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不同的社会分层话语系统

从上述几位作者自己的陈述中，我们可以发现，引导和约束这些作者建构出自己使用的那套当代中国社会分层模式的话语系统，主要是以下两大话语系统：一是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话语为基础演化而来的阶级阶层分析话语系统，二是以韦伯的相关思想为基础演化而来的社会分层话语系统。

阎志民和吴波提出的当代中国社会分层模式属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话语。阎志民主编的《中国现阶段阶级阶层研究》一书虽然没有专门阐述该书在对现阶段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进行分析时所采用的理论基础，但熟悉苏联和我国计划经济时期“两阶级一阶层”阶级阶层分析话语的人一看就知，阎志民等人在该书中提出的现阶段中国阶级阶层分析模型基本上就是这种“两阶级一阶层”分析模式在新形势下的扩展。而在《现阶段中国社会阶级阶层分析》一书中，吴波则对自己用来分析现阶段中国阶级阶层结构的理论基础进行了较详细的讨论。吴波明确地写道：“本书对现阶段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梳理和分析，所采用的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24]之所以要采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来分析现阶段中国的阶级阶层状况，是因为“唯物史观最基本的方法是社会基本矛盾分析方法。在阶级社会中，社会基本矛盾表现为阶级矛盾，阶级矛盾是阶级社会发展演变的直接动力。只有进入未来共产主义社会，阶级不再存在了，社会基本矛盾虽然仍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但由于不再表现为阶级矛盾，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才丧失其存在的意义。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剥削制度已经消灭了，阶级矛盾虽然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但仍然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这不仅是因为世界上两种根本对立的社会制度的客观存在，旧社会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残余的影响，还因为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客观需要利用资本主义的某些东西。所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分析方法，仍然在现阶段中国社会具有适用性”[25]。在马克思主义者那里，“阶级差别的基本标志，就是它们在社会生产中所处的地位，因而也就是它们对生产资料的关系”。阶级首先是依据人们对生产资料的关系划分出来的，这是马克思主义阶级概念和阶级划分标准的基点。但吴波认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虽然“以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占有关系作为划分阶级的基础性标准，仍然是当代马克思主义者划分现阶段中国社会阶级的基本依据。但在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由于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状况呈现出非常复杂的特征，若直接按照这一阶级划分标准，则很难清晰地表现现阶段中国社会阶级结构的真实面貌”[26]。例如，在现阶段的中国社会中，虽然“国有和集体企业的工人、管理和技术人员以及经营管理者是公有制经济单位的主人，他们在理论上也拥有公有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但事实上他们和私营企业主阶层决非属于同一个阶级。[27]再如，“在现阶段中国社会，高级雇佣管理人员和雇佣工人同为雇佣劳动者，但是部分高级雇佣管理人员所得到的工资和附加收入的份额，超过相应熟练劳动力市场价格的许多倍，他们的收入所保留的只是工资的外貌”[28]。这些高级雇佣管理人员形式上属于雇佣劳动者，但作为所有权和管理权分离的结果，他们其实是在代替资本家管理企业，履行资本家的职能；他们虽然并不直接占有生产资料，但在市场体系中所占的地位、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以及所领得的那份社会财富都与雇佣工人截然不同。对于这些人的阶级归属，我们该怎样加以确定？另外，现阶段中国社会还有一些依靠“化公为私”、贪污受贿等手段暴富但尚未受到制裁的政府官员和企业经营管理者，这些人的阶级属性又该怎样确定？等等。因此，我们必须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划分标准有所超越，建构一种新形态的马克思主义阶级学说，使之符合我们今天分析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需要。吴波提出了一种修正过的马克思主义阶级划分标准，按照这一标准，划分现阶段中国社会阶级的标准不再是形式上对生产资料的占有状况，而是“剩余劳动的占有关系”：凡是其收入中隐含了利润即雇佣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因而本质上占有了剩余劳动的人，就应该被归到资产阶级的行列之中。这样，我们就可以将上述“高级雇佣管理人员”和依靠“化公为私”、贪污受贿等手段暴富但尚未受到制裁的政府官员和企业经营管理者都判定为资产阶级。因为，就前者而言，“他们本身虽然不是资本所有者，但由于代表了资产者的利益，在收入上通过高薪分享了资产者剥削来的利润”；而就后者而言，“尽管他们并不像私营企业主一样直接剥削劳动者，但从他们致富的途径可以看出，他们本质上仍然是通过对劳动者的剥削而实现财富的占有，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是他们手中拥有的各种人民赋予的权力”。[29]吴波的现阶段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模式，就是按照这一阶级阶层分析标准确定的。

陆学艺课题组在自己的有关著作中也明确地阐述了自己的社会分层理论。在《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一书中，作者明确认为，“今天，简单地照用马克思针对19世纪早期欧洲资本主义提出的阶级分析理论，或者毛泽东针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提出的阶级分析理论，来分析当代中国的社会阶层问题，无疑是不够了”。我们必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对（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已经发生的深刻变化进行实证的、科学的分析，从中得出关于现阶段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科学认识”。[30]作者更明确提出，在分析中国现阶段社会阶层结构时，要注意“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并不是划分阶层的唯一标准”。因为“当代中国社会的生产资料占有形式，与马克思和毛泽东所研究的时代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首先，马克思和毛泽东所研究的时代的生产资料占有形式主要是个人（私人）占有，而在当代中国社会中，最重要的和最大量的生产资料是由国家和集体占有的。同时，公司制近十年来的发展也导致了许多不同于马克思和毛泽东所研究的时代的私人生产资料占有形式。其次，当代中国社会结构比较复杂，并且明显具有多元特征，这就决定了仅用生产资料占有这一指标来解释社会阶层分化是不充分的。在当代中国社会中，对物质财产的占有并不是衡量人们的社会阶层位置的唯一标准。要准确把握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特征，就要重新认识传统的阶级分析理论，并加以科学的发展，形成一个更加符合变化的、现实的多元分类标准框架”。[31]在这样一种思路的引导下，作者们提出了一个结合了赖特的新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框架和戈德索普的新韦伯主义阶级分析框架，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包括行政组织资源和政治组织资源，主要指依据国家政权组织和党组织系统而拥有的支配社会资源的能力）、经济资源（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和文化资源（对社会通过证书或资格认定所认可的知识和技能的拥有）三种资源的占有状况为标准，来对现阶段中国社会阶层结构进行划分的理论框架，并根据这一框架，勾画了由前述十大社会阶层和五种社会经济地位等级构成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基本形态。在《断裂和碎片：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实证分析》一书和陆学艺主编的《当代中国社会流动》一书的有关章节中，李春玲博士对所在课题组的阶层分析理论框架做了更具体的说明。李春玲告诉我们，该课题组最初确定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划分指标，既非来源于新马克思主义或新韦伯主义理论，也非来源于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人的阶级理论，而是来源于调查发现的“普通民众对于当前社会性区分的主观感受”。在调查中，该课题组发现，“人们凭借于个人社会经验和主观感觉对人群进行的分类，主要是依据三个方面的标准：是否有钱（收入高低或拥有财产多少）、是否有权（在政府或企业组织中担任的职位高低）、是否有文化（学历文凭高低）。如果用学者的话来加以归纳，我们可以这么说：人们倾向于依据经济资源、权力资源和文化资源的拥有量来评判个人或群体的社会经济地位。课题组对现有的理论和经验研究结果进行的分析也得出同样的结论：在当代中国社会，经济资源、权力资源（或称之为组织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量决定了人们的综合性的社会经济地位，决定了他人对某一个人的社会性评价，同时也决定了个人对其自身的社会性评价”。因此，该课题组认为，“依据这三种资源的占有量来进行当代中国社会的阶层划分和分析，有助于深入理解目前社会经济分化现象，把握资源配置的基本特征”。[32]

杨继绳在他的著作《中国当代社会各阶层分析》中采用了和陆学艺课题组类似的阶层分析理论框架，即以职业分类为基础，按照各职业群体在权力、财富和声望资源占有方面的差异来对各职业群体的成员进行地位分层。他认为，“在做阶层结构模型时有一个排序问题，即把什么阶层放在上面，把什么阶层放在下面。通常的做法是，把每一个阶层占有的社会资源（如权力、财富、声望）的多少量化成数字，再将各种资源的占有数据以一定的权数组合成不同阶层的社会资源综合占有的数字，然后按数据排序，即把社会资源占有量多的排在上面，少的排在下面。这些量化数据应当通过科学的问卷调查取得”[33]。但由于他没有进行问卷调查，所以只能综合国家统计局和其他学者公布的数据，用直观判断来加以替代。杨继绳报告了他的具体做法：“为了构造中国社会阶层模型，我将财富、权力、声望都分成10个等级（最高为10，最低为1），利用现有的各种社会调查数据，将不同的职业的财富、权力、声望纳入不同的等级，并利用我所能得到的学者调查数据和实际判断，确定财富、权力、声望三种因素在决定阶层地位中的权数：财富为0.36，权力为0.38，声望为0.26。例如，高级官员的财富等级为7，权力等级为10，声望等级为9，加权综合后为8.66。高级知识分子的财富等级为7，权力等级为6，声望等级为10，加权综合后为7.40。最后按加权综合数据排序，数据大的在上，小的在下。加权综合数据7.5以上的为上等阶层，6—7.5的为上中阶层，4.5—6的为中等阶层，2—4之间的为中下阶层，2以下为下等阶层。”[34]

那么，上面两种类型的“阶级阶层分析”话语，哪一种才是更为“正确”或“合理”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