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乡村发展迎来政策机遇期

乡村凋敝还是乡村复兴，乡村问题有解还是无解，每到春节，这一话题就伴随着各类“返乡记”的流行而火起来，牵动着人们的思绪。伴随春节这场地球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迁移运动，数亿中国居民从城市回到生长的乡村，而乡村却一年年不再是儿时的家园。田园将芜胡不归？城市化的洪流，把年轻人卷入城市中，大量乡村成了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的据点。出于对家乡的感情，很多人恐怕不愿意接受这样的事实，但也无可奈何。如果年轻人能留下来，乡村的活力与面貌会大不一样，但过完春节，年轻人又像候鸟一样，飞到了城市中。

这里先不说结论，不妨先看看乡村发展的历程：众所周知，我国的改革开放是从农村开始的，农村改革三十多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也为工业化和城市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如上所述，从现实情况看，城乡二元结构依然没有破解，不少农村存在集体资产“空壳”、青壮年“空心”、留守老人“空巢”和活力衰退现象。而且，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广大农民对缩小城乡差距、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有了更高的要求。

尽管2016年中国城镇化率达到57.35%，中国在城市里长期居住（指一年中有半年以上）的人越来越多，并且这个趋势还会持续下去，但是，中国仍然有5亿以上的农民生活在农村地区。由于面积广阔、人口庞大，乡村在中国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多个层面，仍会占据重要的位置。“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背景下，作为“短板”的乡村，需要获得更好更快的发展。

值得庆幸的是，自从1996年中央提出解决“三农问题”后，城乡差距问题逐渐受到关注。从统筹城乡发展、推进新农村建设到美丽中国，再到乡村振兴战略，都是国家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的乡村发展战略。这一系列相关政策正在逐步推动乡村建设与发展，给乡村发展带来诸多契机。不久前，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更是既切中了当前乡村发展的要害，也指明了新时代乡村发展的方向，是城乡发展思路的战略性转变，其内涵更加丰富，时代感更强。

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其总要求是“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这是对新农村建设目标的超越和升华，体现了中央对农业农村定位的再思考。一是体现了“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特征，是农业农村发展到新的阶段提出的更高要求。二是体现了“形成有效的社会治理、良好的社会秩序”，“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的目标。三是契合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体现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更加充实、更可持续。

由此可见，时下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根植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发生变化这一新的时代背景，统揽了之前的“三农”政策，契合了新时期城乡要素流动的新趋势，为更好地解决“三农”问题提供了框架，势必会对中国乡村的未来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乡村发展由此迎来新时代，这也是新田园主义理论和实践发展壮大的有利契机。具体来说：

第一，社会对城乡关系的认知更科学和完善。在很长时间里，多数人和部分学者是通过城镇化的视角来看待和分析乡村发展问题的。那时候很多观点认为，只要城镇化有序推进，就能解决农村问题。但随着中国农村发展，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农村的问题离不开城市，但更需要立足农村。城镇中国和乡村中国是一对命运共同体，其在互动中共同发展，但互相不能取代，不可偏废。例如，在十九大报告中，以往“城乡统筹”的表述变成了“城乡融合”这一新的表述。从统筹到融合，这是对当下中国的城乡关系、城乡发展规律的认知升级。“统筹”更多的是用城镇来统筹乡村，让乡村跟上城镇。但在“融合”的语境下，城市和乡村两者更为平等，互为融合的主体与对象。

第二，对乡村发展的定位和目标越来越明晰全面。乡村振兴战略将农业和农村发展融合起来，将农业现代化和新农村建设及美丽乡村建设统称为农业农村现代化，其内涵是农村也要像城市一样确立更具吸引力和宜居性的务实发展目标。与此前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要求（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相比，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总要求升华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是一种更高层级的发展目标和要求：“产业兴旺”相比“生产发展”更具体；“生态宜居”相比“村容整洁”体现了人民群众的生活追求由“物质文化需要”向“美好生活需要”转变；“治理有效”相比“管理民主”更好地体现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和“人民当家作主”的发展方略。

第三，农村的基础设施等硬环境有了巨大改观。通过21世纪初的“村村通”工程，现在中国很多乡村都修了公路，大大地便利了和外界的联系。借助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建设，很多农村的村容村貌有了明显改善，用水、供电、燃气、住房等配套齐全。另外，随着高铁、动车网络向中西部地区的延伸，大交通体系改善，使得很多原本偏远的地区，缩短了和东部沿海地区的时空距离。更为重要的则是，移动通信、互联网、快递等进入农村，而且越来越成为乡村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极大地改变了乡村信息闭塞的处境。不同层面的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本质性的提升，使得如今的“乡村”不再等同于落后、闭塞，很多乡村的特色资源因此有机会和市场直接对接，发展成为“淘宝村”“电商村”。

第四，社会资本、工商资本对乡村的投资热在不断升温。多年以来，国家政策鼓励资本下乡带动农民增收致富，加上各类返乡下乡人员也认为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可为”，使得资本对乡村的投资热度也在逐步提升。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第一产业固定投资增速连续多年超过二、三产业。尤其是借助休闲农业、乡村旅游、特色小镇等契机，借助农村建设用地入市试点和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很多乡村沉睡的资源得以变成资产，也带动了农村产业的多元化发展。十九大报告提出：“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完善承包地‘三权’分置制度。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此举保持了现有制度的稳定和延续性，也有利于促进农村土地市场有序流转，为资本下乡提供稳定的预期。

第五，农民的期待有了新的变化，更多元化、更高层次。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对乡村而言，这种矛盾可能更为明显。过去三十多年里，尽管农村仍有几千万的贫困人口，但绝大多数的农民已经解决了吃饱穿暖的问题。而农民显然不只满足于脱贫、温饱，也不满足于很基本的“老婆、孩子、热炕头”，他们同样对逐渐接近城市的公共服务和生活水平充满期待。在经济社会发展、社会财富快速增长的背景下，这种对缩小城乡差距、共享发展成果、过上美好生活的期待比以往都更为迫切。

总体来看，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美丽乡村建设等惠农政策的推动下，乡村面貌整体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民的幸福感不断增强。但是，城乡差距的现实，使农村的这些改变难以留住农民；而全国乡村之间发展的不平衡，使相当数量的村庄更是与“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目标差距显著，“空巢村”“空巢老人”“留守妇女”“留守儿童”现象日益加剧，不但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也使得昔日繁华的村庄日渐衰败。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农村发展的核心是要解决好人的问题，通过富裕农民、提高农民、扶持农民，让农业经营有效益，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体面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虽然国家有关部门已经出台了鼓励农民工返乡创业等相关政策，但还远远不够。只有进一步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才能使农村的活力被真正激发起来。乡村振兴战略就是在坚持统筹城乡发展的基本思路下，对农村发展战略的再提升，是全面激发农村发展活力的行动纲领。

笔者认为，有必要强调的是，乡村是中国文化、经济、社会发展的根，也是诸多城乡发展理论必须考虑的关键因素。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城市与乡村从来都不是割裂的，而是共生共享的。如果说，我国城镇化的前半程，更多的是大中小城市快速发展的脚步，那么，城镇化的后半程则将拉开乡村从“后台”迈向“前台”的复兴大幕。新田园主义便是打开这张大幕，从而满足农民新期待、提升农民获得感的重要途径。

可见，新田园主义与国家乡村振兴战略高度契合，是乡村振兴战略的行动宣言书和实践的方法论。行文至此，本节一开始的问题也有了答案，乡村不会凋敝下去，乡村发展有解，答案就在新田园主义。新田园主义主张产业驱动和可复制，这种产业驱动是乡村全产业链，不再是简单的农业生产，而是借助科技创意和资本运作的力量，通过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实现“三生”（生产、生活、生态）和“三产”（现代农业、加工业、服务业）的有机结合与关联共生，打造现代农业、休闲旅游、田园社区等城乡互动、产业融为一体的田园综合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