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科学探索阶段

虽说催眠的现象已伴随我们数千年了，但催眠的学术研究只是近两百年的事情。

（一）早期实验研究

葡萄牙哲学家、神学家法利亚（Jose Castodi de Faria，1755—1819），从印度移居法国，任巴黎修道院院长。他最初也是动物磁气说的倡导者，后来成为科学研究催眠的第一位实验者。他在1814—1815年通过实验发现，只用命令的语调也可使受术者入睡，也能收到与梅斯迈术同样的效果。他明确指出，使动物磁气术现象发生的，绝不是梅斯迈所说的那种动物磁气不可察知的力。受术者发生睡眠的原因，存在于受术者本人身上。法利亚是最早指出催眠的发生是由于受术者自身的“精神易感性”而不是磁气作用的人员之一。他认为在违反个人意愿的状态下，受术者是不会进入恍惚状态的。换句话说，在两百年前人们就知道催眠术并不能控制任何人。他还发展了固定凝视法，这项技巧到现在仍然被广泛流传，而且非常好用。法利亚的研究为后来南锡催眠学派的发展开了先河。

艾里奥松（John Elliotson，1791—1868）是英国伦敦大学医学院的教授、伦敦皇家医学暨外科手术协会主席。1837年，他在实验中发现患者在催眠状态下进行重要外科手术会没有痛苦。催眠能止痛，这是催眠疗法被科学界接受的重要原因。

在麻醉剂发明之前，印度医师伊斯戴尔（James Esdaile，1808—1859）利用催眠镇痛作为麻醉方法，为500余名患者施行手术，不仅减轻了病人手术时的痛苦，还加快了术后的康复过程，手术的死亡率也由50%降到5%。

在前人和自己多年探索的基础上，法国医生帕西格（Marquis de Puysegur，1751—1851）总结了现代意义上催眠术的三大基本特征：①被催眠者的注意力集中在催眠师身上；②无条件地接受催眠师的指令；③在被催眠状态下会出现遗忘。

（二）“催眠”术语的提出

英国曼彻斯特外科医师布雷德（James Braid，1795—1860）作为现代学者，研究动物本能在治疗上的应用，发现了催眠治疗心因性疾病所产生的神奇效果，实际上是动物的自愈能力。

1841年11月，布雷德细心观察一位来自瑞士的医生利用梅斯迈术为病人治疗的全过程，试图戳穿其骗术，结果并未发现任何破绽，而病人的确痊愈了。于是他摒弃偏见，亲自从事催眠研究，并于1842年写了关于催眠的第一本专著《神经性睡眠》，将梅斯迈所谓的“动物磁气学说”更名为“催眠”（hypnosis）。

“hypnos”是古希腊第三代的神，是主管快乐与自在之神，又称为睡眠之神。布雷德认为，催眠状态并非是真正的睡眠，而是精神（注意力）的集中。他认为诱发催眠的机理，乃是来自专注力固着在单一一个点或是单一的想法之上。他让受术者紧盯着一个盛了水的玻璃瓶或略高于眼睛上方的一个点，几分钟后，受术者的眼睛就会因疲劳而闭上。他起初称此为“神经催眠”（neurypuology），后来简称为催眠，再后来又建议以精神集中状态来代替，将其命名为“单一观念”（monoideism）。

布雷德把催眠术从梅斯迈渲染的神秘气氛中解脱出来，是从科学角度解释催眠现象的第一人，被公认为现代催眠术的开山鼻祖。布雷德的一些关于催眠的观点到现在仍有意义，特别是他发明的一种能发光的透明器物——催眠球，至今仍为当代催眠师所使用，即让受术者凝视水晶球，并结合语言诱导，使其进入催眠状态。

（三）南锡学派的暗示理论

19世纪的科学家开始广泛关注催眠术，也对催眠术存在诸多争议，从而进行了更加深入的学术研究。

法国南锡学院（Nancy School）的利比奥特（Auguste Liebeault，1823—1904）认为催眠是直接暗示的结果。他的催眠方法是，在距离半米处与受术者两眼对视，不得闭合，当受术者双眼疲劳时，对受术者说：“你的眼睛很疲倦，眼皮很重，你越来越困，你的眼睛睁不开了，你睡着了。”然后发出消除症状的直接暗示。他发现将布雷德的凝视法同语言暗示结合起来，可以使85%的人进入催眠状态。他常常用催眠术替人治病而不收费，所以收集了许多研究资料，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人为的睡眠状态”的新学说，于1866年出版了《类催眠论》一书，指出医师及患者的关系对催眠现象的发生及其治疗效果有重大的影响。据说此书只卖出一本，买者是南锡学派另一领军人物伯恩汉姆（Hippolyte Bernheim，1837—1919）。

伯恩汉姆是南锡学院的医学教授，起初他怀疑利比奥特是个骗子，决心揭穿他。于是带一位病人来试探利比奥特，结果利比奥特一夜之间便医好了病人。伯恩汉姆转而成为利比奥特的支持者，二人合作在南锡开办了一个催眠诊所。伯恩汉姆强调对催眠的心理学解释，将其视为暗示的力量（power of suggestion）导致的一种身心状态，并认为催眠是睡眠的特殊形式，是催眠对象的注意力集中在施术者的建议（暗示）上，从而强化了催眠过程的心理特性。他在催眠之前，先对受术者做详细解释，并让其观看催眠治疗的过程，从而消除其疑虑与恐惧心理，并产生预期作用。在大约二十年中，他们的诊所用催眠暗示医治了三万多个病人，并取得巨大成功。欧洲各地的医生纷纷来到南锡，在他们的指导下学习研究催眠，弗洛伊德就是其中之一。

法国著名神经科专家、巴黎大学的马丁·夏柯（Jean Martin Charcot，1825—1893）教授专注于神经系统失调的研究。他认为催眠是一种癔症（歇斯底里）现象，只会发生在精神病患者身上，凡被催眠者都有癔症的隐含个性。他于1878年开始，在巴黎的塞尔佩萃（Salpetriere）医院以癔症妇女为对象研究催眠，认为催眠状态是一种和癔症发作相似的状态。换句话说，所谓催眠不过是通过人为诱导使受术者进入癔症状态而已。很多人接受了他的观点，将其称为塞尔佩萃学派，成为同梅斯迈学派和南锡学派鼎立的催眠学派。后来，他以“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 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PTSD）的研究闻名于世。

以利比奥特和伯恩汉姆为代表的南锡学派对梅斯迈的物理学理论和夏柯的神经学理论给予了严厉的批判。1884年，伯恩汉姆出版了《暗示及治疗应用》上、下卷，不但证明了催眠现象的发生与暗示有关，而且指出每个人都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对暗示的感受性，因此无论是精神病患者或是正常人都可以进入催眠状态。他将暗示定义为“大脑接受并唤起观念的能力，它使这种观念倾向于实现，使之化为行动”。但是，伯恩汉姆后来认为，在清醒状态下进行暗示能取得同样的效果，因而他在各种医疗行为中不再使用催眠术，并把这种新的暗示方法称作为“心理疗法”。

南锡派的暗示说侧重的是心理学方面的研究，比布雷德单纯以生理为主的视神经疲劳说有很大进步，很少有人对其产生异义，它在20世纪初被广泛接受。当今所有催眠术的施行方法，都离不开暗示的作用，故有人说催眠术实际上就是暗示术。

药剂师伊麦尔·柯耶（Emile Coue，1857—1926）是自我暗示之父。他相信没有所谓暗示，只有自我暗示，用另外一种说法就是：所有的催眠都是自我催眠。

纵观催眠术的研究历史，从18世纪梅斯迈的神秘磁气说，到19世纪布雷德视神经疲劳的生理说和夏柯的神经病理说，再到利比奥特和伯恩汉姆的心理暗示说，都是把催眠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所以后来人们把从19世纪开始的催眠术历史称作科学时代的催眠术。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914—1918），精神病患者增多，催眠术在欧洲各国十分盛行。

（四）催眠研究热的降温

在近代，对催眠理论影响较大的是19世纪末的精神分析创始者、著名心理学家及精神科医师西格蒙特·弗洛伊德（Sigmurd Freud，1856—1939）。

弗洛伊德

1885年秋，奥地利青年医生弗洛伊德到巴黎留学，拜夏柯教授为师，为夏柯的催眠术所倾倒。1889年，弗洛伊德再次来到法国，向南锡的开业医师利比奥特学习催眠，并认识到催眠可以把压抑在意识深处的能量引导到意识表面上来。1895年，弗洛伊德与当时一流的催眠师布鲁尔（Breuer，1842—1925）合著了《歇斯底里症的研究》一书，结论是歇斯底里症的实质是压抑了被伤害体验。布鲁尔通过催眠术来证实这一理论，而作为不成功的催眠师，弗洛伊德则发展了精神分析理论来阐释该结论的可靠性。弗洛伊德将人的心理现象分为意识、前意识和潜意识；他认为潜意识中既有许多病态信息，也有丰富的自愈潜能，催眠术就是脱离表浅意识状态而与深藏意识沟通并影响潜意识的有效方法。由此看来，催眠术是开启潜意识门户的金钥匙，对弗洛伊德潜意识理论的提出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弗洛伊德看了伯恩汉姆所著《催眠与暗示》一书，便与当时的俄国生理学家巴甫洛夫（Ivan Petrovich Pavlov，1849—1936）一样，认定催眠术的关键是暗示。暗示使大脑皮层出现选择性抑制，意识范围缩小，从而接受指令与潜意识沟通，并产生多种神奇效应。

后来，弗洛伊德与荣格（Carl Jung，1875—1961）一起研究催眠。由于两人都只会用权威性直接暗示的催眠法，病人经常产生抗拒或移情阻抗，效果并不理想。有一次“一名年轻的女病人跳起来，拥抱并亲吻了他，弗洛伊德惊呆了，认为催眠太不稳定，不能再继续运用了。”后来，弗洛伊德和荣格都宣布催眠术没有医疗价值，从而放弃了催眠术的使用。

在催眠治疗中，催眠师的信心对取得良好效果非常重要。弗洛伊德除了对催眠术缺乏自信，还认为暗示治疗有风险，错误地认为去掉一个病症后会形成一个更为严重的症状，如消除酗酒欲望后，病人会以吸毒来替代。一些追随弗洛伊德而又对催眠术无知的精神病学家，以此为根据在大众杂志和医学刊物上撰文攻击催眠术的应用，使很多人对催眠术心惊胆战。

后来由于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的盛行，催眠治疗几乎销声匿迹，催眠的香火仅靠江湖术士的舞台秀才得以延续，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催眠术才再次获得科学界和医学界的重视。

奇科和莱克伦对弗洛伊德有过如下评论：

弗洛伊德在19世纪90年代开始进行催眠实践，与他一起工作的普通科医生布鲁尔是当时最好的医学催眠师之一。弗洛伊德几乎不怎么了解催眠，是一个糟糕的催眠操作者，并且还对催眠抱有错误的观念，即必须要进入深度催眠状态才能达到良好的治疗效果。弗洛伊德的受试者只有十分之一能进入深度催眠，这令他的挫败感非常强烈。而布鲁尔医生的治疗效果则要好得多，他们之间有过很多竞争和敌对，弗洛伊德对此不能容忍，所以他放弃了催眠，寻找其他方法并发展出自由联想和释梦。

虽然弗洛伊德对心理治疗和心理知识的贡献是巨大的，但是他放弃催眠这件事却是有害的，因为它阻碍了催眠治疗的发展近50年。今天许多精神科医生和大部分分析师都对催眠不怎么有兴趣，他们对催眠所知甚少却相信它没有价值，因为弗洛伊德开始使用并且最终放弃了它。他们中的许多人笃信催眠治疗仅仅通过暗示令症状解除，正如伯恩汉姆应用的那样。因此，催眠治疗的效果通常被认为只是暂时的，虽然伯恩汉姆和当时其他内科医师已经明确地证明这种观点是错误的。

（转引自：斯蒂芬·吉利根.艾瑞克森催眠治疗理论.王峻，谭洪岗，吴薇莉，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7.）

尽管弗洛伊德后来放弃甚至反对催眠治疗，而主要依赖自由联想、释梦和移情分析、阻抗分析，但他的潜意识理论对催眠术和催眠治疗的发展仍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受弗洛伊德潜意识理论影响，另一位催眠研究者皮儿·嘉内（Pierre Janeit，1849—1947）把催眠定义为一种“解离”（dissociation）的心理过程，即意念系统从正常的人格中分离出来并独立运转的过程。解离理论认为，催眠将意识离解为“体验自我”与“观察自我”两个独立系统，并且在催眠师的指令下，意识可以自由地在不同系统间切换。嘉内把催眠状态描述为受术者下意识（subconscious）地而不是有意识地执行认知功能的一种状态。这里所说的下意识即弗洛伊德说的潜意识（nonconscious），而不是无意识（unconscious）。除此之外，他还认为，催眠中存在受术者有意取悦催眠师的“角色扮演”成分。嘉内的理论影响了很多心理学家，甚至美国心理学奠基人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1842—1910）也对其理论十分推崇。

催眠术是科学和艺术的综合体，在学术研究之外，催眠术还会被当成一种表演和观赏的艺术。在20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催眠被普遍用在舞台表演及电影与电视剧中。其中有几部关于催眠的电影极大地影响了民众对催眠的认知，现代大多数人从这些媒体上获得的催眠知识都是错误的。电影、电视和舞台上的催眠秀，为了吸引观众眼球，往往夸大其词或做各种搞笑动作，导致人们对催眠产生恐惧或过高的期望。

20世纪前半叶，行为主义的崛起，加之弗洛伊德对催眠的排斥，以及影视作品中对催眠神秘色彩的过分渲染，使得对催眠术和催眠治疗的学术研究热急剧降温，妨碍了催眠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和应用。

直到1943年，美国耶鲁大学的著名心理学家克拉克·霍尔（Clark Hull，1884—1952）出版其著作《催眠与受暗示性》，才重新引起了学术界对催眠研究的兴趣。霍尔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引导艾瑞克森走上了催眠研究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