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慕容鲜卑的名号与来源
一 鲜卑名号与早期发展
鲜卑出自东胡，史载其“别保鲜卑山，因号焉”，[1]其他史籍对于其得名的描述与此大略相同。由此来看，鲜卑一名是得自所居之地，学者们也大多采用此说。[2]而且随着20世纪80年代嘎仙洞遗址的发现，学者已基本认同以大兴安岭南部为东部鲜卑所保之鲜卑山，拓跋鲜卑之大鲜卑山在大兴安岭北段的观点；[3]孙危依据考古资料推测鲜卑山的位置可能还要偏北，应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新巴尔虎左旗一带。[4]但也有部分学者对此持不同看法，如张博泉认为东部鲜卑的原始鲜卑山应在今大兴安岭北段，而拓跋鲜卑之大鲜卑山应在石勒喀河、贝加尔湖、外兴安岭等范围寻找。[5]以上各种观点虽然有异，但东部鲜卑之鲜卑山在今大兴安岭山脉地区则多无疑问；而且以考古材料及历史记载来看，也应在大兴安岭中南部一带。
“鲜卑”一词在史籍中又写作“犀毗”“师比”等，[6]王国维《胡服考》一文对鲜卑诸种写法引证甚详，兹不赘引。[7]而对于其含义历来有多种说法：以白鸟库吉为代表的一种观点，是将“鲜卑”一词解释为满语中的祥瑞、神，而将史书中出现的“鲜卑郭落带”中的“郭落”解释为兽，合起来即“瑞兽带”之义。这是目前学术界使用最多的解释。[8]米文平由此提出，“郭落”即为鹿类动物四不像，“鲜卑郭落”为祥瑞的鹿类动物；而“鲜卑”作为族名，含义为养神兽的人们。[9]包尔汉、冯家昇则认为鲜卑应是蒙古语Šobar（貙），为五爪虎。[10]20世纪90年代以后，东北学者张博泉等提出了新的意见，认为祥瑞等意思是附加观念，并不是“鲜卑”的本义，“鲜卑”的本义应为一种瑞兽的名字；并考证鲜卑兽为一种状如白马的神兽“兹白（驳）”，“鲜”之义为“白”，“卑”即“驳”之转音，“驳”又作“兹白”，也是“鲜卑”二字的同音异写；而对于“郭落”一词，张博泉认为即是“大带”之义。[11]
近年，有学者沿用张博泉观点，以“鲜卑”为瑞兽名解，但对于具体指哪种瑞兽，还有不同看法。金刚认为“鲜卑”一词源于蒙古语“xian-ɣia”，即“虎”。额尔德木图认为“鲜”即古代通古斯蒙古语“乞颜”，为一种凶猛的猎鹰白海青，“卑”为奴婢的“婢”字之省。[12]尹铁超考证“卑”为通古斯语言中“人”“小民族、部落”之义，而所谓“鲜卑”即“鲜人”之义。[13]台湾学者逯耀东认为鲜卑可能即“角端牛”。[14]此外，对于“鲜卑”的解释，尚有吕思勉认为“鲜卑”即《禹贡》中的“析支”；李德山进而考证鲜卑本字为“邾邾”，即东夷一支的“邾娄”。[15]
笔者考虑“鲜卑”作为一个鲜卑语词，首先，其存在应该远早于鲜卑民族的出现；而其作为一种祥瑞动物名称的解释是较为合理的，这种动物应该即是鲜卑墓葬出土带扣等饰物上的某一动物形象。但是关于其具体含义，以及作为族名和山名孰先孰后，是其自称还是他称形成族名等问题的准确考证几乎是不可能的（相关原因笔者会在后文说明），正如张久和所言：“鲜卑”汉语意思究竟是什么，恐怕连古人也不知晓。[16]所以才会有现存的诸家说法各执一词，甚至肆意发挥的情况。
鲜卑自匈奴破东胡后，与乌桓从东胡中分化出来，但因为匈奴、乌桓的阻隔而不被中原王朝所知。直到东汉初年，随着匈奴衰弱、乌桓逐渐南下而出现于历史记载。东汉建武十七年（41），匈奴、乌桓、鲜卑连兵入塞，鲜卑从此开始出现于汉文典籍记载。此后直到东汉末、三国初鲜卑逐步入塞居住为止的百余年中，鲜卑的主要流动方式是在塞外漠北地区东西向移动，在这一过程中，鲜卑的文化、心理特征没有发生太大变化，而是不断在群体规模和部落组织结构上发生变化。可以说这一时期是鲜卑民族群体发展壮大，鲜卑各部形成相对稳定部落结构的时期。
这一时期带有相对准确地理信息的材料较多，通过这些可以对这段时期鲜卑的分布和流动有所了解。
东汉明帝永平（58—75）中，祭肜为辽东太守后，“鲜卑自敦煌、酒泉以东邑落大人，皆诣辽东受赏赐，青、徐二州给钱，岁二亿七千万以为常”[17]。但此时的鲜卑势力并未铺陈到如此广泛，辽东、敦煌间尚隔有北匈奴势力，所以记载中或有冒功成分，或有冒名鲜卑受赏。从附录统计表1.1、1.2中的地理分布情况可以看到，鲜卑所涉及的地理方位自有其规律：早期多集中在辽东、辽西等地，最初更集中在辽东。这是与早期鲜卑从大兴安岭地区南下、西进的发展情况相一致的。此后鲜卑南下劫掠的地点开始逐渐向西推进，出现在并州的情况越来越多。而且历史记载中也逐渐从单一提到鲜卑寇某郡，转而开始以州为单位，与史载“至灵帝时，大钞略幽、并二州。缘边诸郡，无岁不被其毒”[18]的情况是符合的。而这种变化也表明鲜卑人在南下西进的过程中，其民族群体规模也随之不断扩大，力量有所增长。那么早期鲜卑群体规模是怎样的呢？
安帝永初元年（107），鲜卑大人燕荔阳归顺朝贺的时候，太后令止乌桓校尉所居宁城下，通胡市，因筑南、北两部质馆。此后鲜卑遣使入质有邑落“［百］二十部”。[19]此处以邑落和部对举，可知这120个邑落应该就是120个部落，只是其大小规模尚难以确定。此后檀石槐时期曾分鲜卑为50余邑，数量少于此时，而实力又远大于此时，可知这时的鲜卑部落数量众多，但每个部落规模应该都比较小，正处在部落间互相吞并，群体规模发展壮大的过程中。
东汉永元中（89—104），耿夔击破北匈奴之后，鲜卑开始进入匈奴故地。此时“匈奴余种留者尚有十余万落，皆自号鲜卑，鲜卑由此渐盛”。[20]落即帐落，以每落7-10人计[21]，这批匈奴人的数量应该近百万，这是鲜卑民族规模迅速膨胀的重要一步。而这些匈奴人虽然自号鲜卑，且与鲜卑具有许多游牧民族的共同特征，但其彻底演化成鲜卑人还是要假以时日。如史载安帝延光元年（122）九月，“鲜卑既累杀郡守，胆意转盛，控弦数万骑”。[22]这里提到的“数万骑”应该即指较纯粹的鲜卑骑兵，而并未包含匈奴余众。
另一个与鲜卑群体规模有关的数据是，顺帝永建二年（127）二月，乌桓校尉耿晔大破鲜卑之后，鲜卑有3万人（一作“数万人”）诣辽东降。而《三国志》注引王沈《魏书》中记作“三万余落”[23]，如此则两个数据差别极大。可能3万人仅指战士而言，与前面提到的“数万骑”一致；3万余落则是指包括3万战士在内的3万个家庭——即帐落，所记录的角度有所不同。这是第二次提到鲜卑人规模达到数万的情况，而从统计表（见表1.1、1.2、1.3）来看，在整个东汉时期，鲜卑南下寇掠时，更多的是几千人的军队规模，甚至数百人的抄掠，达到万人以上的时候极少。这一方面是当时鲜卑人的“核心”民族规模还相对较小，另一方面则是鲜卑各部落之间的凝聚力还没有达到能够长期维持大规模群体行动的程度。所以，综合以上的各种情况来看，鲜卑在2世纪上半叶完全控制草原，“化合”归附各族之前，其核心部分的规模应该是比较小的。游牧民族“力能毌弓，尽为甲骑”，[24]而一个帐落7-10人中，大概能有2到3个战士，以强盛时期鲜卑控弦（战士）数万人（3万左右）的情况来看，到2世纪时，鲜卑核心群体有10余万人应该是比较符合实际的。
与鲜卑不断西进占据匈奴故地，群体规模不断扩大同时，鲜卑人的社会特征也在发生着变化——即从较为原始的社会形态，开始向游牧的奴隶社会形态演进，从原始部落民主向大人世袭制度转化，而这个转化的关键就是檀石槐军事大联盟的出现。
在檀石槐统一鲜卑各部之前，出现于历史记载的鲜卑首领主要有偏何、于仇贲、满头、苏拔廆、燕荔阳、丘伦、连休、乌伦、其至鞬等。其中最为有名、影响最大的是其至鞬。其至鞬从安帝永宁元年（120）向东汉朝贡，被加封率众侯开始，此后凡五见。可以说在2世纪前半叶，主导鲜卑行动的首领就是其至鞬。虽然其至鞬在鲜卑对抗东汉的局势里影响很大——如顺帝阳嘉二年（133）八月左右，其至犍死后，鲜卑由是“抄盗差稀”，[25]足证其核心影响力——但并未能建立起较为稳固的鲜卑军事联盟，这一任务主要是由檀石槐完成的。
2世纪后半叶，主导鲜卑行动的即是檀石槐。而檀石槐对于鲜卑各部落的最终形成，以及鲜卑社会的发展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桓帝永寿二年（156），檀石槐以勇健有智略、施法禁、平曲直无敢犯者等施政特点，被鲜卑推举为大人。建立鲜卑庭于弹汙山（当今河北尚义南大青山）、歠仇水上，在高柳（今山西阳高）北300余里，兵马甚盛；东、西部大人皆归焉。此后鲜卑在檀石槐指挥下南抄缘边，北拒丁零，东却夫余，西击乌孙，尽据匈奴故地，东西万四千余里，南北七千余里。到延熹九年（166），东汉朝廷一时无法有效制约檀石槐，于是遣使持印绶封檀石槐为王，并附以和亲，意图缓和鲜卑的压力。但檀石槐不肯接受，并对鲜卑军事大联盟作了进一步地整合，具体来说就是借用匈奴左中右三部管理的方法，将鲜卑分为三部：从右北平（治今河北丰润东南）以东至辽东（治今辽宁辽阳老城），接夫余、濊貊20余邑，为东部，大人主要有：弥加、阙机、素利、槐头等；从右北平以西，至上谷（治今河北怀来东南）10余邑，为中部，其大人主要有：柯最、阙居、慕容等，为大帅；从上谷以西至敦煌（治今甘肃敦煌西）、乌孙20余邑，为西部，其大人主要有：置鞬落罗、日律推演、宴荔游等，皆为大帅。灵帝光和元年（178）十二月，因鲜卑种众日多，田畜射猎不足给食，檀石槐又东击倭（一作“汗”）人国，得千余家，徙置乌侯秦水（今内蒙古辽河上游南支流老哈河）上，令捕鱼以助粮食。到光和四年十月檀石槐死去，这段时间是檀石槐鲜卑军事大联盟时期。从檀石槐所划分的三部来看，鲜卑群体已经基本完成了从东向西的推进分布。在这一过程中，鲜卑群体规模也完成了“滚雪球”的过程，自愿归属鲜卑或被鲜卑征服的各族部落已经成为鲜卑共同体的一部分了。而且从各部大帅的名号来看，已经有了此后鲜卑建国各部的雏形——如慕容部等。也就是说檀石槐军事大联盟对于鲜卑各部落的划分管理，使相近的部落在大帅的领导下形成了区域性的凝结、发展，为鲜卑各部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基础。而在檀石槐死后，鲜卑开始了大人世袭的制度，这也是鲜卑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飞跃。
另外，此处提到的“邑”据黄烈研究认为，是在檀石槐军事政治力量的强制下按地域划分的，各邑辖地宽广，与自然形成的邑落有很大区别。[26]这种观点应该是比较贴近实际情况的。檀石槐应该是以地域和力量强弱为标准，划分成相对均衡的“邑”，而以各邑中力量较强的部落大人进行管理，以提高统治效率。“邑”的组织机构应该是凌驾于部落之上，如史料中提到中部“十余邑，其大人曰柯最、阙居、慕容等，为大帅。……而制属檀石槐”，此处提到管理邑的大人为“大帅”，而据史载，乌桓的部落组织是“邑落各有小帅，数百千落自为一部”，部落首领则称为“大人”，[27]鲜卑的组织形式与乌桓基本相同，也是分为大人、小帅诸级加以管理的，其中并无“大帅”。而且在檀石槐所分三部之外也没有“大帅”这一级首领的相关记载。[28]由是可知，“大帅”很可能是檀石槐为了配合“邑”的管理而特别创造的，是出于管理的实际需要而产生的。檀石槐死后，其创立的三部、六十邑的体制瓦解，“大帅”也随之消失，鲜卑部落首领复称大人，亦可证明这一点。[29]
“邑”既然是一种凌驾于部落之上的组织形式，那么它的规模有多大呢？笔者以黄烈推算的鲜卑二百几十万人[30]为准分配六十邑，则每邑约有4万人，以每落7-10人计[31]，每邑大概包含有4000-6000落，基本等于规模较大的部落，或数个规模较小的部落。[32]
此外，鲜卑军事力量的增长，军事大联盟的建立也还有其经济和人才因素，如蔡邕曾提到：“自匈奴遁逃，鲜卑强盛，据其故地，称兵十万，才力劲健，意智益生。加以关塞不严，禁网多漏，精金良铁，皆为贼有；汉人逋逃，为之谋主，兵利马疾，过于匈奴。”[33]武器装备的进步和汉人为鲜卑出谋划策，对于鲜卑军事大联盟的出现和鲜卑社会的发展进步应该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只不过因为对这些人的记载极少，故难得其实。
檀石槐死后，鲜卑大人开始了世袭继承制度，大人之位在首领家族之中传递，但父死子继和兄终弟及兼而有之。檀石槐所建立的鲜卑军事大联盟最初由其子和连继续领导。但和连才力不及檀石槐，而且贪淫，断法不平。此后在出攻北地时，被北地人射死。和连之子骞曼年幼，兄子魁头立。后骞曼长大，与魁头争国，鲜卑种众遂离散，本来已经日渐瓦解的鲜卑军事大联盟彻底解体。与鲜卑陷入混乱相对应，鲜卑南下寇掠东汉边郡也明显减少，从统计表1.3、1.4看，自檀石槐死后直到3世纪初的30年里，鲜卑寇掠仅有3次。此时东汉政府也陷入了军阀争霸之中，无力对鲜卑进行大规模作战；而控制幽并等地的地方军阀势力为了稳定形势进而逐鹿中原，多需借重塞外少数民族力量，乌桓即因与中原王朝接触较早，故在中原军阀混战中一度以乌桓突骑知名。鲜卑人虽然军事素质不高，但因组织程度远高于乌桓，故更多是团结起来共同针对中原王朝进行劫掠，而很少被分散吸收到内地。直到3世纪上半叶，随着鲜卑军事大联盟的最终解体，鲜卑部众才逐渐被引入边郡，成为中原王朝及各割据势力所凭借的重要军事力量。
2世纪末3世纪初的这段时期，从中原到塞外都处于分裂征战之中。漠北草原的鲜卑人中再次崛起了一个著名领袖——轲比能。
轲比能，史载其为小种鲜卑。所谓“小种鲜卑”，当是此时鲜卑大人已经世袭，而自檀石槐军事大联盟以来的许多著名大帅、大人部落——如素利、弥加、阙机等——更是势力雄厚，[34]轲比能并非出自这些强大部落的世袭大人，而是因勇健、公正被推举为大人的“新贵”，没有雄厚的家族、部落背景，所以被称为“小种鲜卑”。
轲比能统领部落后，因部落接近边塞，故在中原战乱之中有许多汉人逃亡到轲比能处“教作兵器铠楯”，轲比能并“颇学文字”；又从汉人处学到了许多管理方法，“勒御部众，拟则中国，出入弋猎，建立旌麾，以鼓节为进退”。[35]这些措施使轲比能在众多鲜卑大人中势力日趋增长。但此事尚不能说鲜卑已经开始汉化，因为军事装备制作和军事管理制度等“技术性”事物并非汉人的独有文化特征。而轲比能虽然“颇学文字”，但其在给辅国将军鲜于辅的书信中也同时提到了“夷狄不识文字……我夷狄虽不知礼仪”[36]等，可知轲比能学习汉字只是与中原王朝沟通、对抗等的一种手段而已。
与轲比能同时，原本檀石槐军事联盟中许多实力强大的大人也不断扩张自己的势力，各部落之间不断分合并吞，为鲜卑各部落最后格局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漠北争霸的鲜卑大人，轲比能最初有众数万骑；[37]而素利、弥加、厥机等部人数更多于柯比能；檀石槐后裔步度根有众万余落、扶罗韩有众数万人，势力较轲比能稍弱。在这些部落中，步度根一族因出自檀石槐直系后裔，故轲比能的崛起对其影响极大，双方的矛盾也是这一时期漠北草原鲜卑各部争雄的主流。而在各方的矛盾中，往往又会因某些共同利益——主要是针对中原王朝——而结成暂时的联盟，如“鲜卑数十部，比能、弥加、素利割地统御，各有分界；乃共要誓，皆不得以马与中国市”。[38]中原王朝也会利用鲜卑各方矛盾，来维持漠北草原的均势局面，减轻其南下的压力。如护乌桓校尉田豫即“以戎狄为一，非中国之利，乃先构离之，使自为仇敌，互相攻伐。……其御夷狄，恒摧抑兼并，乖散强猾”。[39]
在漠北草原上，素利等原本即为檀石槐东部大人，此时并未有大的移动，仍在辽西、右北平、渔阳塞外；轲比能则在五原、云中、代郡以北；檀石槐后裔步度根、扶罗韩、扶罗韩子泄归泥等则在代郡、上谷以北，介于轲比能和东部大人之间。而史籍记载这片地区有鲜卑数十部，除轲比能等较大部落外，其余相对弱小部落多不见记载。并州再向西的鲜卑部落则更为分散，对于魏晋威胁相对较小，故信息不多。
轲比能作为势力最为雄厚的鲜卑首领，虽然努力想联合、控制鲜卑各部，共同对抗曹魏，但在中原王朝干预下，始终未能达到檀石槐总统三部的程度。曹魏明帝青龙三年（235），时任幽州刺史王雄使勇士韩龙刺杀轲比能，鲜卑最后的联盟被打破。轲比能之死对于鲜卑人来说影响极大，轲比能在各部落之间的制衡和各部落相对稳定的分布格局再次被打破，“自是种落离散，互相侵伐，强者远遁，弱者请服，边陲遂安”。[40]鲜卑又一次开始在漠北草原大规模流动，但这时鲜卑的移动在东西方向之外，进一步开始了南北方向移动，即开始在中原王朝的引导下南下进入边郡。鲜卑最后的部落格局也在3世纪中、后期逐步定型。
轲比能死后，原本与其争斗的步度根一族、素利、弥加、厥机等部落均不再见于记载，这些部落应该是“强者远遁”的部分，最终融入了其他后崛起鲜卑部落之中。更多的较小部落则是“弱者请服”，被安置在边郡内外，这些部落最终形成了东部鲜卑、拓跋鲜卑、西部鲜卑的地理分布格局。
二 慕容鲜卑的名号
“慕容”作为慕容鲜卑的名称，关于其含义及来历，史书中记载了两种说法：
时燕代多冠步摇冠，莫护跋见而好之，乃敛发袭冠，诸部因呼之为步摇，其后音讹，遂为慕容焉。或云慕二仪之德，继三光之容，遂以慕容为氏。[41]
此处之“步摇音讹”“慕德继容”两说，自元代胡三省注《资治通鉴》时就已表示怀疑，[42]但对于“慕容”一词的含义并未提出新的解释。日本学者白鸟库吉以比较语言学的方法考证“慕容”为蒙古语中的“bayan”，意思为“富”。[43]此说多为治鲜卑史的学者所使用，但亦有不同者，如姚薇元即以原意于文献毫无佐证，而不取白鸟氏之说[44]；陈连庆认为步摇音讹的情况也有可能[45]；吕思勉则提出“慕容二字，固明明莫护转音也”[46]；刘学铫认为白鸟库吉提出的“bayan”音译是正确的，但应是汉文之“伯颜”，含有“酋长、长官、君长”之意，并以此推断慕容鲜卑酋长之祖先曾被任命为“君长”，遂以“伯颜”为氏，后讹为慕容[47]；李德山提出“慕容”与“东胡”“鲜卑”“屠何”等词一样，为东夷支族“邾娄”的音转[48]。近年，又有学者对白鸟库吉所做语音提出质疑，如聂鸿音认为白鸟库吉以“慕容”比附蒙古语“bayan（富）”，“不但没有词义根据，而且音韵也不合理”。而以《元和姓纂》推测“慕容”在当时的读音“似乎应该是moyo之类”。[49]但对于“慕容”一词的含义也没有给出新的解释。金刚则认为“慕容”读音应为“
”，其含义必定具有独角兽之义，而“慕容”一词从日语读音为“
”，与蒙古语中“狸（麟）”正相对应[50]。
对此，笔者以为，因汉字中古音的还原极为困难，再据之以比较语言学方法寻找北方民族语言中的相似音，而且只能在现代少数民族语言中寻找，其又可能与古音有所不同，这就必然会造成很大的出入，最后难免要陷入猜谜似的比附之中，牵强附会之处在所难免。因此，对这一研究的实际价值和成果的准确性很难加以评论。[51]前面提到的关于“鲜卑”“慕容”二词的比较语言学研究中，出现的诸多说法，甚至肆意附会的情况即可证明。但是，“慕容”一词应当不可能是“步摇”或“莫护”音讹，因为慕容一名东汉时即已有之，而且与后世情况相同，都是用作人名，这要远远早于史书中记载步摇音讹的时代，也要早于莫护跋的时代，如果说后世再次音讹出一个“慕容”，于理不合。而对于“慕容”的含义，笔者认为古代少数民族命名多以吉祥美好之意，故此即使白鸟库吉推论“慕容”为蒙古语“富”有误，但“慕容”一词为一鲜卑语之美称则无疑问，只是受资料限制很难寻找到准确的解释；而在此问题解决之前，白鸟库吉的解释仍不失为最合理的答案。
那么“慕容”一名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成为慕容部名号的呢？关于这一点，目前学术界存在两种认识，一种是认为始自莫护跋，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应该始自檀石槐鲜卑军事大联盟时期的中部大人“慕容”。以前引《慕容廆载记》史料来看，慕容之名始于莫护跋时期，虽然前已提及胡三省曾对这两种观点表示怀疑，但仍有学者以此说法为准，如傅朗云、杨旸述及慕容鲜卑时即全采载记之说；[52]又有虽不取两说，但也从莫护跋开始叙述慕容鲜卑历史的，如吕思勉、翁独健、佟冬、蒋秀松、朱在宪等人论著。[53]认为慕容部之名始于中部大人“慕容”则是学术界较为通行的认识。[54]而白鸟库吉则两说并存。[55]
关于这一问题，笔者认为第二种看法较胜，“慕容”之名应该是在中部大人“慕容”以后成为慕容部名号的。李海叶曾对两者关系做过多角度的分析，认为：第一，从部落变迁看，可以认为中部大人的“慕容”即十六国时期慕容部的一位祖先，大概在联盟还没有瓦解的时候，就已经死去，后裔莫护跋率部东迁进入辽西棘城；第二，从拓跋氏对本族历史的记载看，《魏书·官氏志》所记“东方宇文、慕容氏，即宣帝时东部”之“宣帝”当为献帝邻即第二推寅之误，《官氏志》反映的应是第二推寅时，慕容部与拓跋部共同参加檀石槐联盟、为其东部的情况；第三，从姓氏角度看，“慕容”之得名不是莫护跋入居棘城以后才衍生出来的，而是他把这个名称带入辽西，应该是源于檀石槐时的部落大人“慕容”。而《慕容廆载记》中隐讳这段历史、编造新的起源，则是出于拥有光荣的历史、独立发展的历程、与其他胡族政权竞争正统的心理。[56]
除了上引李海叶所作论证外，笔者认为，否定中部大人与后来慕容部有关的学者一般认为，应该把“慕容”理解成北族使用很广的某种美称、某种名号，[57]而不必把两处之慕容强行建立联系。此处虽然将慕容理解成一种美称或名号是十分正确的，但这种美称究竟有多大的广泛性还是一个问题。就史籍中所见关于“慕容”的记载，除了提到的中部大人和后来的慕容部之外，再没有以慕容或相近的音译词汇出现过（“慕舆”一名当另作别论），这样也就谈不到使用很广的问题。对此的合理解释只能是檀石槐时期的中部大人因其某种品质而被命以“慕容”的美称，而在此后鲜卑开始实行世袭制度，“慕容”大人的直系后裔掌握了部落统治权，后来又以其“大人健者名字为姓”，[58]遂成慕容部。此处亦如郑小容所说，兼有尚祖、祈富二层意义，何乐而不为；[59]而且笔者考虑少数民族美称的使用可能亦有其部落习惯在内。其次，关于空间方位问题。《魏书·官氏志》中曾记慕容为“宣帝时东部”，[60]前面提到李海叶对“宣帝”应为“献帝邻”的考证；[61]此处之“东部”应该指拓跋之东部，不是指檀石槐三部之东部，如此，则有关空间方位的问题就很明了了。[62]这也再次证实从中部大人的慕容到魏晋慕容部的相互关系。而且从西拉木伦河上游到辽西北部之间亦无险阻，以此时慕容鲜卑游牧生活方式，向东南方向游牧进入辽西之北的草原地带也是合理的。最后，很重要的一点，在记载相关史事的古籍中，提到中部大人慕容的王沈《魏书》年代最早，成于曹魏高贵乡众正元时期（254—255），而且王沈家族世代与北方少数民族接触甚多，[63]故其准确性也应该较他书为高。
在慕容鲜卑中，除了慕容外，还有“慕舆（莫舆）”一姓，关于两者关系，《元和姓纂》《通志·氏族略》中均以其为“慕容”音讹；[64]胡三省否定音讹之说，指出：慕舆“盖亦鲜卑之种，别为一姓”，[65]姚薇元也同意胡三省的说法；[66]陈连庆对此作了更进一步的分析，认为“实际或译慕容、或译慕舆，皆属有意制定，而非音讹……此种区分，大约是为辨别嫡庶，王室系统为慕容氏，支庶系统为慕舆氏”。[67]这种为“辨别嫡庶”而分姓的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对于“慕容”“慕舆”分姓究竟是在什么时期，在何种情况下出现等问题，学者们则没有作更进一步的研究。
检索史籍，所见姓“慕舆”者有慕舆句（前燕中部俟厘、太子太保）、慕舆文（慕舆句之子）、慕舆河（前燕典狱讼）、慕舆埿（前燕柳城城大、荡寇将军、轻车将军等职）、慕舆根（前燕折冲将军、殿中将军、广威将军、领军将军、太师等职）、慕舆于（一作慕舆干，前燕左卫将军）、慕舆长卿（前燕将军）、慕舆龙（前燕侍中）、慕舆虔（前燕中军将军，封零陵公）、慕舆常（慕舆虔之子，后燕侍中，袭爵零陵公）、慕舆贺辛（前燕振威将军）、慕舆悕（任职情况不详）、慕舆嵩（后燕慕容农司马、将军）、慕舆嵩（后燕慕容麟将）、慕舆皓（后燕尚书郎）、慕舆腾（后燕左卫将军、卫军将军、抚军将军、前军大司马，封扶风公）、慕舆良（后燕越骑校尉）、慕舆拔（南燕左仆射、司空）、慕舆护（南燕右仆射）、慕舆白曜（北魏名将）等二十人。[68]
考查以上各人在史籍中的记载情况，有以下几个问题需要加以辨析：
第一，慕舆文。按：慕舆文为慕舆句之子，后燕燕元元年（384）攻杀刘库仁后投奔后燕；[69]《刘库仁传》作“慕容文”。[70]参合陂之役后，《魏书》本纪中记有慕容麟将慕容文投降北魏，[71]应该即是此人。
第二，慕舆根。按：其人在《资治通鉴》《晋书》中均作“慕舆根”；《太平御览》引《燕书》中有慕容根善射，在慕容皝时代，应该即是慕舆根。[72]
第三，慕舆虔。按：《资治通鉴》记前燕光寿元年（357）有中军将军慕容虔，但在建熙六年（365）记同一中军将军则作“慕舆虔”；而在后燕燕元元年（384），又见有零陵公慕舆虔，[73]均应为同一人；此人在《晋书》中均写作“慕容虔”。[74]
第四，慕舆嵩。按：慕舆嵩有二，一为慕容麟将，后燕建兴十年（395）被诛；一为慕容农司马，后燕永康元年（396）被诛。[75]
第五，慕舆皓。按：《资治通鉴》记后燕永康二年（397）有尚书郎慕舆皓谋反奔魏，[76]同一人在《晋书》《太平御览》中均作“慕容皓”。[77]
第六，慕舆腾。按：此人在《资治通鉴》《晋书》中均写作“慕舆腾”；[78]《魏书》《太平御览》两书中则写作“慕容腾”。[79]
综合以上分析，“慕舆”一姓在各种史书中的分布情况可以列表如下：
注：▲号表示该史籍出现此人，且姓“慕舆”；△号表示该史籍出现此人，但姓“慕容”；空白表示没有出现此人。
从上表中“慕舆”一姓在史籍中分布情况可知，《魏书》《太平御览》两书并不见“慕舆”一姓；他书中所出现的“慕舆”，二书中也都写作“慕容”，仅《魏书·官氏志》中曾提到“莫舆氏，后改为舆氏”[80]一事。《宋书》中出现“慕舆白曜”，但在其他史籍中均写作“慕容白曜”。《晋书》中有姓“慕舆”者，但也存在将他书中的“慕舆”写作“慕容”的情况。《资治通鉴》中所见的“慕舆”最多，仅有《晋书》中出现的“慕舆良”一人超出其记载；但也有将同一人分别写成两种姓氏的情况，如慕舆虔。
以上所据几部史书，《太平御览》所引资料最为原始，多为五燕所修史书及（北魏）崔鸿《十六国春秋》；《宋书》成于梁，《魏书》成于北齐，年代均较早；《晋书》成于唐，《资治通鉴》成于北宋。综合来看，即是年代越晚的史书，“慕舆”一姓出现越多。
结合慕容鲜卑的发展历程来看，当后燕分裂、灭亡，大量慕容鲜卑进入北魏后，受到了北魏政权的严酷镇压，[81]因此被迫改为“慕舆”“豆卢”[82]“舆”“怡”[83]等姓氏来避难，“慕舆（莫舆）”即是由此而来。
改姓慕舆的人很有可能重新塑造了“慕舆”一支的早期历史——为了避难，改姓“慕舆”之人编造出了自身为东部鲜卑慕容部较远支系“慕舆氏”的说法。而早期拓跋部与慕容部交往较为密切，慕容部所在地即有零散的拓跋部落，[84]反之当亦然。这些渗透进拓跋部地区的慕容零散部落，很有可能即是神元帝时内入诸姓中的“慕容”。慕容鲜卑人在改姓避难之时利用了这种慕容支系早有渗入拓跋部的情况，并将本来的“慕容”均改称音近形异的“慕舆”以躲避灾祸，由此摇身一变成为了拓跋鲜卑神元帝力微时期内入诸姓之一的“慕舆氏”，与“东方宇文、慕容氏……此二部最为强盛，别自有传”[85]的慕容本部就有了区别。此后又被北魏改姓“舆氏”，这就是《官氏志》中出现了以“舆”氏为“莫（慕）舆”改姓的原因。
这种“慕容”“慕舆”两种音近形异姓氏为嫡系与支庶分别发展的认识一直延续到了慕容鲜卑人被允许恢复旧姓之后，并直接影响到了唐宋时期的史书修撰。到了隋唐之后，史家修撰史书之时，逐渐开始依照“嫡庶之别”的分姓原则，将与宗室无关的慕容氏写为“慕舆”以示区别，这即是唐代所修正史以及宋代《资治通鉴》中开始大量出现“慕舆”一姓的原因。
如，慕容白曜（？—470）在《宋书》中记为“慕舆白曜”，反映了改姓过程中的真实情况，《魏书》则追改其恢复旧姓以后的慕容。而《南史》《北史》《资治通鉴》等唐宋史书则均作“慕容”，舍弃了《宋书》中的记录。这即是由于慕容白曜为“慕容元真（皝）之玄孙”[86]，其世系正统、明确，故不会被再写作“支系的慕舆”了。
而目前所见慕舆白曜以外写作慕舆之人，均无法明确其在慕容宗室系统中的位置，正证明了唐宋史家以“嫡庶分姓”改写的情况。
此外，唐代《元和姓纂》中完全没有列举“慕舆”一姓人物，[87]但在宋代《通志·氏族略》《古今姓氏书辨证》等姓氏书中，“慕舆”一姓人物越来越多的原因也是如此。
但因时代久远，分别嫡庶的难度极大，导致了分姓记载慕容家族人物的情况十分混乱，不仅存在很多姓“慕容”的人无法确定其在宗室中地位的情况，甚至还有将同一人分别以两种姓氏记载的情况，这即是史书中相关记载变化无常的原因。
综上可知，“慕舆（莫舆）”一姓实际出现较晚，时间大概在北魏前、中期打击慕容氏时期，到了后期这种分姓逐渐确定；史书中以“慕容”“慕舆”两姓为“嫡庶之别”的情况则最终形成于唐宋史家的笔下。而这种姓氏的分合变化也反映了慕容鲜卑民族发展历程的曲折性。
三 慕容鲜卑来源及早期迁徙
慕容鲜卑为鲜卑族一支，一般与段部、宇文部合称为东部鲜卑，这是史学界对于慕容鲜卑族源的共识。关于这一点，《晋书·慕容廆载记》《太平御览》卷121《前燕慕容廆传》引崔鸿《十六国春秋·前燕录》均有较明确的记载：
其先有熊氏之苗裔，世居北夷，邑于紫蒙之野，号曰东胡。其后与匈奴并盛，控弦之士二十余万，风俗官号与匈奴略同。秦汉之际为匈奴所败，分保鲜卑山，因以为号。[88]
“有熊氏”即黄帝，此当为少数民族祖述黄帝之行为，可不论；但其为东胡鲜卑中分化出来的一支则无疑问。据上段史料所载，并结合其他史籍有关鲜卑历史的记载可知，慕容部最早应包括在大的东胡民族共同体中，随东胡民族共同体游牧于“紫蒙之野”，即今老哈河流域地区，[89]并曾一度较为强盛；秦汉之际为匈奴冒顿击破，远逃辽东塞外，属于东胡分化后的鲜卑一支，居于乌桓之北，活动于今大兴安岭地区；[90]汉武帝时因乌桓南迁汉边五郡塞外而再次南移至今西拉木伦河流域，此后一段时间因乌桓的阻隔而一直没有与汉朝发生关系。直到东汉光武帝之时才因随匈奴、乌桓寇略东汉边境，并迅速占据匈奴故地蒙古草原，成为汉代北方广泛分布的强大民族共同体，而开始不断地出现于汉文史籍，并在此后一直处于与汉朝战和不定的状况。
关于鲜卑开始出现于史籍，即东汉初年这一时期有关慕容鲜卑的情况，除了上引一段笼统叙述外并没有其他的相关记载。而具体的“慕容”一词作为鲜卑大人名号出现则要晚到2世纪中叶檀石槐军事大联盟时期，其间的一百余年我们并不知道慕容鲜卑的具体活动情况，只能说慕容鲜卑也跟随鲜卑共同体一起行动。近年来，随着考古发掘的增加和相关研究的深入，慕容鲜卑早期历史活动情况得到了更多考古资料的印证。学者通过对鲜卑考古学文化研究，认为以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新巴尔虎左旗伊和乌拉墓葬为代表的慕容鲜卑第一期（公元前1世纪末到公元1世纪末）墓葬，“可以看作鲜卑（可能主要是慕容鲜卑）在受到匈奴打击后逃至鲜卑山发展的一个历史时期的缩影，在此阶段，其还受到了拓跋鲜卑的强烈影响”。[91]
而史籍记载有关慕容鲜卑人物，最早的是慕容廆十世祖乾罗，《北堂书钞》卷126引《述异记》载：“乾罗者，慕容嵬之十世祖也。着金银襦铠，乘白马金银鞍勒，自天而坠。”“慕容嵬”即“慕容廆”，“十世祖”又分别作“十一世祖”“十二世祖”。[92]《述异记》成于南朝，这是有关慕容部祖先的最早记载，是慕容部对于自身祖源的记述。虽然其中神话传说的色彩很浓，并不足以用来确证慕容鲜卑的早期历史活动，但我们也可以借此对慕容部早期历史做一定的推论。史书记载乾罗为慕容廆十、十一或十二世祖，如果以20年一世计算，[93]乾罗所处时代当由慕容廆成为慕容部首领的太康五年（285）前推200-240年，即乾罗活动时代应该为东汉前期，大约在建武二十一年到元和二年（约45-约85）之间，[94]而此时也正是鲜卑开始出现于史籍记载并不断寇略汉边的时期。这些与前述慕容部随鲜卑共同体一起行动的推断，以及考古遗迹所反映的时代也大致相符。
“慕容”正式以鲜卑部落大人名号的形式出现于历史记载是在檀石槐建立鲜卑军事大联盟时期，详细的记述见于《三国志》卷30《乌桓鲜卑东夷传》裴松之注引王沈《魏书》：
桓帝时……乃更遣使者赍印绶，即封檀石槐为王，欲与和亲。檀石槐拒不肯受……乃分其地为中东西三部。从右北平以东至辽，（辽）〔东〕接夫余、〔濊〕貊为东部，二十余邑，其大人曰弥加、阙机、素利、槐头。从右北平以西至上谷为中部，十余邑，其大人曰柯最、阙居、慕容等，为大帅。从上谷以西至燉煌，西接乌孙为西部，二十余邑，其大人曰置鞬落罗、日律推演、宴荔游等，皆为大帅，而制属檀石槐。[95]
《资治通鉴》卷81胡三省注中，以此“慕容”即是“慕容部之始也”。[96]东汉时期右北平郡治土垠县（今河北丰润县东南，一说平泉县），上谷郡治沮阳县（今河北怀来县东南），故檀石槐联盟中的慕容所领之部落应居于此两地之直北地区——今西拉木伦河上游一带。[97]而根据孙危的研究，慕容鲜卑墓葬第二期、第三期在时间和空间上与相关的历史记载十分吻合。这两个时期包括2世纪初到3世纪上半叶，为檀石槐建立军事联盟的前后。从方位上来看，第二期（2世纪初至2世纪下半叶）的墓葬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科右中旗的北玛尼吐村西北，第三期（2世纪末至3世纪上半叶）的墓葬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科左中旗六家子、科左后旗新胜屯、舍根和毛力吐。正好构成东部鲜卑从大兴安岭南部向西拉木伦河、老哈河中上游地区移动的线索。[98]虽然其方位为西拉木伦河中游一带，与历史记载的西拉木伦河上游略有出入，但考古发掘只是一个点，而其所属的文化则是一个覆盖很大范围的面，因此这并不妨碍我们将这批遗迹看作是东部鲜卑活动的证据。
《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又载“自檀石槐后，诸大人遂世相传袭”。[99]由此可知“慕容部”应该是从“慕容”成为檀石槐中部大人之后，开始世代以此“慕容”大人的直系后裔承袭慕容部落首领职位，并从而摆脱了部落首领变动无常的原始部落民主状态的。因此，从中部大人“慕容”以后，“慕容部”正式形成的说法应该是比较准确的。史学界一般也多将此中部大人“慕容”认为即是慕容部形成之始，而作为部落大人名号的“慕容”，后来即成为姓氏了。[100]
此外，笔者认为中部大人“慕容”所管辖的邑中应该包含有数个甚至更多的中小规模部落，而慕容部是其中规模最大的。因为据《慕容廆载记》记载，慕容廆“曾祖莫护跋，魏初率其诸部入居辽西”，[101]此处提到莫护跋迁入辽西时，并不是通常所说“率其部”，而是说“率其诸部”，所谓“诸部”必然是有几个部落，因此当时莫护跋在其本部——慕容部之外当还领有数部。由此结合前面的分析，笔者认为莫护跋所领诸部很可能就是中部大人慕容时期所辖邑中的几个部落，在檀石槐军事联盟瓦解之后虽然可能有所离散，但还是有一部分一直处在慕容部的控制之下，跟随慕容部共同活动，直到莫护跋领有慕容部时期一起迁入了辽西。[102]
从东汉初年开始出现于历史记载，到慕容部形成（中部大人“慕容”时期）的发展过程中，除了自身慕容鲜卑人，以及其他归属慕容部的中小鲜卑部落之外，慕容部还吸收了活动于北方的各民族人口。[103]虽然史籍中并没有慕容部吸收各族人口的直接记载，但因其曾长时间跟随鲜卑共同体一起行动，故从当时鲜卑的情况也应该可以佐证慕容鲜卑吸纳北方各族人口的事实。以下对各族进入慕容鲜卑的情况加以简要的分析。首先，匈奴与鲜卑的关系十分密切，鲜卑在东胡共同体中曾被匈奴所击破，并长时间役属于匈奴，跟随匈奴寇略汉边，檀石槐的父亲投鹿侯即曾“从匈奴军三年”；而在匈奴衰落后，鲜卑又与匈奴相互攻击，在这种从属或战争的关系下，必然会带来一定的人口流动，如战争中对敌方人口的掠夺等等。此外，史籍记载“和帝永元中，大将军窦宪遣右校尉耿夔击破匈奴，北单于逃走，鲜卑因此转徙据其地。匈奴余种留者尚有十余万落，皆自号鲜卑，鲜卑由此渐盛”。这部分自号鲜卑的一百余万匈奴人应该是分散加入鲜卑诸部，并最后融合进了鲜卑之中。[104]综合以上各种情况，跟随鲜卑共同体活动的慕容部也不可避免地会吸收一部分匈奴人加入。[105]
其次，汉人进入慕容鲜卑应该有两个途径，一是战争中的人口掠夺，前已述及慕容部随鲜卑共同体寇略汉边，其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对人口的掠夺，史书记载鲜卑入寇多提到其杀掠百姓。又史载魏文帝黄初二年（221）“（轲）比能出诸魏人在鲜卑者五百余家，还居代郡”[106]等等。二是由于战乱等原因逃入鲜卑者，如东汉灵帝时，蔡邕上书中提到“汉人逋逃，为之（鲜卑）谋主”[107]。
最后，除了上列的匈奴、汉人外，鲜卑与乌桓、夫余、丁零等北方少数民族都有过接触，其中也可能有各族人加入到鲜卑中。乌桓与鲜卑同属东胡共同体，又曾一同役属于匈奴，相互间既有联合行动，也发生过许多战争，故慕容鲜卑中也应该吸收有乌桓人的成分。又据史载，檀石槐曾北拒丁零、东却扶余、西击乌孙，[108]在这些战争中也应该会促使一定的人口进入鲜卑。通过以上的分析可知，到檀石槐建立鲜卑军事大联盟，鲜卑慕容部开始正式形成的时候，慕容鲜卑中应该已经包含了慕容部之外的一些其他鲜卑部落，以及匈奴、汉人、乌桓、丁零等各民族人口，这些人口的加入，充实、壮大了慕容鲜卑的规模和力量，并不断地融合于慕容鲜卑，此后经过近70年，[109]到慕容廆的曾祖莫护跋率众迁入辽西的时候，已经以慕容鲜卑共同体的面貌出现于历史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