意识的特点呈现出一种深刻而未获解决的冲突：一方面既有全盘性的反传统思想，但另一方面却从知识和道德的立场献身于一些中国的传统价值……鲁迅意识中的冲突，并不在于情感和思想这两个范畴之间，而在于思想和道德的同一范畴之内。换言之，因为鲁迅出于理性上的考虑和道德上的关切，在完全拒绝中国传统的同时，又发现中国传统文化和道德中的某些成分是有意义的，所以这种冲突的发生便不可避免了。然而，他对某些传统成分的积极态度，并没有导致他去寻求创造性地转化中国传统的可能性。确切地说，在他所主张的全盘性反传统思想面前，这种态度使他十分苦恼——甚至有一种内疚的罪恶感。”[24]“归根结底，在他所主张的以思想文化作为解决问题的影响下——辛亥革命后的社会政治现实所产生的压力使这种影响形成了他的整体观思想模式——他不可能寻求一个可行的、多元论的解决他思想冲突的方法。尽管他热切希望自己和别人都能从传统的枷锁中解放出来，但传统的思想模式仍然束缚着他，因而在他的思想中不可能产生可供选择的分析范畴，所以他的意识的危机仍然没有解决。”[25]“我们可以说（虽然他本人可能并未充分察觉到这一点），鲁迅肯定了儒家对于政治所持的理想，认为政治应该是根据‘意图伦理’追求道德性的目标；他同时透过具体的观察，肯定了法家对于政治的现实所获致的了解，认为政治实际上是以不道德的行为来追逐不道德的目标。所以，对鲁迅而言，政治可能是道德的，也可能是不道德的，但绝不可能是非道德的（amoral）。在这一‘二分法’之间，不仅容不下韦伯式‘责任伦理’意义下对政治的看法，也不可能产生一些英国哲学家所发展出来的，在社会理论中对政治所持的观念——强调在相对意义下具有独立性的制度所能发生的影响力。”[26]李欧梵认为：“他（鲁迅）对政治的承担来自对文学和政治的关系这个关键问题的反思，这是一个长期的精神过程，和那种盲目的、宗教式的信仰（例如郭沫若和其他创造社成员的信仰）有本质的区别。因此，我同意林毓生的看法，以为鲁迅的政治承担是扎根于一种道德情感，因而不容许任何的机变权诈（personal chicanery）和实用主义（operational pragmatism）。”[27]

（2）“动态的思想结构”“近代现实主义”或反抗虚无的生命哲学的形成。此派观点以“主体精神”为论述轴心，强调鲁迅独特的精神结构可以有效抵制意识形态的侵袭和源自西方的现代性，并且为新政治道德的建立提供了蕴藏于历史中的可能性。

张宁认为：“那种存在于信仰位置上的绝望和希望、虚无与实有之间的张力，呈现着一种左右运动、‘上下求索’的动态结构，当它伸展到认识论领域时，便使人们在常规思维方式中凝固了的世界关系，全部松动开来。鲁迅之所以能够抵制任何‘黄金世界’，拒绝任何‘止于至善’的‘凝固的’世间，便出于此。”[28]“鲁迅之为鲁迅的本质特征，不在于他拥有何种实体性思想，而在于他拥有一个动态的思想‘结构’。”[29]伊藤虎丸认为，在“从‘预言者文学’向‘赎罪文学’的转变当中，看到了近代现实主义（近代自然科学可谓其代表）在鲁迅身上的成立”[30]。他指出，鲁迅思想的核心（终末论）意义乃在于“拒绝把一切‘主义’和‘世界观’作为‘新的权威’从外部带入，同时也不相信一切‘体系’‘程序’和关于‘黄金世界’的‘蓝图’。然而，这么说又并不意味着在根柢中支撑鲁迅文学运作的东西可以还原为某种非合理性的情绪、情感或‘怨恨’”[31]。综合以上说法，伊藤给出了他所认为的鲁迅的“终末论”的内涵：“一方面认识到现实世界几乎不可能变革，一方面又将自己投放到其中，面对眼前零散琐屑的现实付出极为踏实的、科学的，而且不知疲倦的持续不断的努力（有责任的参与）；同时，令这种活法成为可能的，是与终极意义上的绝对否定者的相遇——可以将其试表述为根植于终极意义的‘死’的、伦理的和意志的活法，以上这两点就是我以‘终末论’来称呼的东西。”[32]彭小燕认为：“鲁迅走向强权专制、暴力屠戮下的挣扎者、反抗者，参与其中的实际性反抗活动，这样的生命实践选择就是与他自觉抵御、超越生命的‘死亡—虚无’状态（如‘昔之称为战士者’，今天的‘气息奄奄’，‘令人如陷泥坑’的状态），自觉坚守、践履其‘战士真我’的重大生命抉择有内在联系的，而绝不仅仅是对于自我现实世界的道义与责任担当——尽管，它们往往更明显地表现为对于现实世界的道义与责任担当。这就是说，鲁迅对现实世界的道义与责任担当是有他深刻的生命哲学基石的。这能够提示我们：正是为了自我生命不困于生存的虚无，为了超越自我生命的‘死亡—虚无’，我们才走向对于尘世的道义、责任的勇敢担当。这也就是说，我们的担当，在其最深刻之处是我们自我生命的存在问题，是自我生命的一份创造性事业——是我们从虚无中拯救起自己的生命尊严的问题。”[33]

（3）致力于“中间项”的工作，并不追求一种整体性的道德政治方案。此类观点认为，鲁迅经历了历次革命的失败后，其看待世界的方式逐渐从“理念中心”转移到“现象中心”，尤其是他所关注的“中间项”，这成为其在试图重构政治道德基础时必须面对的难题。

丸山升认为：“人们对鲁迅加入‘左联’感到突然的一个原因在于不论在中国还是日本，比起将思想当成包含从其终极目标到其与现实的接点的多重中间项的整体，人们只重视终极目标的层次。……对于鲁迅而言，思想并非终极目标，目标与现实之间的‘中间项’才是问题所在。”[34]

上述观点背后都有研究者各自的价值立场（丸山升的价值倾向相对不那么明显），或从自由主义的外在视野出发（如林毓生和李欧梵），或过分强调鲁迅的内在精神世界（如伊藤虎丸等）。这些表面的分歧下有一个共同点：过于强烈的价值倾向难以兼顾分析的内在视野与外在视野，妨碍了我们对鲁迅的政治观特别是其关于政治道德基础的选择做一种客观的学理层面的分析。因此，我们需要选择一种更为客观、全面的分析框架来对鲁迅的政治观进行分析和理解（丸山升偏重“实证”的研究其实是在朝此方向努力，但他并未建立起清晰的分析框架）。

（五）

本书关于“政治鲁迅”的研究也打算围绕上述两个问题展开。首先是因为这两个问题确实是鲁迅政治思考中最为核心的部分，其次是因为这两个问题在整个中国近现代史以及现代世界的历史中都是知识人关心的具有一般性意义的问题。从鲁迅思想的内在视野看，贯穿这两个问题的关键词可以概括为：进化、革命与复仇，因此，本书的写作也可看作是围绕着这三个关键词而展开。比起学界之前关于“政治鲁迅”的研究，本书将带有更多的政治学的色彩，且兼顾鲁迅的内在视野与外在的学理分析。同时，与强调主体精神或以此为核心的“文学鲁迅”及“哲学鲁迅”研究传统相比，本书关于“政治鲁迅”的研究会更多地将注意力放在鲁迅本人所面临的人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矛盾上，并且，也关注情境的变化对于鲁迅理解和试图解决这一矛盾所施加的影响。[35]当然，为了提供一种鲁迅研究界的学者可以接受的对话平台，本书也在行文中采纳一些文学、哲学等学科的研究视野。具体章节安排如下：

导言，即本部分，主要任务是在回顾和评述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本书的研究主题和研究问题。

第一章“‘人国’理想与文化民族主义”，主要探讨鲁迅早年的“人国”理想与文化民族主义主张的缘起、特征，及隐含的内在矛盾。本章首先指出，在青年鲁迅那里，文学与政治是同一的，同一的基础则在于人的“主体性”的发扬。这种主体性的确立是鲁迅所理解的“进化”的核心要义。其次，本章考察了作为鲁迅“人国”理想的具体实现途径——文化民族主义。由于对主体性的强调和章太炎的影响，这种志在挽救民族灵魂衰弱的文化民族主义拒绝被各种流行意识形态所吸纳，反而成为这些流行学说的有力批判者。最后，本章还指出了鲁迅的“人国”理想和文化民族主义所隐含的矛盾，例如理论层面的乐观和面对现实的无力，以及普遍性的关怀和中国特殊性之间的张力等。

第二章“文学与革命”，主要研究回国后的鲁迅于所谓“十年沉默”时期（1909-1918年）及革命文学兴起时期在对政治的认识方面所发生的转变。本章首先指出，辛亥革命并未按照鲁迅的“人国”理想展开，国民在政治革命后依然麻木，所以在“十年沉默”时期鲁迅从原来文学与政治同一的立场上退却了，政治尤其是现实政治成为他思想中无法有效处理的“异己物”。接着，本章考察了鲁迅在这一时期关于文学与政治关系的看法，并认为，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在鲁迅的思路中凝结为一种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的“结构性紧张”。

第三章“左联经历与历史‘中间物’”，主要探讨鲁迅的实践模式、加入左联的原因及其政治观的特色。本章首先指出鲁迅的思维模式和实践模式之间存在着分裂，其进入现实展开批判和抵抗的实践模式很大程度上源于其思维模式内含的矛盾不能解决。其次，本章认为鲁迅之加入左联并非简单为一意图伦理式的道德理想，也非甘愿成为政治的工具，而是试图将左翼文学运动视作实现“人的进化”这个总目标的“中间项”（即达到目标的中间环节），以缓解前述的“结构性紧张”。最后，本章还指出，对“中间项”的强调使鲁迅最终形成历史“中间物”的定位。从这种定位出发并结合前面提及的“结构性紧张”，我们可以总结出鲁迅政治观的特色：人的改造和政治的改进的合一，非线性且充满矛盾，对底层视角的重视，强调实践和意志的作用。

第四章“政治道德基础的重构”，主要从政治哲学理论的角度来分析、透视和反思前三章所呈现的“政治鲁迅”的各个方面。首先，本章考察了鲁迅的人性观，并引入苏格兰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休谟的政治哲学（尤其是其人性论）来反观鲁迅的思路，指出鲁迅对人性的理解高度依赖于情境而缺乏一种稳定的人性出发点，这导致其在关注社会政治问题时缺乏一以贯之的逻辑。其次，本章指出，在目的论崩溃的时代，正义的实现高度依赖于普遍的、抽象的规则，而鲁迅基于对规则的敌视，在追寻正义的过程中走向了独具特色的“复仇”，即与敌人同归于尽。这并不能促成矛盾的解决，也无助于现实正义即政治道德基础的构建。再次，本章指出，忽视普遍、抽象规则的鲁迅曾试图以“公意”作为权力的正当性基础，但其追求“公意”的努力因为试图改造人性，且无法找到能协调现实中各个不同的主体意志的有效机制，而难以真正落实。

余论。此部分对全书的内容和思路作了总结，指出鲁迅式主体的作用最终应落实为秉持“责任伦理”，推动普遍的、抽象的正义规则的形成并使其持续发挥功效。唯有如此，强调主体性的“文学鲁迅”与关注公共性的“政治鲁迅”才能形成良性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