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精卫神话在唐前的流传
在BBC制作的介绍地球演化的节目中，地球的年龄被分成24小时，人类是在最后一分钟出现的。如果将人类的历史再分成24小时，那么最早有记录的文学是在最后3分钟出现的，而文字记载的最古老的文学——神话可能在一小时之前就形成了。因而学者称“神话是民族的梦，是古代人迷惑于有意识与无意识——梦与现实——之间的产物”[263]。这些人类幼年的梦境，幻想的装饰，保留了集体无意识时代的社会、自然认知和信念。可以想象，史前时代的口传文学一定也是很丰富的，可惜都没有被记录下来，现存的一些神话传说都是寄生于各种非文学文本中而得以幸存的片断。神话的层累性质使我们难以确定它们诞生的时代及本事，甚至也无法理解其基本内容和象征意旨，但这不妨碍它们在古籍记载和口头传述中不断繁衍和变形，获得意义的增值。有时，相对本身的文学价值而言，神话更值得重视的文学史意义是作为原型为后代的文学作品所传承和重塑，在漫长的文学史中积淀为某种精神内涵的象征符号。中国早期神话中具有这种潜力的作品其实并不多，女娲补天、夸父追日、共工怒触不周山、后羿射日、嫦娥奔月、刑天舞干戚、精卫填海等是仅有的几例。尽管中国上古神话的主角多为有创造力和超凡能力的英雄，但事实上只有极少数表现了人格力量的神话形象才成为原型。夸父故事本具备了成为原型的条件，但终因结局意义的不明确，很少被使用[264]，只有精卫和女娲成了始终活跃在后代文学中的神话原型。有关女娲，神话学和民俗学的研究已经比较多，精卫只见到刘占召《精卫原型新探》一文，从精卫与赤松子、帝女桑、高唐神女、女娲、蚩尤、鲧等一系列神话的关系，论定精卫的原型是以自焚方式祈雨的女巫[265]。这里讨论的“原型”，实际上应称原形（original shape），与文学批评中专用名词“原型”（archetype）是不同的。由于资料的匮乏和产生时代的不同，精卫的原形恐怕已很难弄清，但这不影响它作为原型的文学史意义。本文试图就精卫神话作为原型在后代文学中的承传和衍变作初步的研究。
精卫的故事最早见于《山海经·北山经》：
发鸠山在今山西长子县[267]，附近的羊头山至今还留有炎帝神农氏的祠庙，发鸠山的西侧则有精卫湖。如果历史上实有其人，那么精卫就应该是七八千年前的少女了。故事的叙述非常简略，但读来一波三折，意味深长。因为是风物地志之书，叙述从鸟开始，头上有花纹，长着白色的嘴、红色的足，身型很像乌（太阳中的神鸟），叫声像是自呼其名。正当你想象它的美丽姿态时，作者突然说，这是炎帝的小公主，名叫女娃。鸟怎么可能是人呢？原来女娃在东海边玩，不幸溺水而死，变成了精卫鸟。如果故事只写到这里，不过是个凄美的浪漫传说，让人感伤年轻生命的早夭而已。但故事又叙述了一个奇异的结局，女娃成为不死的精灵，常衔西山的树枝和石头去填东海，似乎不填平这吞噬她生命的东海，就永难消释内心的怨恨！这一结局印证了神话学者的看法，“神话是关于神的故事，其人物性格具有最大可能的行动力量”[268]。精卫的形象因填海这不可能的痴举而变得充满英雄气概，成为蕴含巨大精神内涵和多种解释可能的悲壮角色。
《山海经》记载的这个精卫故事在晋代以前未见人转述或引用，直到张华《博物志》，精卫的故事才再度出现：
除了精卫的名字叫女娙略有不同外（不排除传述之误的可能），这段记载明显与《山海经》同源，仍停留在神话的传述上。迄今为止，我们所能看到的精卫故事的变化，从传为梁代任昉所撰的《述异记》开始，也到它结束：
新的叙述给精卫一个偶燕生雏的和美结局，使那孤魂无归的凄惨故事有了温暖的色调，但没有改变的是精卫的志节，她没有忘记自己的冤屈，没有消释对东海的仇恨。
据神话学者研究，古代神话中的帝女神话如女娃、湘妃、女尸、瑶姬（巫山神女）、女桑（织女）、嫦娥、宓妃（洛神）等，无不是凄凉的悲剧，而且帝女之死又都与水有关，死后又一定是化为冤鸟、或竹或草或蟾蜍，然后在无尽的时空里呈现一种化石性的永恒存在[271]。但众多的帝女角色中没有哪个像精卫这样带有强烈的精神品格——鸟誓、冤禽、志鸟，这些名字预示了她具有成为多重人格内涵之象征的可能。精卫故事后来之所以没有发展成像牛郎织女、白蛇传、宝莲灯那样情节复杂的传说，本身情节的单薄固然是一个原因，但强烈的精神品格和象征倾向无疑也是个决定性的因素。这个简单的故事，被研究者从生物学、地理学、民族学到人类学、民俗学作了各种各样的解读，与华夏民族不畏强暴、敢于抗争、疾恶如仇、知耻明志、矢志不移、百折不挠的精神和人定胜天的信念联系起来。然而它直接表现的不过是一种不会有结果的努力或者说无谓的徒劳，唯其如此，才更显出精卫意志的决绝。这渺小的、绝望的努力与意志的决绝、恒久所产生的巨大反差，不仅表现出复仇的决心，更传达了一种普济众生的悲悯情怀，像王国维说李后主“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272]。这就使精卫弱小的形象成了勇于同命运抗争、百折不挠的人格力量的象征，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折射出不惜为信念牺牲的殉道者的悲壮色彩[273]。这种品质，在以明哲保身的人生态度为主流的中国社会向来是最缺乏的，因此精卫就成为一个闪耀着特殊光彩的原型，隐现在后代的文学中，并经常成为精神理想的化身。
原型（archetype）或称为原始意象（primodial images），原指那些后来在历史上反复出现的神话形象[274]。因弗莱用以指称“把一首诗同其他诗联系起来并因此而有助于整合统一我们的文学经验的象征”[275]，使它拥有了很广泛的适用性，但只有在原始意象的意义上，这一概念才最有穿越时空的批评效力并提供相应的解释学依据。因为“这些原始意象给我们的祖先的无数典型经验赋以形式，可以说，它们是无数同类经验的心理凝结物”，“每一个意象中都凝聚着一些人类心理和人类命运的因素，渗透着我们祖先历史中大致按照同样的方式无数次重复产生的欢乐与悲伤的残留物”[276]。这些凝聚着古老记忆的历史碎片，散落在时间的长河中，任岁月无情地淘汰，但只要遇到与神话情境相似的历史语境，其中包含的生命基因便会被激活，焕发出生命力。“艺术家把握住这些意象，把它们从无意识的深渊中发掘出来，赋以意识的价值，并经过转化使之能为他的同时代人的心灵所理解和接受。”[277]中国早期神话形成的原始意象，后来分合为若干群落，流入祖先传说、图腾崇拜、民俗禁忌、宗教信仰等不同文化层次，而精卫则是少数仅存活于士大夫精英文学中的原始意象之一。
精卫故事诞生后，以什么方式流传，我们并不清楚，它出现在文学作品中已是公元3世纪。就现存文献看，最早引用精卫故事的文学作品大概是阮籍《清思赋》，其中提到：“女娃耀荣于东海之滨，而翩翻于西山之旁，林石之陨从，而瑶台不照其光。”因为赋只是作为故事来引用的，看不出作者的感触。晋代郭璞作《南山经图赞》，其中有精卫一篇，可以说是用韵语形式复述了《山海经》的记载：“炎帝之女，化为精卫。沉形东海，灵爽西迈。乃衔木石，以填攸害。”[278]虽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题咏，但末句“攸害”一词赋予了精卫填海一种道义色彩，表明精卫故事中包含的某种意义开始被激发和点燃。左思《魏都赋》也写到了精卫：“
精卫，衔木偿怨。”《吴都赋》又有：“精卫衔石而遇缴，文鰩夜飞而触纶。”这似乎是精卫被视为怨禽的滥觞。到梁代，范云《望织女》诗云：“盈盈一水边，夜夜空自怜。不辞精卫苦，河流未可填。寸情百重结，一心万处悬。愿作双青鸟，共舒眀镜前。”[279]庾信《拟连珠》其三十七云：“盖闻北邙之高，魏君不能削；谷、洛之斗，周王不能改。是以愚公何德，遂荷锸而移山；精卫何禽，欲衔石而塞海？”两者都以意志的顽强和结局的无奈传达了精卫形象同时给人的崇高、悲壮而又绝望、凄怆的感觉。精卫身形的弱小甚至使填海之举显得不自量力而愚顽可笑，以至于当时释子撰《弘眀集目录序》举以为排佛者徒劳的象征——“夫鹖鴠鸣夜，不翻白日之光；精卫衔石，无损沧海之势”[280]。而在江淹《拟古诗·阮步兵咏怀》一诗中，“精卫衔木石，谁能测幽微”两句，成为精卫用作典故的第一例，以喻阮籍那怀抱志节而无人理解的内心世界。何义门许之为“阮公知己”[281]，应该是感受到阮籍精神中某种精卫式的孤高和绝望。后人拟阮籍《咏怀》，竟由此发挥，将精卫视为阮籍的化身[282]。
由以上的作品可以看出，在魏晋、南朝的文学作品中，精卫已被赋予多样的情感色彩，成为道义、怨恨、决绝、顽强、无奈和不自量力的化身，完成了它作为蕴含无限精神内涵的文学原型的塑造。不过，上述作品无论知名度或对后世的影响都无法同陶渊明的《读山海经》诗相比，精卫作为古老的文学原型首先是被陶诗所唤醒，在陶渊明笔下闪耀出动人光彩的。
伟大作家即便在一些细节上也常显示出他们的不凡。如果忽略张华《博物志》和左思《南山经图赞》的转述，我们就发现，最早以精卫为主题的文学作品竟出自大诗人陶渊明之手。陶渊明读《山海经》，写下了一组记录读后感的五言诗《读山海经》，共十三首，其第十首写的就是精卫：
这首诗自宋代以来就因为第三句有人认为应作“刑天舞干戚”而产生解释的分歧[283]，虽然今人多取“刑天舞干戚”，但我觉得还是不如“形夭无千岁”好。理由倒不是像周必大说的《读山海经》十三首“大概篇指一事”，而是刑天丧元不同于精卫变鸟，他身体并未变化，说“同物”颇似不通。不管怎么说，诗的主题与此关系不大，因为全诗的主旨落在末联，在浓墨重彩地赞美了精卫（刑天）的意志和勇气后，诗人吐露了难以抑制的理想幻灭和时不我待的绝望。宋代王应麟对此体会极深，说：“陶靖节之读《山海经》，犹屈子之赋《远游》也。‘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故常在。’悲痛之深，可为流涕！”[284]而元人同恕《渊明小像》诗云：“精卫虚劳塞海平，人间何事更关情。东篱不着黄花友，浊酒逢谁可一倾？”则道出了渊明超越绝望之后恬淡自适的襟怀。不过一般是很难将两者联系到一起的，所谓“浑身静穆”和“金刚怒目”于是成为陶公示人的两种面目[285]。而后者往往与《读山海经》咏精卫这首诗密切相关。此诗的脍炙人口，无形中改变了人们对精卫的印象，使一个凄婉的故事在后人的接受视野中主要呈现为回天乏力的悲壮色彩。用荣格的话来说，陶渊明此诗“包含着对某一原型意象的无意识的激活，以及将该意象精雕细琢地铸造到整个作品中去”[2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