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态能力：一次有益的理论融合与精神回归

动态能力的提出：Teece的理论整合与创新

虽然Wernerfelt（1984）以及后来的一些学者（Conner，1991；Mahoney&Pandian，1992；Amit&Schoemaker，1993；Collis，1994）都试图在产业结构分析法和资源本位企业观中搭建桥梁，但两方面研究的真正融合，也许有赖于Teece, Pisano&Shuen（1997）对动态能力概念和范式的推出。这篇文章为缓解战略管理学中两个主要理论学派之间的紧张关系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尝试。

Teece等将动态能力定义为一个企业所具有的积聚、组合、调配以及应用资源并且能够根据市场变化和机会不断对资源进行重新组合、再调配和应用的能力。简言之，动态能力是一种调配和使用资源的能力，是利用资源去开发和捕捉市场机会的能力，是保持企业的资源组合与外部环境动态匹配的能力。这种理论融合的尝试有效地建立了产业定位和资源组合之间的联系，初步实现了对SWOT分析中内外契合精神的回归。没有良好的市场定位，独特的资源可能就得不到完全施展。资源组合配置不当，也会影响企业对市场机会的把握。企业的资源位置应与其市场位置互为支持与补充，从而相得益彰。

奥地利学派对战略的影响：注重行动与创新

由于对动态匹配的强调，动态能力研究的主导范式其实也体现了熊彼特创新的思想精髓。不断地组合或者重组资源、能力和知识，正是（通过一系列短期优势）构建持续竞争优势的创新举措。Jacobson（1992）对奥地利学派的描述、Kenneth Smith等对竞争行动的注重、达文尼对超级竞争的勾勒，都强调了创新行动对改变竞争格局的影响。可以说，这些工作与动态能力的研究一起，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共同见证了奥地利学派的崛起（Young, Smith&Grimm，1996）。

动态能力的再界定：多元解读与微观基础

当然，Barney等学者大概认为动态能力理论应该属于广义的资源本位企业观。从某种意义上讲，动态能力也是企业资源与能力的一部分，是使用资源与能力的一种高层次的能力（Collis，1994）。没有动态能力，企业将无法及时地应对外部环境的变化，企业原来的显著竞争力或核心竞争力也会成为“显著僵硬性”或者“核心包袱”（Core Rigidity）（Leonard-Barton，1992），失去它的时效性和环境特定有效性。

另外，有些学者（Eisenhardt&Martin，2000）所理解的动态能力与Teece等人的构想以及他人基于资源本位企业观的理解和界定是有很大区别的。二位学者认为，动态能力没有那么玄妙，就像常说的最佳实践一样，不一定是那么独特或者具有那么高的企业特定性（Firm Specificity）。动态能力在不同的企业间是有一定的共性的。而且，他们把动态能力的类型放在不同变化程度的竞争环境中去考察，尤其是把动态能力与Eisenhardt一直研究的“快速变化的情境”（High Velocity Context）紧密相连，并在这个情境内强化了快速决策和试错的重要性，也拓展了大家对组织常态（Routine）和资源本位企业观的理解。

进入21世纪，大家对动态能力的热情有增无减。直至今日，动态能力的研究仍然是战略管理领域的一个主导范式。从动态管理能力等新概念的提出（Adner&Helfat，2003）到动态能力与组织常态和学习的关系（Zollo&Winter，2002），有关动态能力的文章在文献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和分量。而且，动态能力的范式也逐渐渗透到市场营销和国际管理等文献中（例如，Teece，2014）。

与此同时，Winter（2003）和Teece（2007）等学者也在倡导大家对动态能力等概念的微观基础，尤其是动态能力与组织常态和竞争力等概念的关系进行详细的考量和系统的梳理。这也引领并反映了战略管理领域研究的一个明显的大背景运动：对企业战略和组织活动的微观基础（Microfoundations）的深入探究（Felin&Foss，2005；Barney&Felin，2013；Felin, Foss&Polyhart，2015），成为一种最新的理论思潮和潜在的主导范式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