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经济地理专业初现危机

对经济地理专业来说，“大跃进”时期受到最大的影响并非来自运动的冲击，而是校系的办学思想。1960年陆平接替马寅初任北大校长之后，提出要办“太学”的方针，即加强理科、特别是尖端学科的发展与建设。为此，全校规划新建了十几个新的专业。根据校方的旨意，地质地理系也要对专业发展方向进行规划。地理方面因自然地理和地貌专业属于自然科学，总的思路是向数理化靠拢，例如自然地理专业拟重点发展化学地理，有人提议地貌更名为地表物理专业，此后又决定在自地、地貌的基础上建立新的陆地水文专业，当即选派马蔼乃、邵庆山等5位青年教师到华东水利学院进修。

经济地理专业被认为是社会科学，一向在系里排在末位，不受重视。此时更是雪上加霜，今后要不要继续办下去？系领导犹豫不决，具体表现在：①1960、1962年经济地理专业本科停止招生，即使61、63年招生，其规模由原来的30人减至10人。②师资力量受到削减，原资料室及其人员被撤销，两名教师被调离北大，其中汪安祥调高教出版社，郭鸿铭调新疆大学地理系。加上“文革”中的减员：胡兆量调冶金部，陆卓明回北大经济系，李域主动到系资料室工作，从1960年至1977年，经济地理教研室先后走了6人。

从学生毕业分配出现的问题也反映出经济地理专业当时面临的危机。计划经济时期，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实行国家包干的统一分配制度。1961年夏，56级的毕业分配一开始就遇到了困难。从第一轮分配方案可以看出，只有一半左右的学生落实了工作：方案中到大学任教3名，其中北大1人，黑龙江商学院1人，新疆大学1人；科研单位5名，中科院综考会2人，治沙队1名，山西农科院1名，有色金属设计院1人；到对口工作单位的名额3名：北京地图出版社2人，北京规划局1人；分配到北大读研究生的3名（此后缩减为1人），以上比较对口的名额只有12人，约占全班毕业生50%左右，另一半毕业生直接分配到宁夏、甘肃等省区，但没有具体工作单位。不久分到各地的方案纷纷被退回，这部分待分配的毕业生美其名曰成了“储备生”。他们等待了1～2年，直到1963年才“消化”完毕。

面对出现的危机，教研室主任仇为之先生对经济地理专业不离不弃，想尽办法保护这株刚刚成长的幼苗。1961年暑期经济地理专业56级学生理应毕业离校，他发现这些学生缺课太多，为了保证学生获得足够的专业知识，向系里申请延期半年进行补课，以弥补“大跃进”带来的损失。为了减轻教研室减员造成师资力量的缺失，1960年他坚持将55级谢凝高、56级傅授宁留下当研究生，此后又争取将我和59级的周一星留校任教，使经济地理教研室后继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