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早期文明

下面我举四个早期文明的例子，就是许多人都知道的四大古代文明，它们都是农耕社会创造出来的。欧亚大陆上的农耕社会一般都会发展出一套书写系统，有发达的手工业和商业，也有城郭和庙宇等。

早期游牧社会一般都没有城市，也没有自己的书写系统。但他们传播扩散了很多对人类文明产生深远影响的工具，比如铁器。铁器最早出现于埃及或西亚，公元前11世纪时赫梯人已经使用铁制兵器了，后来通过游牧者的传播，南亚和东亚等地也出现了铁器。

从早期欧亚大陆看，不论是东亚中国人的社会、西亚波斯人的社会，还是希腊罗马人的社会，都认为居住在自己北方的游牧人口不文明，称他们为野蛮人。在英语里，“野蛮”这个词是“barbarism”，这是因为古代希腊人觉得北方游牧人口讲话很不清楚，认为他们只是在bar-bar地叫嚷，所以就用这个模仿野蛮人说话声音的词表达野蛮的意思，进而影响到英语。

美索不达米亚文明

全世界最早出现的文明起源于距今6000年前的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在今天的伊拉克叙利亚一带。美索不达米亚是希腊语“河流之间地区”的意思，所以中文又称为“两河流域”，即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的地带。

全世界最早的文字是苏美尔人约5500年前发明的楔形文字（见图1-2），是在美索不达米亚出现的。楔形文字是用尖锐的工具在泥制的平板上刻出来的，最近一百多年发现了很多，在欧美几个主要的博物馆和巴格达的博物馆里都有收藏。在美索不达米亚附近地区使用过的几种不同的楔形文字大都已经被破译。

统治美索米亚的苏美尔人和稍迟的阿卡德人（Akkadians）、亚摩利人（Amorites）（建造了古巴比伦城）十分注重天文观察，并由此发明了历法。他们将一天分为两个12小时，每小时60分钟；黄道12宫（Zodiac）的概念也来自美索不达米亚。

上面的四张图片，从左到右，图1-3是阿卡德国王萨尔贡（Sargon）的青铜人头像，是世界最早的人头铜像（公元前28世纪）。图1-4是早期乌尔（Ur）的王旗。乌尔在美索不达米亚南部，距离今巴格达不远。历史上最出名的乌尔人是说一种闪米特语的亚伯拉罕（Abraham），他带领游牧的族人从乌尔迁徙到今天的巴勒斯坦。根据希伯来《圣经》和伊斯兰教的《古兰经》，他的子孙包括希伯来（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图1-5是公元前8世纪，亚述帝国时期的象牙雕像，描绘的是带翅膀的斯芬克斯，是在尼姆德（Nimrud）的宫殿里发现的。图1-6是刻有古巴比伦国王汉谟拉比所颁布的法典的石柱，距今约3800年；《汉谟拉比法典》最早把法律用文字记载下来，很清楚地规定什么样的罪要怎么罚，其中贯彻着一种“买家自付”和“以牙还牙”的思想；后来罗马的法典受到过它的影响。

尼罗河河谷文明

第二古老的文明是尼罗河河谷文明。埃及人创造的古文明离不开尼罗河，而埃及历史一般是从公元前3150年尼罗河的上游（上埃及）和下游（下埃及）统一讲起；埃及的象形文字大约也是从这时开始。在此后两千多年里，埃及人创造了辉煌的文明，其遗址包括许多建于不同时代的金字塔、装饰别致的木乃伊、精致传神的塑像、细腻而悦目的绘画以及富有神秘感的象形文字（图1-7中一对男女收获谷物图像的背景即象形文字）。

总体来说，埃及的古代文明平和而安详，其最主要的元素是宗教；它影响到政治、文学、建筑、艺术和日常生活的方式。虽然埃及文明开始的时间和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相差只有几百年，而且彼此一向有不少联系，但是两者却有显著的差别。这基本上可以用地理环境来解释。一方面，美索不达米亚的气候令人不适，两条河流不定期地泛滥，让人觉得自然界无助于生活。此外，美索不达米亚位于宽阔的平原上，自然环境不利于防止外来者的进犯，所以这里的居民需要随时准备军事行动。另一方面，埃及的尼罗河则很靠得住，有助于人类的生产生活。河两岸的土壤非常肥沃，每年夏天的泛滥不但会及时退去，让农民得以耕作，河水还会带来新的富有养分的淤泥，令土地肥沃。此外，尼罗河谷四周都是沙漠，因此埃及几乎没有受外敌侵犯的威胁。两相对照下，埃及神像往往带着微笑就不难理解了。

埃及古文字的破解是19世纪的事。拿破仑率领法国军队于1798年入侵埃及之前，已经有差不多1000年的时间没有人认识埃及的古文字了——因为公元7世纪之后埃及开始伊斯兰化、阿拉伯化，原来的文字便渐渐被废弃。法军入侵后，有法国军人在尼罗河三角洲的一个村庄里发现了一块石碑，后来学者们就以这个村庄的名字为这块石碑命名，即罗塞塔石碑（Rosetta Stone）。石碑上刻着三种文字，上部是古埃及象形文字（Hieroglyphic），中间是公元前4世纪亚历山大入侵埃及之前广泛使用的通俗埃及文字（Demotic），石碑的下部则是亚历山大部将托勒密家族统治埃及时使用的古希腊文（Ancient Greek）。由于许多19世纪的欧洲学者都通晓古希腊文，这就使他们可以利用这个线索来破解另外两种文字。一位法国军官和一位英国学者最早破解了象形文字，接着大批欧洲学者继续破译埃及各地保存的古文字，形成了埃及学（Egyptology），令今人对古代尼罗河谷的文明有相当明确的认识。

印度河河谷文明

第三古老的文明在印度河河谷（主要在今天的巴基斯坦）产生。印度河河谷的古文明早于现在大家所熟悉的婆罗门教或印度教文明。婆罗门教文明的起始应该在3500年前，大批浅肤色、高鼻梁、深眼眶的雅利安人，驾着牛车从今天阿富汗一带进入印度河流域以及恒河流域，渐次征服了印度次大陆上的原居民达罗毗荼人（Dravidians），先是在北印度，后来在南印度逐渐建立和推广了自己的信仰体系、社会制度和书写系统。

但是在7000—8000年前，印度河流域就有相当发达的农业了。20世纪初期，考古学家在印度河流域发掘出4500年前的相当发达的城市，有下水道和公共浴室，还有方形的平面印章（图1-9）和圆柱形的滚动印章；后者的时代大约是在4500年前，与美索不达米亚所发掘的滚动印章类似。还有5000年前的绘有一只水鸟的陶制器皿（图1-10）。

印度河河谷的古代文明早于雅利安人入侵至少一千年，学者至今仍然无法知晓这个文明的创造者是什么人，他们的文明为何会消失，以及雅利安人入侵时，在印度河河谷有没有遭遇这个文明继承者的抵抗。但是大部分学者都同意，印度河河谷文明对世界的一大贡献是棉花的种植和利用。

由于事实不清楚，我们说印度是一个文明古国的时候有两层含义。一是3500年前进入印度的雅利安人所创造的以吠陀经（Vedas）为基础的婆罗门教、耆那教、佛教以及后来演绎出来的许多被统称为印度教的信仰和礼仪，这些当然是古文明（图1-11是雅利安人的战神因陀罗[Indra]的塑像）；二是指这之前更古老的文明，也就是神秘消失了的印度河河谷文明。

黄河河谷文明

黄河河谷是世界上第四个古代文明区，位于黄河中下游的黄土丘陵区和华北平原上；城市在黄河河谷出现大概是4000—3500年前，有可能是在还没有获得充分考古实证的夏代。但商代肯定已经出现了城市，这可以殷墟和甲骨文为证。

与上述的三个古代文明不同，这里的粮食作物最早是粟米，没有小麦。因为黄河河谷文明是欧亚大陆上四大古代文明中最晚出现的，所以出现不久之后，小麦、马匹、青铜器、战车和历法就传到了黄河流域。（在极为偶然的情况下，早期黄河流域的居民也有可能对西亚的早期发明完全不知情而自己创造了历法和青铜器，但是几乎不可能独立地在黄河流域开始种植小麦并驯化和培育马匹、制造战车。）

以粟米为主要作物的黄河流域与以稻米（始于八九千年前的东南亚）为主要作物的长江流域从青藏高原一直延伸到太平洋，彼此平行且距离很近。所以从很早开始，这两大地区就交往频繁，以至于在3000年前出现了一个包括这两个流域的规模巨大的农业经济体，因而也出现了近于统一的国家。

我们一般说的“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就是指以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为中心，包括珠江流域，东南沿海诸河流域、淮河流域，以及山东、河北、辽宁各河谷及平原区的三千多年前即已形成、在此后不断拓展、至今仍然持续的经济与文化体系。所以在研究世界文明史时，单独讨论黄河河谷的文明，可能会突出一点而不及其余；就中国历史而言，强调黄河河谷文明的作用则忽略了中华文明很早便由多元走向一体的基本事实。

然而，黄河河谷与这些水域毕竟也有不同之处。从地理上看，黄河上游和河套地区接近蒙古高原与河西走廊。而这两个地区恰巧是连通中国中原地区与西亚地区的枢纽。早期的游牧民族吐火罗人（Tokharian）和稍后的斯基泰人（Scythian）是从北亚草原越过阿尔泰山进入新疆北部与蒙古高原西部的；华夏族很可能与他们有过接触，也可能是通过狄、戎、羌等古代民族间接地接触到他们，从而得到源自西亚的小麦、马匹、青铜器和战车等器物。这就使黄河流域比长江、珠江流域的人口更早地掌握到西亚的先进农业、牧业和冶金技术，使黄河流域的人口有力量整合黄河流域以外的广大地区。

值得一提的是利用蚕茧造丝的发源地。虽然长江流域下游（今日江苏、浙江之间的良渚文化）出土了5000年前的丝织物，但黄河流域的人口必然很早也已经能够生产丝绸。由于黄河与长江流域的早期经济与文化整合，目前很难确认哪里的人最早养蚕和利用蚕茧造丝。黄河流域很早就有丝绸的佐证很多。第一，古代汉字中“纟”字旁的字数量极多，说明丝在很早期已经通行于黄河流域。第二，《诗经·卫风·氓》用“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开篇，而且诗中几次用桑叶、桑葚做比喻，更证明了这一点。卫国在今天河北与河南交界的地区，那里的一个男子于两千七八百年前为了追求一个女子而抱着一捆币帛假装和她家人买丝，可见种植桑树和造丝在当时的卫国已经十分普遍。

综观以上四个例子可见，所有早期文明都是沿着江河而起。美索不达米亚和尼罗河河谷彼此交往很多；印度河河谷与美索不达米亚也应该有过直接往来。由于路途遥远，兼有高山和沙漠的阻隔，黄河河谷地区和前三个文明区在早期缺乏直接交往；但是通过草原游牧人口的间接联系，东西亚古代文明的交往仍然极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