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不可调和的心灵冲突
屈原作出死亡的选择，最终自沉汨罗，绝不是一时的想不开，相反是长久沉思、心灵上不断矛盾斗争的必然结果。理想与现实、情感与理智、观念与行为之间，一系列矛盾冲突尖锐到不可调和的地步，以至于生存在人格分裂的痛苦面前已变得毫不足道，于是诗人就决然选择了死亡。尽管有学者认为《离骚》最后的“吾将从彭咸之所居”并非暗示了自沉而是意味着隐遁[427]，但我认为《离骚》仍完整地展现了屈原从生走向死的心理历程。这一段心理经验构成了作品的内在结构。迄今为止的研究大多着力于阐明《离骚》的叙述结构即外部结构，而相对忽视了由不同矛盾冲突构成的心理过程的内在结构，而这却是揭示屈原自杀动机及其悲剧意义的契机所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再次解读这部宏伟的作品，沿着古老的文字隧道进入屈原的精神世界。
《离骚》以屈子的自叙传发端，首先是辉煌的世系，接着是吉祥的诞辰，再继之以命名的因由，所有这一切都显示了诗人对自己的血缘、家世的骄傲。这笼罩着一层神秘色彩的自传，不仅是在夸耀自己与生俱来的禀赋之优秀和高贵，它同时还暗示了一种强烈的氏族观念，并由此注定他与楚王室的关系。在氏族社会，贵族的物质生活和相应的社会地位是由血缘决定的，屈原天生可以拥有与他地位相称的一切，而无须借助于任何后天的努力。所有的贵族都是如此，只要不违背王室，本份地食其爵禄，就可以安享荣华。但屈原不同，他虽拥有王族的荣耀和先天禀赋，却还是不满足。“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先天禀赋再加后天修养，自然是“天生丽质难自弃”，必要有一番作为。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对个人才能的强调和骄傲，意味着个体意识的苏醒。所谓个体意识，首先在于觉察到自己与他人的不同。出身高贵是与生俱来的，由贵族集体的所有成员共有，没什么特别之处；屈原骄傲的是通过修习所获得的才能，这是不同于其他贵族之处。在集体意识时代，一切都是共同的，亦即被决定的，个人无所谓人生目标可言。现在，屈原的才能和见识使他怀有自己的政治理想，而他的自信又驱使他去实现这一理想，于是他就拥有了自己的人生目标。这是个体意识觉醒和独立的一个重要标志，只有在个体意识形成后，才会产生人生目标。这一点在今天算不了什么，可是对于思想史却异常重要，它意味着游离于集体意识之外的一种个体意识的诞生。屈原一生的辉煌肇始于此，最终的悲惨结局也肇始于此。清醒的个体意识，明确的人生目标，永远是所有心灵痛苦的根源。《离骚》开头一段华丽的自述实在已埋下了不幸的伏笔。
凭借血缘和才智，屈原二十多岁便担任了左徒——一个并不显贵却很重要的职位，掌执起草政令。怀王的知遇使他雄心勃勃，希望通过“举贤而授能”实现“国富强而法立”（《惜往日》），使楚国成为一个强大的法治国家立于战国之林。然而，诗人的满心热望不久就在现实面前碰了壁，怀王听信司马子椒、公子子兰、上官大夫等佞人，根本无心改革政治，并且还不耐屈原的直谏开始疏远他。门人弟子辈和他培养的人才见势不妙，也纷纷离去。他开始感觉到理想与现实的冲突，意识到自己与竞进贪婪、驰骛追逐之“众”的对立。矛盾事实上已在诗人禀赋、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中形成，并从此在他与怀王、佞臣的对立中展开。诗人发现自己处在个体与群体、主观愿望与客观现实的尖锐冲突之中。这虽说是个人与外部世界的冲突，但消解它的根源却全然在于内心。
现实粉碎了屈原实现自己主张的希望和可能，使他的信念受到很大的打击，迟暮之感顿时涌上心来：“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这看似很普通的对衰老的悲叹和对时光流逝的焦虑，从精神史的角度看竟也是新鲜的内容。时光流逝的哀伤往往与虚度年华的感觉相连，而虚度年华的感觉又与明确的人生目标及难以实现的挫折感相伴。所以说时间意识也是个体意识的一个重要内容。这时的屈原需要在坚持与放弃理想之间作出选择。他可以放弃理想，从此随波逐流，但他不愿这样，于是只有选择独善之道，这就使问题归结于生活态度。不幸的是独善的选择并不能消弭冲突，反而使它变得愈加尖锐，因为独善从主客观两方面说都是不可能的。客观方面是它不见容于人，孤独中他只得将目光投向前贤：“謇吾法夫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虽不周于今之人兮，愿依彭咸之遗则。”不管效法彭咸是自杀之意还是隐遁之意，事实上屈原已萌生了从这个世界退出的意识。独善而不见容于人，这客观情况是远不足以导致自杀的。如果他能像阮籍那样逃避，像陶渊明那样隐退，或者像苏东坡那样超脱，都能在浊世的缝隙中生存下去。悲剧的根本在于他主观方面的原因，他的性格无法容忍这样的生活，正像他面对党人的驰骛趋竞而自誓：“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对他来说，理想比生命价值更高贵，放弃理想就意味着抽空了生活的意义，而没有意义的生活比死更难受。这样，心灵的冲突就由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上升为生活态度的选择，最后发展为性格的悲剧。屈原自己清楚地知道这一点，于是也就预感到自己的命运。在否定放弃理想、同流合污的同时，他肯定了历史上殉道者的选择：“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诟。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这实质上已是关于死亡的宣示，虽然还较朦胧而遥远。
如果仅此一试而馁则效死，那么屈原的故事就不会显得多么悲壮，如此脆弱的灵魂也不会引起后人的景仰与崇敬。《离骚》的悲剧力量在于展示了作者与命运抗争、和灵魂搏斗的尖锐过程，并最终以主人公的失败证明历史的必然要求与这种要求不可实现所产生的悲剧性。屈原看透了怀王之不足与谋，曾决计退避、全身远害。这就是“悔相道之不察兮，延伫乎吾将反。回朕车以复路兮，及行迷之未远”一节所流露出的心态。但这暂时的犹豫终未走向隐退，反而在冷静的反省中获得自信。对自我价值再度作了肯定之后，屈原重新开始探索自我实现的途径。
这时，女媭作为世俗观念的化身对他提出了忠告，她用历史上“直以亡身”的事例来警告屈原独善会是什么结局。但是诗人不愿意接受这一事实，他还抱有幻想，为此他要求证于历史，向历史寻求价值的肯定。向重华陈词正是这种试图以历史的价值参照系来判断现实情境之合理性的尝试。大量历史事实表明，“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夫孰非义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历史提供的参照对诗人是有利的，然而社会发展的复杂性就在于它是必然和偶然、有序和无序的奇妙组合，善与合目的性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能驾驭历史进程的。在屈原的时代，“时”的概念早已深入人心。他虽“览余初其犹未悔”，却也能清醒地看到“不量凿而正枘兮，固前修以菹醢”的历史悲剧，从而不得不正视自己的命运，发出“哀朕时之不当”的悲叹！“揽茹蕙以掩涕兮，沾余襟之浪浪”，他为自己生不逢时，无法实现理想而痛苦，更为洞悉自己的命运而不能不感到绝望。当然，诗人还没有沉溺于绝望，他挣扎着反抗绝望，明知时运不济，还是要强擎理想大旗，孤独地走下去。朝发苍梧，暮宿悬圃，济白水，登阆风，叩帝居。这充满浪漫色彩的漫长征行，都象征着他为寻找同志、寻求理解与支持的努力：“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激励过无数后人的名句为诗人的形象勾勒出一个悲壮的剪影。宓妃、有娀氏之女、有虞之二姚，这一个个诗人曾希望“求达吾忱”的对象，给他带来的只是一次次的幻想破灭。这实在是无比痛苦的事，因为他的用世之志始终未泯：“世溷浊而嫉贤兮，好蔽美而称恶。闺中既以邃远兮，哲王又不寤。怀朕情而不发兮，余焉能忍与此终古！”这印证了我们前面说的，诗人把理想看得高于一切，他生存的意义也寄托于此。如果不能实现理想，他是决不甘心怀才不用而终其一生的。由此我们看到屈原性格中的一种绝对理想主义带来的悲剧因素。且不说浊世容不得他独守清白，即使能隐退避世，他也不能忍受内心冲突产生的巨大痛苦，因此他只能义无反顾地向前，即使现实已彻底粉碎他实现理想的希望。
上古时代国家大事决于巫史，巫代表神鬼的预言，史代表着先王之道。如果说向重华陈词已从先王之道确证了理想的合理性，那么问卜于灵氛、巫咸就是要向神巫寻求理想的可行性。灵氛断言他的理想是可行的，而且必有实现的机会，只不过不是在楚国而是在他国；而巫咸送来的吉卜，启示他继续等待，寻求两美相合也即君臣道合的机会，并举历史上伊尹、咎繇、傅说、吕望、宁戚遇明君而致用的故事加以勉励。然而诗人对此实在失去了信心，只怕在这举世屏香逐臭的时代，不及有为便遭党人嫉害摧折，况且子兰、子椒一干人的嘴脸他早已看透。“固时俗之流从兮，又孰能无变化。”鉴于此，他否定了巫咸之说，有些倾向于灵氛的意见，离开楚国去另寻出路。
但一旦离开国土，理想就更成了悬浮在空中的极淡薄的幻影，连诗人自己都不复拥有实在的感觉。从“何离心之可同兮，吾将远逝以自疏”两句看，绝望于理想之后，他似乎尝试过全身远害和及时行乐，起码脑子里曾闪现过苟且偷生的念头。遵道昆仑，朝发天津，夕至西极，涉流沙，行赤水，过不周而指西海，这崎岖跋涉的描述与其说意味着地理上的历程，还不如视为心理上“神高驰之邈邈”的游鹜放适。“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以媮乐”，更是摆脱痛苦的一种方式，后世无数不见容于世的豪杰之士大多用这种沉溺放荡于笙歌酒色，只愿长醉不愿醒的方式寻求解脱。屈原如果真走到这一步，历史上就不会有那么一个悲剧形象。耿介的性格让他在最后关头又一次拒绝了苟且的生存方式，这样的生活正是屈原秉性所不能容忍的最大痛苦。因此命运注定他终不能挣脱理念的束缚：“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他还是丢不下他的国家，他的君主，他的理想，虽然这理想是那么虚幻。连他自己也清楚自己的孤绝境地，不仅没有可用武之地，甚至都没有理解自己的人。他实际上成了被抛弃的人，国家对他来说已是异己的对立存在。在这种情形下，当生存都成为问题，最低的人生需要都难以满足时，还抱定最高的目标、抱定一个崇高的理想，岂非迂阔而可笑？
问题最终就在这里，在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形成的宗法国家中，数千年的传统使人们将家族视为最高价值[428]。屈原更因与楚君同姓同宗，“国家”对他来说就正体现了这两个字最原始的含义，是他宗族血缘之本，是他祖茔宗庙所在，是他作为宗子履行祭祀义务——这是宗族身份认同的重要前提——的唯一场所。《礼记·曲礼下》不是说么，“大夫士去国，祭器不逾竟”。一旦去国，他连祭祀这宗族社会最重要的责任和权利都将丧失，他的人生还有什么可凭附依托的呢？说到底，屈原与国家的一体化关系决不同于苏秦、张仪之辈，所以他也决不可能像苏、张那样挂别国相印。这一点甚至连司马迁都难以理解：“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史记·屈原列传》）但屈原自己是很清楚的，于是最终的结局也就不言而喻了。《离骚》最后总结了自己的境遇，也可以说是认定了自己的命运：“已矣哉，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这是真正无可奈何的绝望的悲叹。托身其上的理想既化作泡影，生存的支柱便倏然消失，自杀成为必然的宿命。由此我们可以断言，最终导致屈原自绝于斯世的，其实并不是他的性格，而是他与国家不可分割、不愿分割却终究被断然斩绝的一体化关系。这一点在清代龚景瀚的《离骚笺》中曾有极透辟的剖析：
作品并没有在死亡的宣示中结束，正像姜亮夫先生所说的，彭咸是一位通上天的人物，是人间与上天联系的神人形象，不一定是水居。屈原从彭咸之所居，目的只是希求上达天庭，求得思想上的解脱罢了[429]。然而这一直梦魇般闪烁的前贤的幽灵突然变得清晰确定起来，适足表明屈原对在现实中解决灵魂冲突的绝望，表明灵魂冲突在反抗的失败和绝望的胜利中最终达到寂灭的平息，在一切都已决定而无可挽回的空漠的平静中获得了最终的解脱。这时，死亡对于屈原本人来说已经毫无意义，不管他最后是否赴水都无关紧要，因为他在精神上早已是个自杀者。理想主义者绝望到心如死灰，便已在精神上死去。“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只不过是顺理成章的尾声而已[430]。
从根本上说，为那么个一厢情愿的虚幻理想而死去，实在没有任何意义。他甚至都称不上是殉道者，因为他根本不是为实现理想的斗争而献身的战士，只是个失败的脆弱的反抗者。他的死无论对理想还是对现实世界、现存秩序都没有任何影响，所以自古迄今关于屈原人格之伟大及品行之高洁的种种评价其实是经不起推敲和分析的。尤其是植根于封建意识上的对其基于君国一体观念的忠君爱国之心的肯定，在今天已变得毫无价值。刘小枫在《拯救与逍遥》里曾肯定“屈原的伟大恰恰就在于他始终以社会的命运和历史的命运为自己的命运，就在于他的价值自居的人格精神”，但同时也指出，“至为关键的问题在于，究竟什么才是绝对的、真实的价值，究竟什么才是确实可靠的终极意义，这必得是事先要询问的，否则会出现可怕的意义颠倒。把自身的感性个体生命奉献给绝对真实的价值与奉献给恶魔往往只有一步之差”。儒家信念的危险之处，不在于强调个体人格与超个体的王道、纲常的统一，而在于它从来就没向人们提供追询什么是真实可靠价值的种种可能条件，从来不追问历史的王道、现实的纲常伦理和君主义务的正当性，不去追问历史、社会价值的超验的根据[431]。我们姑且同意刘小枫的看法，屈原的“天问”是“对一切道德—历史价值根据的质问”，但这质问只是“要超越自己自我意识的困境，重新建立自己的确信”，所以决不会动摇他对“美政”理想的信念。每一个冲突和选择都使他重新回到原来的信念，他既不能洞彻信念的虚假而放弃它，又不能因其绝对真实而实现它，最终必然导致错误地奉献生命。然而这奉献本身，客观上却体现了作为个体的主体性的觉醒。他用死亡的选择对生存的意义作了最后一次叩问，从而提醒人们，与生俱来的生命并不是天赋合理的，它的诞生可以没有理由，但存续却是需要理由的。他用庄严的决绝和毁灭映照了苟生的可悲和可耻，用自我否定震撼每一个活着的人的心灵，使他们对自己生存的意义作冷静而无情的反省。他启示人们，连接生与死两端的并不只是自然规律和时间，还有人的主体抉择。当人确认生存的无意义和无价值时，他可以使用自己对生的否决权：既然我们不能选择生的环境，那么我们还可以选择死的归宿；既然不能快乐地生，就寻求苦难的解脱。从这个意义上说，自杀象征着屈原对生命价值的最严肃认真的估量。借屠格涅夫的话来说，“正是这种结束生命的幻想表现了对生命的热爱”[432]。时至今日，“理性和科学告诉人们：每一个人之所以出现在这个世界上，不是由于上帝的安排，而是由于偶然的机遇。然而理性和科学却没有告诉人们：作为这个大千世界的匆匆过客，每个人应该怎样对待自己偶然获得的生命，应该如何超越自己有限的存在”[433]。在这种情况下，屈原自杀的意义便在历史中凸现出来，激发我们对自己的存在作冷峻而深沉的反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