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程与朱子的道统说

一

近年来，关于道统问题的研究，既热烈且深入，取得很丰硕的成果。其中两位域外学者的研究，特别值得我们关注。一位是德国学者苏费翔，一位是美国学者蔡涵墨。

苏费翔（Christian Soffel），德国特里尔大学教授。2010年，他在纪念朱子诞辰88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表题为《朱熹之前“道统”一词的用法》[35]一文。这篇论文的一大突出贡献是，首次揭示了“道统”一词的词源性发展。他指出，早在唐代，“道统”一词即已出现在相关的文献中[36]。这一发现，彻底颠覆了朱子第一个使用“道统”一词的历史公论[37]。此文梳理了朱子以前的宋人使用道统一词的情况，指出，李若水、刘才邵、李流谦都使用过道统一词，他们的时间都早于朱子。苏氏还进一步指出，朱子使用道统一词也许和张浚、张栻父子有关。苏氏认为，在道统这一名词与概念的传衍、发展过程中，“朱熹的功劳就是把道统说普遍化，对后世影响甚大；自有朱熹才有人使用‘道统’一简要的口号来推动相关的论述。在朱熹之前，虽然有学者用‘道统’来称呼学术或政治传承之体系，但是这都是偶然的、罕见的现象，并不能说朱熹以前已存在着一个有系统的‘道统论坛’”。[38]

2015年，苏氏在《厦门大学学报》上再次著文论《宋人道统论》。苏氏认为“‘道统’概念在宋代极其重要，又有强烈影响直到今日”。[39]此文的一个重要展开，是讨论了“道统”与“学统”“治统”的关系。他认为，道统概念的原始内涵是指儒家师系的传授系统，但它又与“学统”“治统”之间有着某种“神秘”的关联。

美国学者蔡涵墨（Charles Hartman）的大作《历史的严妆》是一本做翻案文章的著作。他所要推翻的历史是秦桧的反面形象。他发明了所谓“文本考古学”的新方法（恕我直言，所谓“文本考古学”，不外乎考据学与校勘学的所有方法与范畴），对我们的史学观与价值观做了颠覆性的解构，他的基本观点我无法苟同。但是他发现了一篇秦桧为宋高宗《先圣先贤图赞》所写的碑记。碑记中秦桧使用了“道统”一词：

曾不知文王之文，孔圣传之，所谓文在兹者，盖道统也。[40]

蔡氏并指出，这篇碑文申明“秦桧主张高宗与他才是合法的、真正的道统继承者”。[41]必须承认，蔡氏的发现是重要的，他的观察力也是洞彻的。这篇文献的发现，为宋代道统说的发生、发展以及对朱子道统论深层文化、政治背景的探索，提供了重要的线索与依据。

二

“道统”一词所包含的一个重要概念，是儒家思想、文化、学说的传递。

《孟子·尽心下》，孟子曰：

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若禹、皋陶，则见而知之；若汤，则闻而知之。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若伊尹、莱朱则见而知之；若文王，则闻而知之。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若太公望、散宜生，则见而知之；若孔子，则闻而知之。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42]

一般认为，这是第一次有人清晰地勾画出儒家道统传续的路线图。朱子在此篇之终有两段很长的注文。第一段注先引“林氏曰：‘孟子言孔子至今时未远，邹鲁相去又近，然而已无有见而知之者矣；则五百余岁之后，又岂复有闻而知之者乎？’”[43]引文完毕，朱子说：

愚按，此言虽若不敢自谓已得其传，而忧后世遂失其传，然乃所以自见其有不得辞者，而又以见夫天理民彝不可泯灭，百世之下，必将有神会而心得之者耳。故于篇终，历序群圣之统，而终之以此，所以明其传之有在，而又以俟后圣于无穷也，其指深哉！[44]

朱子的按语，首先是对林氏对道统下传的悲观表示不以为然。他认为，传道的方式有“见而知之”与“闻而知之”之别，儒家道统的传续“期间相望，有或数百年者，非得口传耳授，密相付属也”。就是说，儒家的道统，并不依靠人对人的口耳相传。“特此心之体，隐乎百姓日用之间，贤者识其大，不贤者识其小，而体其全且尽，则为得其传耳。虽穷天地，亘万世，而其心之所同然，若合符节。”[45]朱子认为儒家的道统具有超越时代的力量，不必担心它会失传。他预言“百世之下，必将有神会而心得之者耳”。其次，他又指出，《孟子》一书以孟子的这一段话终篇，一在表明孟子的儒道之传自有其统绪，二在强调此统之传正有待后来者承续。[46]特别值得我们关注的是“有不得辞者”这句话。这是说，孟子是个承担历史使命的人，他无法推辞他的责任。仔细玩味，这分明是在为自己的道统之传作铺垫。

韩愈是又一个对儒家道统传承作出明确界定的人。他说：“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47]

苏费翔指出：“韩愈的系统，有当‘君’的圣王，又有当臣的圣儒（孔子以后），但是没有圣王与贤臣互补关系（皋陶、伊尹等贤臣）。这样很明显分为治统（周公以前）与学统（孔子以后）两个阶段。”[48]

正如苏氏所指出的，无论是孟子的系统，还是韩愈的系统，乃至唐宋人有关道统传授系统的描述，都有一个不能不面对的紧张：有位与无位。[49]如苏氏所言，在孔子之前，治统与学统是统一的，但是孔子之后，治统（有位之君臣）与学统（无位之圣贤），是分离的。这样的紧张，必然会反映在现实政治生活中。以宋代而言，君臣争夺道统承续权的斗争，始终没有停止过。

李若水，字清卿，北宋徽宗时人。他认为，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就是道统的继承人：“艺祖以勇智之资，不出世之才，祛迷援溺，整皇纲于既纷，续道统于已绝。”[50]

李心传《道命录》卷二《范致明论伊川先生入山著书乞觉察》：“臣闻私议害国，私智非上。先王之所禁，而邪说诬民。处士横议，亦圣人之所不容。谨按通直郎致仕程颐，学术颇僻，素行谲怪……劝讲经筵……有轻视人主之意；议法太学……以变乱神考成宪为事。”[51]所谓“轻视人主”“议法太学”“变乱神考成宪为事”，即指妄图取代人主道统之尊的举动。

最有说服力的佐证是秦桧的碑记。记曰：

臣闻：王者位天地之中，做人民之主，故《说文》谓王者通天地人，信乎其为说也。杨子曰：“通天地人曰儒。”又以知王者之道与儒同宗。出治者为纯王，赞治者为王佐，直上下之位异耳。

自周东迁，王者之迹熄。独孔圣以儒道设教洙泗之间，其高弟曰七十二子。虽入室升堂，所造有浅深，要皆未能全尽器而用之。

共成一王之业，必无邪杂背违于儒道者也。主上躬天纵之圣，系炎正之统；推天地之大德，沃涂炭之余烬。

而缙绅之习或未纯乎儒术，顾驰狙诈权谲之说，以侥幸于功利；曾不知文王之文，孔圣传之，所谓文在兹者，盖道统也。前未遭宋魋之难，讵肯易言之。

今氛曀已廓，由于正路者，盍一隆所宗，上以佐佑纯文之收功，下以先后秉文之多士。国治身修，毫发无恨。方日斋心服形，鼓舞雷声，而模范奎画，其必有所得矣。

绍兴二十有五年秋八月辛巳，太师、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监修国史、兼提举实录院、提举详定一司敕令、提举编修玉牒所、益国公臣秦桧谨记。[52]

蔡涵墨在分析这一碑记时指出：“这些引文又打造了基本的历史模拟脉络：上天保护逆境中的孔子，使孔子传承文王的政治、文化遗产给后世诸圣；如今上天再度在外祸与内乱之下护持宋高宗，使高宗得以再建‘道统’。”“秦桧主张高宗与他才是合法的、真正的道统继承者。”[53]

余英时先生在论述宋代道学形成与发展的历史时，也注意到“道统”问题的特殊作用。他认为，北宋道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诉求是：社会秩序的重建。而这背后则是“士的主体意识的觉醒”。[54]他认为，道学家建立“道统”说，是为了用“道”来范围“势”（位）。这“包括消极的和积极的两方面：消极方面是持‘道’批‘势’，积极方面则是引‘势’入‘道’。后一方面更是宋代理学家所共同寻求的长程目标”。[55]

从这样的历史背景出发，我们再来看朱子的《中庸章句序》可以发现，朱子在历数道统传承的统绪中特别强调孔子以前都是“圣圣相承”，而“若吾夫子，则虽不得其位，而所以继往圣、开来学，其功反有贤于尧舜者”。[56]这是一句惊世骇俗的宣言，他把孔子的地位提升到了尧舜之上。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朱子在序中把孔子之后的传承者一律归于“无位”者，“然当是时，见而知之者，惟颜氏、曾氏之传得其宗。及曾氏之再传，而复得夫子之孙子思，则去圣远而异端起矣……自是而又再传以得孟氏。”[57]很显然，朱子是在刻意地把“道”与“势”作切割。如果说，在北宋，士大夫的主体意识是在觉醒的话，那么，到了朱子（南宋）应该是已经成熟了。

三

在朱子的道统谱系中，二程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中庸章句序》曰：

自是而又再传以得孟氏，为能推明是书，以承先圣之统，及其没而遂失其传焉。则吾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语文字之间，而异端之说日新月盛，以至于老佛之徒出，则弥近理而大乱真矣。然而尚幸此书之不泯，故程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续夫千载不传之绪；得有所据，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盖子思之功于是为大，而微程夫子，则亦莫能因其语而得其心也。[58]

这段论述，给了我们几个很重要的信息：

1.孟子以后，程氏兄弟是接续道统的人；

2.孟子以后的儒学，被“言语文字”的训解所局限；

3.以佛老为代表的异端之说对儒道产生了极大的侵蚀与挑战；

4.程氏兄弟在道统的承续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我们试着来分析这几个问题。

第一点，朱子认为程氏兄弟是道统的接续者。提出这个问题，朱子不是第一人。在朱子之前早已有人提出这一观点：

刘立之：“自孟轲没，圣学失传，学者穿凿妄作，不知入德。先生杰然自立于千载之后，芟辟榛秽，开示本原，圣人之庭户晓然可入，学士大夫始知所向。”[59]按，刘立之，“字宗礼，河间人。叙述明道先生事者。其父与二先生有旧，宗礼早孤，数岁即养于先生家，娶先生叔父朝奉之女。郭雍称其登门最早，精于吏事云”。[60]刘氏既为程颢最早的学生，则此说当在明道生前或死后不久。

朱光庭：“自孟轲以来，千有余岁，先王大道得先生而后传。其补助天地之功，可谓盛矣。虽不得高位以泽天下，然而以斯道倡之于人，亦已较著，其闻见而知之，尚能似之，先生为不亡矣。”[61]按，“公讳光庭，字公掞，河南偃师人……嘉祐二年登进士第……绍圣元年三月辛丑晦以疾卒官，年五十八……初，受学于安定先生……后又从程伯淳、正叔二先生于洛阳”。[62]朱氏之论，当在程颢去世不久。但是，朱氏在程氏生前即已持此论，详见后引。

范祖禹：“其教人曰：‘非孔子之道，不可学也。’盖自孟子没而《中庸》之学不传，后世之士不循其本而用心于末，故不可与入尧舜之道。先生以独智自得，去圣人千有余岁，发其关键，直睹堂奥，一天地之理，尽事物之变。”[63]按，范祖禹“字淳夫，蜀人。元祐中为给谏讲读官”。[64]

元丰八年（1085），司马光、吕公著、韩绛等荐程颐，左正言朱光庭曰：“先生乃天民先觉，圣世真儒。”“先生有经天纬地之才，有制礼作乐之具，圣人之道至此而传。”[65]这说明，在二程兄弟生前，即已有传孔孟圣道之名声。持这种观点的人还有很多，如游酢、吕大临、胡安国等。可见这种说法已经是当时社会的共识。

而将二程兄弟明确定义为孔孟之道接续者的，是程颐本人。程颢去世后，文彦博为其墓题碑曰“大宋明道先生程君伯淳之墓”。程颐为之作墓碑序曰：

先生名颢，字伯淳，葬于伊川。潞国太师题其墓，曰“明道先生”。弟颐序其所以而刻之石曰：周公没，圣人之道不行；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道不行，百世无善治；学不传，千载无真儒。无善治，士犹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诸人，以传诸后；无真儒，天下贸贸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灭矣。先生生千四百年之后，得不传之学于遗经，志将以斯道觉斯民。天不慭遗，哲人早世。乡人士大夫相与议曰：道之不明也久矣，先生出，倡圣学以示人，辨异端，辟邪说，开历古之沉迷，圣人之道得先生而后明，为功大矣。于是帝师采总议而为之称以表其墓。学者之于道，知所向，然后见斯人之为功；知所至，然后见斯名之称情。山可夷，谷可湮，明道之名亘万世而长存。勒石墓旁，以诏后人。元丰乙丑十月戊子书。[66]

程颐的碑序十分重要，它既借文彦博之口明确了程颢是明孔孟之道之人，又借梳理道统传续之统，确立了程颢是道统当之无愧的继任者。在《明道先生行状》中他又说：“谓孟子没而圣学不传，以兴起斯文为己任。”[67]这是说，程颢具有继承道统的自觉意识。

二程为道统的主要承续者，因朱子的《中庸章句序》而成为定论，被学术界、思想界广泛接受。将二程定为道统的承续者，其重要的意义在于，它确立了道学（理学）在儒家道统传续的整个谱系中的正宗与主导的地位。从此，关于道统传承的各种纷争归于一统，道学在整个儒学发展中的历史地位得以确立。与此相应，道学家也取得了关于道统乃至整个儒学系统中的话语权。

为了构建以二程为宗主的道统谱系，朱子还编著了另一部很重要的著作《伊洛渊源录》。

束景南认为：“朱熹的学派道统的正式确立是以《伊洛渊源录》一书为标志的。”[68]《伊洛渊源录》一书，构思于乾道九年（1173），他在写给吕祖谦的信中说：“欲作《渊源录》一书，尽载周、程以来诸君子行实文字。”[69]信中明言“周、程以来诸君子”，可见是为了谱叙传道之统。同年，朱子又为好友石墩《中庸集解》作序。序曰：

《中庸》之书，子思子之所作也。昔者曾子学于孔子，而得其传矣。孔子之孙子思又学于曾子，而得其所传于孔子者焉。既而惧夫传之久远而或失其真也，于是推本所传之意，质以所闻之言，更相反复，作为此书。孟子之徒实受其说，孟子没，而不得其传焉。汉之诸儒虽或擎诵，然既杂乎传记之间而莫之贵，又莫有能明其所传之意者。至唐李翱始知尊信其书，为之论说。然其所谓灭情以复性者，又杂乎佛老而言之，则亦异于曾子、子思、孟子之所传矣。至于本朝，濂溪周夫子始得其所传之要，以著于篇；河南二程夫子又得其遗旨而发挥之，然后其学布于天下。[70]

我们把这两件事联系起来，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朱子道统思想的建构这时已基本完成，并欲公之于众。但是《伊洛渊源录》一书却受到吕祖谦等的非议。[71]朱子不得不采取比较谨慎的态度。[72]于是朱子弃《伊洛渊源录》而以《中庸集解序》和《中庸章句序》为言，正式揭示出他的道统理论及谱系。

第二个问题：孟子以后的儒学，被“言语文字”的训解所局限。这个问题包含着两个层次的内涵。其一，朱子认为，汉以后的儒学，纠缠于文字训诂而不及义理：“汉初诸儒专治训诂，如教人亦只言某字训某字，自寻义理而已。至西汉末年，儒者渐有求得稍亲者，终是不曾见全体。”[73]这样的学风，自然无法领悟到先圣思想的真谛。其二，“道在目前，初无隐蔽，而众人沉溺胶扰，不自知觉，是以圣人因其所见道体之实，发之言语文字之间，以开悟天下与来世。其言叮咛反复，明白切至，唯恐人之不解了也。岂有故为不尽之言以愚学者之耳目，必俟其单传密付而后可以得之哉？”[74]这就是说，道统的传递，固然离不开“言语文字”，但，言语文字并非靠“单传密付而后可以得之”。诚如上文所说，朱子在这里强调了儒学道统的超越性和永恒的价值，这就为二程乃至他自己接续道统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奠定了理论基础。

第三个问题：以佛老为代表的异端之说对儒道产生了极大的侵蚀与挑战。在构建自己的道统理论时，朱子特别警惕佛老对儒学的影响。在建构怎样的道统谱系的问题上，他非常鲜明而坚决地把一切受佛老影响的儒者排斥在外。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朱子的道统理论，其实包含着捍卫儒家学说纯正性的战斗精神。

第四个问题：程氏兄弟在道统的承续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朱子认为程氏兄弟在道统传续中的作用和地位是不可取代的，如果缺少了这一个环节，那么整个道统体系就要崩塌。所以他说“微程夫子”，就不可能得儒学、儒道之心。

四

苏费翔在《朱熹之前“道统”一词的用法》中说：“他的目标似乎就是弘扬自己传道之说。”[75]在《宋人道统论》中他又指出：“朱熹与孟子、韩愈大有不同，绝不认为今世道统失传，倡导宋初道统复兴之说，谓二程兄弟接续孟子之传，没有说二程之后再失传。可见朱熹很确定他自己是继承人。”[76]其实，在苏氏之前，已有很多学者指出，朱子似欲以道统传承者自居。[77]

朱子是否以道统的接续者自居？这其实是一个不言自明的问题。朱子从不自诩为道统的继承人，但他一直不讳言，要以承续道统而自任。

某十数岁时读《孟子》言“圣人与我同类者”，喜不可言，以为圣人亦易做，今方觉得难。[78]

可见，朱子从小就立定了为先圣代言立言的志向。

在《中庸集解序》中他说：

熹之友会稽石君墩子重乃始集而次之，合为一书，以便观览，名曰《中庸集解》……熹惟圣门传授之微旨见于此篇者，诸先生言之详矣。熹之浅陋，盖有行思坐诵，没世穷年而不得其所以言者，尚何敢措一辞于其间！然尝窃谓秦汉以来，圣学不传，儒者唯知章句训诂之为事，而不知复求圣人之意，以明夫性命道德之归。至于近世，先知先觉之士始发明之，则学者既有以知夫前日之为陋矣。然或乃徒诵其言以为高，而又初不知深求其意……熹诚不敏，私窃惧焉，故因子重之书，特以此言题其篇首，以告夫同志之读此书者……则为有以真得其传。[79]

《中庸章句序》则曰：

熹自蚤岁即尝受读而窃疑之，沉潜反复，盖亦有年，一旦恍然似有以得其要领者，然后乃敢会众说而折其中，既为定著章句一篇，以俟后之君子……然后此书之旨，支分节解，脉络贯通，详略相因，巨细毕举。而凡诸说之同异得失，亦得以曲畅旁通，而各极其趣。虽于道统之传，不敢妄议，然初学之士或有取焉，则亦庶乎行远升高之一助云耳。[80]

二序所言，均很自信和肯定地告示，自己对《中庸》的理解与注释是得到了先圣的真谛，他的目的就是要传道——使后之学者“或有取焉”。

在《大学章句序》中，他说：“宋德隆盛，治教休明。于是河南程氏两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传……虽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与有闻焉。……是以忘其固陋，采而辑之，间亦窃附己意，补其阙略，以俟后之君子。极知僭逾，无所逃罪，然于国家化民成俗之意，学者修己治人之方，则未必无小补云。”[81]在这篇序中，他明白无误地宣告，《大学章句》中有他自己的思想（正如土田健次郎所言：“朱熹在思想上的主张己说”）。但是这篇序更值得我们关注的则是，熹“亦幸私淑而与有闻焉”。在《论语要义目录序》中，他更明言：“河南二程先生独得孟子以来不传之学于遗经，其所以教人者，亦必以是为务。然其所以言之者，则异乎人之言之矣。熹年十三四时，受其说于先君。”[82]我们联系到朱子在《孟子》全书结尾处的两段注文，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这无疑是宣告了自己就是二程夫子的继任者。于是，道统的谱系最后一环就扣上了，也就是说，有宋一代的道统谱系最后完成了。

但是，自二程子到朱子，其间相隔近半个世纪，为什么继承二程道统的不是别人呢？朱子指出：“至于本朝，濂溪周夫子始得其所传之要，以著于篇；河南二程夫子又得其遗旨而发挥之，然后其学布于天下。然明道不及为书……伊川虽尝自言‘《中庸》今已成书’，然亦不传于学者……二夫子于此既皆无书，故今所传，特出于门人记平居问答之辞。”[83]这是说二程的道统学说因没有著作留存，而仅靠他们弟子的著述得以流传。但遗憾的是，他的弟子们“或乃徒诵其言以为高，而又初不知深求其意。甚者遂至于脱略章句，陵籍训诂，坐谈空妙，展转相迷，而其为患反有甚于前日之为陋者”。[84]所以朱子非常感叹地说：“呜呼，是岂古昔圣贤相传之本意，与夫近世先生君子之所以望于后人者哉！”[85]更使朱子不安的是，程子的门徒们，依然受到佛老的污染而“不能无失”：“程氏既没，诵说满门，而传之不能无失，其不流而为老子、释氏者几希矣，然世亦莫知悟也。”[86]于是，捍卫孔门道统的纯正，就成为朱子当仁不让的使命。

绍熙五年（1194），朱子六十五岁，辞官归乡，建沧州精舍，作《沧州精舍告先圣文》：

维绍熙五年岁次甲寅十有二月丁巳朔十有三日己巳，后学朱熹敢昭告于先圣至圣文宣王。恭维道统，远自羲轩。集厥大成，允属元圣。述古垂训，万世作程。三千其徒，化若时雨。维颜曾氏，传得其宗。逮思及舆，益以光大。自时厥后，口耳失真。千有余年，乃曰有继。周程授受，万理一原。曰邵曰张，援及司马。学虽殊辙，道则同归。俾我后人，如夜复旦。熹以凡陋，少蒙义方。中靡常师，晚逢有道。载钻载仰，虽未有闻。赖天之灵，幸无失坠。逮兹退老，同好鼎来。落此一丘，群居伊始。探原推本，敢昧厥初。奠以告虔，尚其昭格。陟降庭止，惠我光明。传之方来，永永无斁。今以吉日，谨率诸生，恭修释菜之礼，以先师兖国公颜氏、郕侯曾氏、沂水侯孔氏、邹国公孟氏配，濂溪周先生、明道程先生、伊川程先生、康节邵先生、横渠张先生、温国司马文正公、延平李先生从祀。尚飨。[87]

此文为朱子晚年所作，可说是朱子关于“道统”说的一个总结性文献。在这篇并不很长的告文中，朱子再一次清晰地勾画了儒家道统的传续谱系，并自述了在传承道统的事业中自己的认识与作为。他自认为对先圣的道统精神已做到了“探原推本，敢昧厥初”，从此以后，道统之传将“传之方来，永永无斁”。这篇告文，充分显示出一个儒者的历史担当与强烈的使命意识。

朱子的道统说，最后的总结，是他的学生兼女婿黄榦完成的。

嘉定十四年（1221），即朱子逝世后二十一年，黄榦作《朝奉大夫文华阁待制赠宝谟阁直学士通议大夫谥文朱先生行状》，其结尾曰：

窃闻道之正统，待人而后传。自周以来，任传道之责，得统之正者，不过数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后，曾子、子思继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后，周、程、张子继其绝，至先生而始著。盖千有余年之间，孔孟之徒，所以推明是道者，既以煨烬残缺，离析穿凿，而微言几绝矣。周、程、张子崛起于斯文湮塞之余，人心蠹坏之后，扶持植立，厥功伟然。未及百年，踳驳尤甚。先生出，而自周以来圣贤相传之道，一旦豁然，如大明中天，昭晰呈露，则摭其言行，又可略欤？辄采同志之议，敬述世系、爵里、出处、言论，与夫学问、道德、行业，人之所共知者，而又私窃以道统之著者终之，以俟知德者考焉。[88]

这是一段总结性的论述，黄榦明确提出，“先生出，而自周以来圣贤相传之道，一旦豁然，如大明中天，昭晰呈露”。在文章结尾处，他又强调“以道统之著者终之”。至此，道统的谱系得以明确而清晰地表述，朱子在道统传承中的地位与作用遂成为定谳，并为学界所接受。

2017年3月1日于海上桑榆匪晚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