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两种风格的说辞
《左传》《战国策》两书文采斐然，各有千秋，古人有很多议论。我比较欣赏刘熙载的说法：“《左传》善用密，《国策》善用疏。《国策》之章法笔法奇矣，若论字句之精严，则左公允推独步。”[355]要说两书可作比较的方面，那是很多的，这里只想讨论说辞的异同。所谓说辞，我指的是书中所载的人物的对话，包括讽谏、辩难、说理、陈事等。《左传》《战国策》两书中的说辞，从内容到形式都显示出截然不同的甚至对立的性质特点，这可以从方式、内容、态度、辞令四个方面来考量。
第一，从陈说方式看，《左传》以情理服人，《战国策》则以声势夺人。以情理服人，必须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所以《左传》在讽谏或陈事的场合，总是用逻辑推理的手段直截了当地论证自己的观点。其步骤是先确立论据，然后由这个逻辑起点导出结论和判断。这几乎是没有例外的，今姑举《闵公二年》一例：晋侯令太子申生帅师伐东山皋落氏，里克谏道：
可以看出，里克这里完全是用三段论的逻辑推理来说服晋侯的：先据古制确定太子的职责，得出太子不宜帅军的结论；又假设太子帅师的情形，结果将不利于战；再由皋落氏预备迎战的姿态推测他们必已有充分准备；综合几方面的不利因素，最后导出“君其舍之”的结论，理由充分，逻辑严密。同时，告诫晋侯太子是“以朝夕视君膳”的人，担心他在皋落氏有备的情况下帅兵出征有危险，则又是动之以父子之情；最后“君其舍之”的委婉劝说更为献公保全了面子，给他一个就坡下驴的铺垫。入情入理，又十分入耳，这就是《左传》说辞的特点。
《战国策》则异于是，说者欲以声势夺人，常常要先造成一股压力，以便使对方顺从他的意志。所以战国的辩士常常耍许多花招，不是直截地表明白己的意思，或旁敲侧击，或欲擒故纵，最终让对方不知不觉地落入自己彀中。《齐策》三载孟尝君在薛遭楚人攻逼，托使楚还齐的淳于髡请援。我们来看淳于髡是如何用敲山震虎的策略使孟尝君如愿的：
《战国策》的编者就此议论道：“颠撅之请，望拜之赐，虽得则薄；善说者，陈其势，言其方，人之急也，若自在隘窘之中，岂用强力哉？”[358]这是说要造成一种势，使听者感到自己处于不利中，不用强迫，他自己就会顺着你的心思做了。要达到这一步必须准确抓对方心理上的薄弱环节，使说辞富有威慑性、诱惑性、刺激性和煽动性。战国策士很懂得这个道理，张仪说秦连横、苏秦说秦治武备，蔡泽说范雎归印，无不攻其所患，示所必行，词气纵横，有排山倒海之势。而最出色的，莫过于苏秦为赵说齐宣王合纵的一番话。苏秦一开口就投其所好，大大夸张了一番齐的殷富和强盛：“南有太山，东有琅琊，西有清河，北有渤海……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扬。”接着一句“夫以大王之贤与齐之强，天下不能当——”直听得齐宣王意气横生，踌躇满志，真个是天下霸主，非寡人谁属？然而正当他陶醉在自己的国家富强中得意忘形时，苏秦话锋一转：“今乃西面事秦，窃为大王羞之！”[359]当头棒喝，像让那不穿衣服的国王在镜子里照见了自己的形容，宣王简直要羞得无地自容。没容他缓过神来，苏秦又是一激，刚才已从齐的绝对势力来说不该事秦，现在再从相对势力来看，事秦就更可耻了。齐宣王脸上挂不住，终于发狠说：“寡人不敏，今主君以赵王之教诏之，敬奉社稷以从！”[360]苏秦通过夸饰铺张造就了他的势，两次反激的遏止更增加了它的强度，足以使听者震惊、顺服。《左传》以情理服人，叫人心悦诚服，因为它示人客观的道理，使人理解事情确实是那样的，从而明白该怎样应付。而《战国策》以声势夺人，则使人惊悚不安，它给人的是一个主观感觉，感到事情确实如对方所说的那样，需要照对方的意见去应付。
与《左传》的逻辑推理方式不同，《战国策》多用类比推理，这也可以说是造势的一种手段。如张仪对秦惠王谗陈轸贰楚，说“轸驰楚秦之间，今楚不加善秦而善轸，然则是轸自为而不为国也”[361]。陈轸辩道：“孝己爱其亲，天下欲以为子，子胥忠乎其君，天下欲以为臣。卖仆妾售乎闾巷者，良仆妾也；出妇嫁乡曲者，良妇也。吾不忠于君，楚亦何以轸为忠乎？”[362]他不直接辩白自己是否背秦，而以孝己、子胥为例说明只有忠臣、孝子才为天下所爱重；再反过来举日常生活中的例子，说卖给邻里的奴仆、嫁给乡党的女儿必是好的，以此类推，如果我不忠，楚国还会看重我吗？一番话说得秦王疑虑尽释。类比推理在前面引譬时已为听者的意念作了定向，到主题出现时，由于省略了通常逻辑的推论程序，前提和结论之间形成落差，故两者的相似能发生强烈的撞击，产生震撼人的力量。又如庄辛说秦襄王“专淫逸侈靡，不顾国政”[363]，先列述蜻蛉、黄雀、黄鹄、蔡圣侯的下场，最后讲到襄王日与嬖臣游乐，“不知夫穰侯方受命乎秦王，填黾塞之内，而投己乎黾塞之外”[364]时，襄王顿时“颜色变作，身体颤慄”[365]，亟行其计。此外如《东周策》“周文君免士工师籍”章、《西周策》“宫他谓周君”章、《秦策》一“田莘之为陈轸说秦惠王”章，《齐策》一“秦假道韩赵以攻齐”章、《赵策》三“郑同北见赵王”章、《齐策》一“邹忌修八尺有余”章，都是成功地运用类比推理的例子。不过话又说回来，在类比推理的场合，相比较的两件事之间是没有直接的因果联系的，天下爱重孝子忠臣，并不能保证楚国必不欢迎背秦通楚的人，也不能说明陈轸必是忠臣。若按陈轸的类推，天下就不会有招亡纳叛的国家，也不会有叛徒贰臣了。这种推理当然是不够严谨的，妙就妙在昏庸的统治者还没回过味来，便已被游说者的气势所慑服。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对战国时代的君主贵族，以气势征服他们往往比讲道理更有效。
第二，在陈说内容上，《左传》多引古书旧闻，持之有故，信而可征，显得严谨而郑重。《战国策》则未必，每每信口杜撰，或摭拾一些里巷俚谈，有着新鲜生动的气息。用逻辑方式以理服人，首先须有正确可靠的前提。春秋时代是崇古的，《左传》所载说辞每以古语古事为据，出言必有所本，罕见后世“臣以为”的那种口气。《左传》引书的体例，古人已有总结[366]，这里只从内容方面来考察一下《左传》说辞的征古，概括起来可分为如下几种情形：（一）引书举出书名。如《宣公六年》：“秋，赤狄伐晋。围怀，及邢丘。晋侯欲伐之，中行桓子曰：‘使疾其民，以盈其贯，将可殪也。《周书》曰殪戎殷，此类之谓也。”[367]又云：“郑公子曼、满与王子伯廖语，欲为卿。伯廖告人曰：‘无德而贪，其在《周易》丰之离，弗过之矣。’间一岁，郑人杀之。”[368]（二）引书不称书名。如《文公六年》载臾骈言曰：“吾闻前志有之曰：‘敌惠敌怨，不在后嗣’，忠之道也。夫子礼于贾季，我以其宠报私怨，无乃不可乎？”[369]所谓“前志”，大概是前代的史志一类。（三）引古语或前人言。如《文公十七年》载郑子家致赵宣子书曰：“古人有言曰：‘畏首畏尾，身其余几。’又曰：‘鹿死不择音。’小国之事大国也，德则其人也，不德则其鹿也，铤而走险，急何能择？”[370]这里只举古人之言，而未说明出于何人何书，《襄公十四年》则加以说明：晋侯问卫故于中行献子，对曰：“不如因而定之，卫有君矣。伐之，未可以得志而勤诸侯。史佚有言曰：‘因重而扶之。’仲虺有言曰：‘亡者侮之，乱者取之，推亡固存，国之道也。’”[371]（四）引谚语。如《僖公七年》载，齐人伐郑，孔叔言于郑伯曰：“谚曰：‘心则不竞，何惮于病。’既不能强，又不能弱，所以毙也。”[372]《宣公十五年》伯宗阻止晋侯救宋，既引古人语又引谚：“古人有言曰：‘虽鞭之长，不及马腹。’天方授楚，未可与争。虽晋之强，能违天乎？谚曰：‘高下在心，川泽纳污，山薮藏疾，瑾瑜匿瑕。’国君含垢，天之道也。君其待之。”[373]（五）用“臣闻之”的说法表示言之有据。如《文公七年》叔仲惠伯谏鲁文公许襄仲攻穆伯曰：“臣闻之，兵作于内为乱，于外为寇，寇犹及人，乱自及也。今臣作乱而君不禁，以启寇仇，若之何？”[374]“臣闻之”表明自己的说法是历来相传的道理，或是古书所载，或是闻之官师，并非信口雌黄，所以能成为立论的根据。《左传》说辞许多方面体现了尊重传统、言必征古的鲜明特点，而征引内容最常见的是《诗》，据劳孝舆《春秋诗话》统计，共“赋诗”三十二次，“解诗”三十四则，“引诗”七十五则。所谓“赋诗”是用以代言，“解诗”“引诗”才是征引《诗》句以为据，或以证立言，或以断行事，成为《左传》说辞的一个重要特色。
陈说方式的不同决定了立论根据和所使用材料的差异。《战国策》运用类比推理，重在事件与事件性质的相似，所以极少引用古书古语。有时讲些历史故事，用以对照时事的善恶是非。如苏厉用养由基之射说白起勿攻梁、司寇布用齐太公买剑事说周君善视周最（均见《西周策》）。有时又通过日常生活中的琐事来阐明自己的看法，如杜赫想要使周重用景翠，便用张罗捕雀的道理劝周用穷而无位者（《东周策》）；邹忌从朝服衣冠时妻妾的私谈来推论“王之蔽甚”（《齐策》一）。甚至连宫姬嬖臣也会用得大鱼弃小鱼的心理讽魏侯希求固宠（《魏策》）。在这方面《战国策》中最具特色的乃是寓言故事，与《左传》的引诗一样惹人注目。众所熟知的“画蛇添足”（《齐策》二）、“土偶桃梗”（《齐策》三）、“狐假虎威”（《楚策》一）、“惊弓之鸟”（《楚策》四）、“鹬蚌相争”（《燕策》二）为代表的这些寄意深刻的寓言已成为《战国策》文学的神光所聚之处。在前引的陈轸与秦惠王的对话之后，轸因惠王听信张仪而疑自己贰楚，便欲离秦，他对惠王说：
这位陈轸是很会说寓言的，后来齐楚绝交时，他又对秦说了两虎相争必有一伤的故事。同样的意思到了淳于髡的口中就成了韩子卢与东郭逡的故事，这说明当时的策士都善于用通俗的具有比喻性质的寓言表达抽象的意图，使之明白易懂。在纷繁复杂的交攻争战中，一场战争或一场外交斗争的利害得失有时会使人迷惑，无从判断，但寓言化了的日常生活片断和自然界的景象却是一目了然的。战国寓言可以说就是当时策士将复杂的国际斗争、人际斗争加以梳理和净化，使之通俗地再现出来的一种艺术形式。因其易于接受和判断，说服力格外强大。黑格尔说“各民族各时代都用过寓言这个古老的创作方式”[376]，中国似乎是在战国开始的，《孟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书或多或少都有一些例子，而《战国策》是运用得最为成功的。
第三，在陈说态度上，《左传》极尽谦恭，彬彬有礼，任何时候都不失安详典雅的风度；而《战国策》或巧言令色，阿谀谄媚，或则威逼利诱，恫吓要挟，无所不至。试先举《左传》的事例。《左传》在同人之间，说者的态度总显得诚恳朴实，这从《襄公十五年》所载的一件小事即可看出：宋向戍聘鲁，见孟献子，觉得他的居室太豪侈，说，“子有令闻，而美其室，非所望也！”孟献子并未就美室作辩解，只是说明：“我在晋，吾兄为之，毁之重劳，且不敢间。”[377]责者没有盛气凌人地教训，也没有兜圈子讽刺挖苦，只是委婉地表示了失望；被责者也不强词夺理，老实说明美室的来由和毁之重劳的无谓，双方都是以诚相见。在君臣之间，说者也是直切地用道理说动对方，虽然语气甚为平善，但内容相当坚实，自然就有很强的说服力。如隐公五年臧僖伯谏观鱼、僖公三十三年臼季说晋文公用冀缺，宣公十五年伯宗说晋景公讨酆舒、襄公四年魏绛论和戎之利弊，襄公十一年论安其乐而思其终、襄公十四年师旷对晋侯议论卫人出君事，莫不据理陈情，既无危言耸听，也不虚辞矫饰。陈骙称《左传》的谏“和而直”，这是非常中肯的[378]。在敌国之际，说者同样也谦恭有礼，不卑不亢，保持一种高贵的气度。成公三年，晋人用公子穀臣与连尹襄老之尸交换被楚俘获的知罃，楚共王在放还知罃前问他是怨恨自己还是感激自己，尽管知罃明知自己的命运还掌握在楚共王手中，但他并未低声下气地讨好共王，而是磊落地表明仍将与楚抗争，说自己若再能任职“而帅偏师以修封疆，虽遇执事，其弗敢违。其竭力致死，无有二心，以尽臣礼，所以报也”[379]。话说得委婉客气，但骨子里却很顽强，透着不屈和不甘。共王感到了晋人这种“未可与争”的力量，只得“重为之礼而归之”。如果说知罃是表现了本身的人格力量和国家强有力的自信，那么僖公二十六年展僖犒齐师，责之以先王之命，则是以道义的力量迫使齐羞愧而退兵。面对那由坦诚和信任而生的从容，又被戴上一顶高帽子，任何人都会羞于背信弃义的。
《战国策》在这点上截然相反，战国辩士是全不讲道德的，也缺乏诚恳和谦恭。同人之间纯粹以利害相见，有时甚至到鲜廉寡耻的地步。《东周策》载周最对吕礼说：“子何不以秦攻齐，臣请令齐相子，子以齐事秦，必无处矣。子因令周最居魏以共之，是天下制于子也。子东重于齐，西贵于秦，秦、齐合，则子常重矣。”[380]为了自己的利益，他们就是这样挑动战争，玩天下于股掌之中，毫不顾忌战争对社会的祸害。这个例子是以利相诱，而甘罗为文信侯说张唐相燕则是逼之以威。在死的威胁面前，张唐只能乖乖就范于一个毛孩子。这里绝没有春秋时的仁义忠信可言，为了个人目的而不择手段，都是天经地义的。在讽谏的场合，《左传》开言直陈，没什么忌讳，到《战国策》便不那么爽快了：张仪说秦惠王，上来先是一通表白：“臣闻之，弗知而言为不智，知而不言为不忠。为人臣不忠当死，言不审亦当死。虽然，臣愿悉言所闻，大王裁其罪。”[381]范雎初抵秦国颇怨昭王不重视自己，可是当昭王亲自迎入后宫乃至长跪而请教时，他却只是“唯唯”地又大谈一番生死之节，其实都是故弄玄虚。至于敌国之间，策士们更是巧言令色，强词夺理，尽玩些尔虞我诈的勾当。《东周策》载：
这不是狡辩是什么？张仪以商於之地六百里贿楚怀王，使楚与齐绝交。事成后楚索地，张仪却说：“仪固以小人，安得六百里？”[383]公然摆出一副小人无赖的嘴脸！读过《战国策》的人，都不会忘记《魏策》四唐且对秦始皇那惊心动魄的一幕。当唐且说安陵君决不会交出先人所封的采邑时，
君子不光动口，也要动手了，这在《左传》的报聘中是难以想象的。当然，这里并不是指陈唐且的不是，而只是要说明两个时代的人物在陈说态度上的差异。这种差异也决定了辞令的风格。
第四，在辞令风格上，《左传》平实典重，委婉蕴藉，《战国策》则通俗明晰，铺张扬厉。《左传·襄公十五年》载有这样一件事：
子罕没有一本正经地作道德教训，在人家的难堪上显示自己的清高，而是采用了一种富有幽默感的说法，既表明了自己的意思，又不伤人感情，实在是巧妙得很。《左传》这种聪明的陈说技巧和雅驯的辞令，无疑反映了说者对古代文化和典籍的修养，代表着当时的辞令风格。但《左传》给人印象最深的恐怕莫过于那些外交辞令了。在极尽谦恭文雅之中，往往内藏锋芒，显示着决心和力量。这种“美而敏”的应对[386]，春秋以后就永远成了绝响，只留下“寡人”“不穀”“执事”“敝邑”“敝国”这样一些谦词为后人所沿用。从书中在不同场合反复出现那种外交辞令来看，它绝不是一两个人所特有的修养，而是为整个社会共同遵用的、像赋诗那样使于四方可以专对的技巧。它们被运用得那么娴熟、自然、轻松，真可谓是炉火纯青！且看《僖公四年》所载齐侯与屈完的一段对话：齐桓公帅大军压楚境，对楚使者屈完说：“岂不穀是为，先君之好是继。与不穀同好如何？”屈完对：“君惠徼福于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愿也。”[387]一个是“不穀”，一个是“寡君”，说得多谦恭。明明是大军压境，逼人订城下之盟，偏说继先君之好；明明面对来犯之敌，却偏说对方赐福于自己看得起自己。其实言外之意彼此心领神会，齐桓公气势汹汹：你还敢不就范吗？屈完也不示弱：你倒试试看，我等着呢！骨子里针锋相对，文辞却温情脉脉。与此相媲美的例子可举出《成公二年》鞌之战齐侯与晋人的对话：
最强硬的态度用最委婉的语言表达出来，对耸着的戈矛上披了一层温文尔雅的面纱，就是这样一种表现方式形成了《左传》外交辞令的独特风格。
《战国策》的辞令异于《左传》的首先是夸饰，如前面引过的苏秦对齐殷富的形容，状临淄人口之众说“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极尽夸张渲染之能事。这种夸张的形容法与《诗·卫风·硕人》那种比喻的形容法截然不同，倒是和《登徒子好色赋》有相通之处，由此可见艺术表现的时代特点和描写手法的发展。其次，战国策士的说辞节奏感强，气势充沛。苏秦、张仪、范雎、蔡泽等人的长篇说辞均多用排比句和四言短句，节奏紧凑，跌宕起伏。苏秦说秦惠王治武备一段共三百二十九字七十三句，其中四字句就达四十六句，三句字（不算逗字）有十二句，语短气促，如叠浪连山，气势磅礴，与《左传》温厚和平的自然节奏迥然异趣。另外，《战国策》的说辞语言较为浅显，有时还很俚俗。秦惠王对苏秦“欲以一人之智，反覆东山之君，纵以欺秦”，颇有点忿然，又觉得可笑，于是哂道：“诸侯不可一，犹连鸡之不能俱止于栖，亦明矣。”[389]这样的比喻从一国之君的口中说出，虽无伤大雅，毕竟不够典重。至于秦宣太后答靳尚求援时用的那个比喻简直就是下流了，难以想象春秋时会有一国太后在朝堂上当群臣面对外国使节说出这样的话来！秦宣太后也许胸无文墨，不足以代表当时她所属阶层的文化水平，那么我们就来看看苏秦吧。这位辩士抵楚两天即告辞，怀王询其故，答道：“楚国之食贵于玉，薪贵于桂，谒者难得见如鬼，王难得见如天帝。今令臣食玉炊桂，因鬼见帝！”[390]这一讽刺真够辛辣的，同时也够俚俗。由于年代久远，我们很难断定《战国策》的说辞是否近于通行的口语，但像“危于累卵”“轻于鸿毛”“重于丘山”“譬犹抱薪而救火也”“无异于驱群羊而攻猛虎也”“九九八十一万人”“三七二十一万人”这样的语句，想来大概是很通俗浅白的了，与满是书卷气的春秋士大夫的说辞明显有雅俗之分。这一明显的风格差异促使我思考其背后的文化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