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大佬之“光”

红色之家

登顶中国内地首富宝座的王健林，其出身背景也开始被“摸底”，许多人都将注意力放在了他的家庭背景上，各种版本横空出世。最让外界感兴趣的，莫过于王健林的父亲王义全。王义全是一位农民出身的老红军，参加过长征和八年抗战，但对于他退伍后的身份，从四川省委的组织部副部长，到西藏自治区的副主席等等，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王健林极少承认或否认这些传言，他无意的三缄其口，反倒助长此风。外界对其家世的种种猜测，一直伴随着他的万达帝国的成长与发展。

事实上，王义全绝非传言中的副厅级高官，他始终都在县团级单位大金县（后改名为金川县）森林工业局供职，担任副局长，是副处级。

虽说没有传言中那样位高权重，可王义全顶着“红小兵”头衔，1930年北上、1949年胜利回归家乡的荣耀时刻，他都有幸参与。在“红小兵”群体中，他的职位的确不高。

自1958年开始，在大金县森林工业局任职的王义全，威望颇高，远胜局长、书记。他没有官架子，很受员工敬重，而他那每月80块钱的工资，也着实让不少人眼红。从1956年起，全国实行工资制度改革，自然条件、物价、生活水平、工资状况都成为衡量标准，那时全国分为11类工资区，多一级多两块钱。大金县属于九类区，工资基数高。县上的大学本科生每月可以拿到60块钱。在县里，工资最高的是县委书记、武装部政委，之后就是王义全。

王家始终吃得饱饭，这在那个年代简直是天大的好运气。他还有多余的钱和精力去关心一些农村穷苦孩子。当时还是学生的李洪友和他的朋友们，没少吃王义全买的冰糕和糖。他形容王义全是个很好的“老头子”，活跃、爱开玩笑、非常和善。

川人喜欢聊天，茶余饭后摆摆龙门阵。王义全喜欢和职工子弟讲述自己“打鬼子”的经历。他会给李洪友买冰棍儿、啤酒，拉去自己家喝茶，顺便找来一堆听众，向他们仔细地描述怎么拼枪、拼刺刀。大金县几乎每个人都知道：王健林的爸爸是个老红军，是打日本出身的。

王义全是一个有着坚定红色信仰的老红军，他常教导前来听抗日故事的学生们要热爱祖国、热爱党，将来如何建设祖国。李洪友和他的朋友一度觉得王义全太老旧了。

王义全的这种特质，也影响着对儿子们的管教，他总是很严厉，喜欢把努力、好好学习、有机会要多读书、去当干部挂在嘴边。军队干部出身的他，说话直接、干脆。

父亲的威望给年幼的王健林带来一丝骄傲感，火热年代里的人们，对红军老战士的崇拜和仰视，使王健林在父亲的庇荫下也得到了同龄人的拥戴。在比王健林大几岁的玩伴陈志阶看来，很多小孩都围着他，希望通过他认识他爸爸。

1953年元旦，王义全完婚，媒人是区委书记，妻子是秦嘉兰，她比王义全小18岁。组织介绍的婚姻让秦嘉兰十分满意，她嘴边常挂着的一句话即是：他什么都由我做主，一辈子没有欺负过我。

秦嘉兰识字，自然担起了教育儿子的责任。早年，她的家境不错，可因父亲吸食鸦片，卖了房子、田地，最后甚至要卖妻女，秦嘉兰的妈妈偷偷地把女儿背到山上的庙里去住。

山上的那座庙叫“上清观”，庙里成立了小学，秦嘉兰每天早上上学时，会给学生们打开两道山门。得益于住在学校的便利，她便有机会读书识字。老师也很照顾这个住在庙里的小姑娘，把别人读过的书拿给她。读古书、读新思想，日子长了，聪明的她进步神速，最终成了新中国成立后苍溪县石门乡第一任女乡长。

20世纪50年代，王家举家迁往阿坝州的大金县城，秦嘉兰觉得这是一件幸事。“外面都在饿死人，我们还能一个星期打一只兔子吃。”大金县有不少荒山，无人看管。为了改善生活，秦嘉兰只身一人过铁索桥“以启山林”，种菜、养兔，不输须眉。

后来，每每回忆起上面长着叶子、下面长大萝卜的苏联甜菜，80多岁的秦嘉兰都显得异常满足，两三斤一个的萝卜可以满足全家人的需求。“皮刮了，切成条，炒成萝卜干给娃娃吃，娃娃们吃得好甜。”上面的叶子老了还可以喂兔子。

背靠着与外界隔绝且资源丰富的高原地区，加上母亲的劳作、父亲优越的工作待遇，王健林的童年生活过得格外滋润。

王健林是一个红色家庭成长起来的商人，在他童年的生活中，革命、信仰、军人做派对他影响巨大。他的万达集团，以高效的执行力和严格的纪律著称，他见识过政治摧毁一切的力量，也明白它能赋予个体强大的优势和荣誉感。他站在红色原点，16岁那年，选择和父亲一样，用参军的方式改变命运。而不一样的是，他没有满足于此，在离开家乡16年后，他又跳出了给了他荣誉和机遇的部队，脱下军装，成为商海弄潮儿。

翻越“父业”

童年时代的王健林不仅是家里的长子，也是小伙伴中的“土匪头子”。这样的身份，给他日后的管理能力提供了最早的锻炼，从不足10人的孩子堆，到超过10万人的员工团队，他都领导得有声有色。

但谁也不知小小年纪的他是否就已有了要闯出一片天地的雄心，也没人发现幼时的他是否有野心，不过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他离商业化的世界十分遥远。自小，他与家人生活在宁静悠然的小城之中，远离大城市的喧嚣与纷扰。

在大金县森工局总务股工作的王义全，负责发工资、制工资表、发办公用品，秦嘉兰则忙于日常工作，晚上还要去地里开荒。

王健林身为家中长子，很早就成为父母最得力的帮手。繁重的劳动模糊了孩童和青年的界限，与大多数同辈人一样，王健林也早早地承担起了家庭责任，并获得了超越年龄的历练和成熟。

秦嘉兰总是不厌其烦地念叨，王健林是家中老大，下面还有4个弟弟，弟弟们都听他的。若是依照老传统，即长兄为父，故此他身上担着更重的担子。

王义全工作安稳，收入不错，可也只是让家人衣食无忧，因而当夫妻俩外出工作时，家里的琐事便都交给王健林处理。

王家的5个儿子从小就是家里的劳动力，老大王健林，下地干活时最卖力，秦嘉兰深感安慰，觉得大儿子给弟弟们做出了表率。同时，他还担起了照看弟弟们写作业的责任。

后来，老年的秦嘉兰对很多陈年往事的细节记不清楚了，却仍不忘强调，能过上舒心的日子，多亏了大儿子。王健林曾和母亲开玩笑说：“谁让你给我生了那么多兄弟？”

在青春期到来前，王健林完美地演绎着“长子”的角色，这种长时间的领导身份，也让他在外成了“孩子帮”的老大。

“他是个匪头子，是一群孩子的头。”在四川话中，若用“匪头子”形容一个孩子，则说明他不受约束，思维开阔，这也恰证明了另一句四川老话——“循规蹈矩在屋里头的娃娃没出息。”

少年时的王健林，独立、调皮、有想法。男孩们之间打闹时，他爱做头领。

森工局的院子大、环境好，适合精力过剩的男孩们打闹、追逐。王健林和贫乏年代的其他男孩一样，经常玩的不过是捉迷藏、爬树、打弹弓这些便宜可得的游戏，但他带着弟弟和同龄人一样玩得不亦乐乎。

与众多森工局职工子女一样，到了上学年纪的王健林进入了大金县东方红小学。东方红小学是阿坝州数一数二的学校，校风严谨。除了语文、数学两门主课，学生们还要学习美术、音乐、体育等课程，业余活动也很丰富，画画、野营、爬山，忙的时候下地、帮农民捡麦子也占据了大部分课外活动的时间。

小学时代的王健林并没有特别出格的举动，只是一直在班里当班长。王健林喜欢打篮球，虽然日后的他与另一项运动——足球渊源更深、更久。他时常在比赛里展现出好斗的特质，但终究只是个娃娃，并没有太突出的表现。

小学毕业后，他升入当地唯一一所中学——金川中学，这是一所教学质量在当地首屈一指的初中，师资力量值得称道，本科、专科毕业的老师占了近1/5。

王健林在大金共接受了7年的教育。此后，正逢森工局内部招收职工子女到营林处工作，自此王健林走出学校，成为运林队的职工。那时，城市的孩子多不愿屈身前往，招来的工人多来自农村，王健林在其中很能吃苦。

王健林被分配到了马尔足运林队。森工局工人的生活十分规律，7点钟起床，7点30分讲安全，8点钟上班，晚上5点钟下班。上班、下班要走1个多小时的山路。在马尔足的日子里，王健林住在林场的瓦片房里。远在山沟沟里的马尔足，离大金有近10公里左右的路程。从本部去马尔足，要先走四五公里公路到沟口，接着爬三四公里的山从沟口到运林队，这大概需要4个小时的时间。逢上运气好，王健林能在路边搭上顺风车，运气不好时，就只能用一双脚“丈量”了。在这里，他每个月可以拿到三四十块钱。

王健林的主要工作是栽树，在林业工人里，这算是一个不太辛苦的活儿，每天发100棵小树，栽完下山。

除了栽树，王健林还干过另一项更为艰苦的工作——烧炭。把木材砍成一节一节，放在炭窑里烧，接着出炭，封窑。一趟活下来，周身乌漆麻黑，烧好的炭抱去挨家挨户送给职工。

十五六岁的王健林，在从事同样工作的同事看来的确不同于同龄孩子，每天从住处到工作地，他要爬1个多小时的山，这样的情况持续了近一年，没人知道身在林业中的王健林的脑子里想的是什么。

1969年，王健林刚刚体味人生从学生走向社会的转变时，珍宝岛冲突爆发，紧张的战事要求中方必须增补军人。此时的王健林，在营林处工作了1年多，他决定参军。他的另一番人生历程，也即在此刻开始了。

新兵蛋子

2013年11月，大连，一个寒冷的下午，中山区武汉街和金城街交汇处的一家东北海鲜馆，几位老人一一赶来。他们都是王健林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大连陆军学院时代的老领导，在位于大连市中部金州区龙王庙村的陆军学院里，他们和王健林一起走过了8个年头。几位老人凑在一起，还原了王健林之前不为人知的军旅生涯……

万达的官方资料上显示，1969年，这是王健林入伍的时间。王健林应该是那一年的12月份正式参军进入沈阳军区守备三师的，不过按照部队的例制，他只能算是1970年的兵。

王健林怀抱一腔热血，希望为国效力，这种热情值得赞许，可他的参军之路却是费了一番周折。

阿坝州属于少数民族地区，这里不征收吃商品粮的城市户口的青年参军，为了让王健林顺利入伍，秦嘉兰只能把他送到老家苍溪，在那里经历“上山下乡”后再进部队。

不管怎样，王健林的当兵之路的确曲折。

王健林刚冒出当兵的想法时，秦嘉兰十分支持，她觉得，年轻的一代应继承并发扬老传统、光荣传统，老大当兵，恰在情理之中。

当时，与王健林一起进入森工局工作的职工子女共9人。在这9人中，王健林不算突出。大部分少年的旧相识对他的印象已无法与今天这个站在中国商业顶峰的巨富联系在一起，他们中甚至有人猜测，王健林若是没去当兵，一辈子都会在大金，最多能混个中层干部，其成就也许未必能超过他父亲。

从大金离开后，王健林在苍溪老家上山下乡，没多久，从这里当兵，去了吉林。他曾在一次采访里透露，自己离开老家的时候，母亲告诉他：一定要当“五好战士”，要争取超过自己的父亲。谨记母亲的叮嘱，王健林在入伍第一年，便成为母亲口中的“五好战士”，不负所望。

入伍后，王健林一直保持着给秦嘉兰写信的习惯，刚开始当兵时一个月两封，渐渐地，频率渐小，但习惯一直保持到去大连。前后相加，秦嘉兰那个存放儿子部队印记的盒子里，共盛装着300多封信。

王健林首次来到一个陌生环境的表现，他当年的一位战友曾在微博上如此回忆：“1971年初春，吉林省集安县鸭绿江边的大山深处的军营里来了一批新兵，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王健林。他们当时属于特务连侦察班，新兵里面有四川和辽宁抚顺的，班长去挑选新兵时，他先选两个抚顺兵，然后走到一个又小又瘦的小兵面前问他想当侦察兵吗，他说愿意。”这个小兵就是王健林。

年少的王健林不如现今魁梧，军装大、皮帽大、皮鞋大，这些加在一个瘦小体格的人身上，看上去很滑稽。不过，与外形的“不堪入目”相比，清楚机会难得的王健林绝不是眼睛里揉沙子的主儿，他在沈阳军区守备三师当侦察兵生涯中，历练出了盯准时机、敢于挑战的个性。

身为一名合格的侦察兵，除了正常的野外拉练，解除障碍、神不知鬼不觉地摸进敌人居所获取机密文件，以及用密码描绘军事图纸都是应具备的基本素质。除此之外，若是有必要，侦察兵们还需要在晚上去某个指定的坟地挨个搜索坟包，只是为了找到一张事先藏好的纸条。这一切，都意在锻炼他们的勇气和胆量。

王健林是新兵，可心里早就做好了接受各种不可思议训练的准备。日后，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在参军前，他曾专门找来一本名叫《死亡学》的书籍研读，对未来可能遇到的一切都做好了预期。这种习惯，让他在军营里不断成长、不断突破。在未来的几十年中，当世人重新审视这个十五六岁就参军的男孩时，是可见其准备好了迎接一切未知的变化，并会迅速做出正确的反应的。

来自军队的组织原则，王健林铭刻肺腑，不断吸收着提升自我的养分。他日，当组建起庞大的商业帝国时，他脑海中曾经留存的规则优势派上了大用场。

彼时的王健林，意气风发，从一个懵懂少年，到部队的侦察兵，他的人生在某种意义上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即便他本人从未曾察觉，可事实不可否认。他在后来的商业活动中，将部队中经受的金戈铁马般的打磨，一一复制于商场，可谓“无往不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