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出这本书的想法由来已久，但始终没能尽早下笔。不仅仅因为思考始终没有达到成熟，主要由于中国变化太快了，急于成书，多有遗憾，对不起这个日新月异的社会。现在终于要出书了，应该是基本想明白了。尽管世界仍在变，但有规律可循。
全球每年有约100万人自杀，中国曾经每年有近30万人死于自杀，平均每天约800人。这是一种病，一种流行病，它的杀伤性远远大于艾滋病，但受到的重视远远不如艾滋病以及任何其他的重大流行病。人为什么自杀？什么人群易于自杀？有没有自杀的病因学？有没有预防和阻止自杀的理论和方法？这些都是推动我这些年进行研究的根本问题。
全球的平均自杀率在过去50年中有增无减，美国的自杀率保持中等的稳定水平，且在近几年有所上升。而中国的自杀率从20多年前的高于世界的平均水平降到了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是什么导致了全球自杀率的逐年上升，美国自杀率的稳定不变，中国自杀率的连续且快速下降？我们应该能够通过大量的实证研究和广泛的理论思考得出一些线索。这些研究应该是漫长的、细致的并且科学的工作。
中国的自杀学是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的新型研究领域。这些年研究队伍由小变大，由弱变强，相关期刊论文也加速度逐年增长。先前的主要专著包括《自杀与人生》（何兆雄，1996）、《自杀病学》（何兆雄，1997）、《危机干预与自杀预防》（翟书涛，1997）、《中国农村妇女自杀报告》（农家女百事通杂志社课题小组，1999）、《自杀预防与危机干预》（季建林、赵静波，2007）、《浮生取义》（吴飞，2009）、《自杀研究》（李建军，2013）、《生死十日谈》（孙惠芬，2013）和《农民自杀研究》（刘燕舞，2014）。
与其他论著不同，本书不试图重复过去的综述和已知的知识，主要目的是从一个全新的社会学的角度、社会心理学的角度解读自杀，解读为什么世界上的自杀率有增无减，解读为什么美国的自杀率没有变化，解读为什么中国的自杀率突然急剧下降，从而了解自杀，了解自杀的本质，了解自杀的根本原因，为自杀预防提供理论依据。
寻找解释并用于危机干预不仅是科学探索也是学者的道德使命。Durkheim（1951）传统的结构功能主义解释了社会结构和人文环境如何导致自杀。但是，在社会影响之下的个体怎样产生自杀的病因是一个更加实际并且处于操作层面的问题。借助先前的理论构建，汇总以往的研究成果，本论著以自杀的压力不协调理论（扭力理论）为主线贯穿全部。扭力与简单的压力不同。压力只是一种单向的现象，只要有一个压力源即可产生压力，而扭力的形成至少包含了两种压力源或者两种相对立的社会体验。社会体验是人们对社会现象、社会经历的深刻印象和感受。在扭力的形成过程中，至少要有一对相互矛盾的社会体验在人们的心灵深处反复纠缠、冲击，一言以蔽之，扭力就是个体经历了不协调的相互矛盾的社会体验而产生的压力，用当下的流行语说就是“纠结”。例如，一个加入了某个邪教的年轻人，一方面笃信邪教的教义，另一方面又身体力行这个社会的主流价值观，而主流价值和邪教的价值存在巨大冲突，这一年轻人会感到价值观的纠结、冲突或扭力。再例如，几乎所有人都有在某些方面成功的理想，但是，一些人的物质条件和社会资本条件等较好，实现理想的可能性较大，而另外一些人的自身条件和环境并不好，要成功或达到目的很难。理想和现实条件距离越大，扭力也就越大。
与西方自杀学相似，在中国发表有关自杀论文的刊物主要是医学类杂志。公共卫生和流行病等医学研究的特点是描述现状和寻找危险因素，但大多缺乏理论的探索。医学的危险因素研究虽然能在某种病因上进行探索，进而达到治病救人的目的，但仅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其发现不能举一反三，触类旁通，更不能推而广之。理论的发掘和建树修正了这治标不治本、见树不见林的缺憾。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等是理论学科。本书意在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解读自杀，从社会学的角度构建解释自杀的理论。
与西方自杀学不同的是，由于资金的限制，在中国发表的论文比较缺乏严格的科学方法。值得庆贺的是，在过去的20几年中研究自杀的中国学者在逐年增加，研究能力和出版水平也日新月异。本论著的基础是我在过去数年中利用西方的科研资源进行的实证研究，当然也包括其他学者的重要研究成果。本书的引用文献分两个部分：中文文献和英文文献。这两组引文目录包括了在本书定稿之前关于中国自杀研究的最重要的出版物。
本论著的一大特点是运用中西比较的方法解读中国的问题。有比较才会有鉴别。自杀率的高低和抑郁症的发病率等仅是相对数字。没有西方的现实作参照，我们就不会真实地了解自己。
本书共分四章。第一章阐述中国的自杀现状和目前的研究成果。为了做到见树又见林，我们还列举了世界上其他国家尤其是美国的状况。通过比较，读者会对中国的自杀率和状况有更加客观和真实的认识。第二章介绍中国文化背景下的自杀特征。世界各国的自杀率相差巨大，但这不应该是经济水平使然，而更多的是不同的文化特征所致。例如，在中国，宗教、婚姻和家庭并不像在西方那样对自杀起着防护作用。中国的传统文化及其当前的快速变迁对当今中国社会的自杀率和自杀现象的分布有重要的影响。第三章介绍自杀的扭力理论。自杀的扭力理论也可称为自杀的压力不协调理论，是我们研究团队自2005年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的资金支持下设计、开发、验证、应用的关于解释自杀行为的重要理论。自杀的扭力理论与众多的宏观理论并存，可以解释中国乃至其他社会和民族的自杀现象。第四章主要集中介绍西方的先进的研究方法。这一部分的篇幅主要放在心理解剖的研究方法上，因为心理解剖是对自杀的死者做研究的唯一的最好方法。这个方法是访谈自杀死者生前的亲人和好友，用半定式的访谈工具最大限度地获得死者生前的生理、心理和社会环境的状况，以判断自杀的危险因素和相关变量。心理扭力的测量工具也在这里向读者作了详细描述。
解读自杀是本书的主旨。本书从介绍中国文化背景下的自杀行为开始，引入社会心理学的方法，从而导致理论的产生。自杀的扭力理论是解读自杀行为的一个视角，一个社会心理学的视角，一个解释中国文化背景下自杀行为的工具。但是，理论的效度在于它的外延性。我们相信，自杀的扭力理论基于中国文化，但不仅仅局限于中国文化。负性生活事件导致心理扭力，扭力产生纠结、郁闷、痛苦、绝望，进而导致精神障碍（抑郁）和自杀的念头。这一理论模型应该有一定的普世性。
人们出于好奇，想知道他人为什么要自杀；作为科学工作者，我们要发现事物的规律（理论）；从公共卫生和疾病预防的角度，本书的另外一个重要目的就是通过知识的普及来预防自杀。本书既是知识的普及读物，也是一部供专业人员参考的论著。其具体的研究方法和理论的形成、发展和验证都有借鉴的可行性。希望那些对自杀现象好奇但非研究人员的读者能从此书中有所得，也希望社会工作者、学生心理咨询工作者和精神科医师能从中找到新的视点。对自杀学界的研究人员而言，本书的价值在于努力完善自杀的扭力理论，一个崭新的解读自杀行为的理论。如果本书能达到这些目的，算是对中国自杀学做出了一点贡献。
在此我要向我的五位博士生表示衷心的谢意：周锐现任青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讲师，吕军城现任潍坊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副教授，孙龙刚刚入职于山东大学自杀预防研究中心，许晓梅就职于山东大学心理咨询中心并任副主任，刘延峥还在山东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攻读博士学位。他们对本书的资料收集、文稿撰写和最终校对作出了重大贡献。
衷心欢迎读者对本书中的观点、理论、方法及各方面细节批评、指正和讨论，来信请发邮箱zhangj@buffalostate.edu。
张杰
2016年3月于美国纽约布法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