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美国文学的张力空间

在政治层面，民主与帝国之间的张力构成了共同体的结构性断裂，也是共同体必须面对的“帝国的混乱”。在美国文学中，民主与帝国的政治含义体现为民族叙事与帝国话语之间的紧张关系。美国文学作为反映民族国家历史变迁的表征，其地域想象、再现方式和叙事策略与现代国家的政治文化有着特殊的关系，呈现出一幅民族建构与帝国想象相互交织的历史，不仅彰显了美国社会观念的变化，而且反映了美国人的边疆神话、疆土意识、帝国想象和民族身份建构。通过梳理这种关系在不同时期的流变，可以揭示美国文学中的民族意识与帝国想象之间的交互影响。

库柏可以说是美国文学史上一位视野开阔并取得了规模效应的小说家。库柏的小说创作自始至终紧紧围绕美国民族国家的发展历程，无论是大陆还是海洋。在他的作品中，帝国和与民主进程相关的土地、疆域、种族、阶级、身份主题相互交织，呈现了复杂的历史图景，对后来的美国文学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库柏是公认的美国“民族叙事”的奠基人。[1]从其思想背景看，库柏本人深受欧洲与美国政治历史和大西洋两岸史学传统的影响，特别是库柏思想的形成与1812年战争之后的国际局势以及拿破仑战败等历史事件有关，民主和帝国的观念以及二者之间的矛盾在其生活的历史时期都甚为突出。在关于共同体的治理上，库柏认为经常性的、统一的、公开的法律程序对于民主共和国是必不可少的，而帝国政治与民主法治则是水火不相容的。库柏的政治思想体现在关于民主和法治之关系的阐述中。在19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库柏的作品中反映出的政治框架集中于美国与欧洲的对比。他认为法治应符合人民的利益，应尊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他认为法律上的程序民主化和体制化是民主制度最本质的要素，是抵制帝国的有效手段，因为它源于美国宪法的基本原则。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具有抵制帝国诱惑、成为民主共和国的潜质。库柏在1823年到1841年间出版的《皮袜子故事集》（Leatherstocking Tales）反映了殖民主义与帝国版图的关系。初看起来，这些系列小说在描写美国西进运动中“明确使命观”的具体历史经历过程中，同时暗示了帝国巅峰时期势不可挡的扩张主义势头。但《皮袜子故事集》在另一个层面又再现了美国在美洲大陆的领土扩张和对土著居民的殖民史。小说的主人公纳迪·邦波（Natty Bumppo）体现了普通人的民主化概念。这个系列中的每一部作品都有特殊的历史语境，敏感地记录了逐渐显现的民主的多元化含义，特别是民主与帝国相互交织、矛盾重重的复杂关系。

这部美国边疆的史诗的创作过程是曲折的。作品的写作时间与小说中的历史时间并不同步，库柏先从主人公的老年开始写，写到主人公的青年时期，这个创作时间的选择与库柏的经历和他对共和国历史的理解的变化密不可分。库柏的《拓荒者》（The Pioneers）出版于1823年，但背景却是1793年，当时邦波已经年逾七旬。《杀鹿者》（The Deerslayer）出版于1841年，是库柏最后出版的小说，但书中所描写的事件则处于1740至1745之间，当时邦波还不到25岁。在写作《皮袜子故事集》的第一部和最后一部之间，主人公从老年回到青年时代，回到了他自己的父亲尚未出生的年代，一个完全是他想象的时代。同时，邦波所经历的美国也从独立和创立宪法开始，踏上了共同体国家的未来之路。在1824年至1840年间，库柏重新想象了皮袜子的故事，从老态龙钟、孤独无助的老人又回到青年时代。在《拓荒者》之后，库柏又创作了四部作品，《最后的莫希干人》（The Last of the Mohicans）和《大草原》（The Prairie），分别出版于1826年和1827年，《探路者》（The Pathfinder）和《杀鹿者》，出版于1840年和1841年。在《最后的莫希干人》和《探路者》中，邦波处于中年时期（《最后的莫希干人》中的邦波与作者当时创作时的年龄相同）。随后，在接下来的另外两部小说里，邦波或者是被置于青年时期，或者是被置于老年时期，无论哪一种情况，时间的节点都很重要，邦波都处在关键的历史转折点上。在《杀鹿者》中，他从青年迈向成年；在《大草原》中，他面对死亡。主人公壮烈的一生谱写了波澜壮阔的历史叙事。

民主与帝国的主题在《大草原》和《刺客》（The Bravo）中有着突出的表现。《大草原》是库柏到了法国以后完成的，那是他第一次去欧洲。库柏从欧洲贵族旧世界的视角重新审视美国政治生活。库柏在《大草原》的序中暗示，大草原上的居民将不可避免地受到白人移民潮的冲击。在后来的作品中，库柏对帝国扩张主义的图景流露出某种焦虑和担忧。如果说《大草原》流露出作者更倾心于国家内部发展模式、抵制帝国领土扩张，那么《刺客》则从欧洲大陆的视角重新界定了民主与帝国的关系。《刺客》的写作背景是18世纪的威尼斯，演绎了民主与帝国之间的互动历程，触及了民主进程的合理性问题。库柏的小说和非虚构作品都从不同程度上反映了他的政治倾向性。在库柏所生活的时代，“民主”作为一个政治词语刚刚开始流行，民族国家的政治、政体和政府的实验方兴未艾。通过宪法的制定来缓解松散的联邦体制，统一民族国家身份之间的张力，建立起能够将分散的政府统而治之的机构，这些是19世纪初美国社会期待解决的问题。不过，1835年的美国还是一个被奴隶制分裂、危机四伏且十分脆弱、处于试验阶段的新兴共和国。库柏小说中的政治承诺应该说是关于民主与帝国之间张力的文学诠释。

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可以说是库柏之后在民族叙事方面比任何一位美国诗人都走得更远的作家。所谓的“惠特曼的民族诗学”指的是惠特曼试图在诗歌的空间里建构一个民族统一体，同时兼顾个人的权利。这两个相互矛盾甚至相互冲突的目标构成了美国政治文化的核心。从共和国成立之初，围绕统一民族身份与个人主义的核心价值观的和谐建构而展开的争论从未停止过。毫无疑问，惠特曼要完成的是一项艰巨的工作。显然，他最终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成功。不过，当我们考察惠特曼的诗歌创作和政治理想时，诗学传统和政治理想的历史遗产所产生的持久影响是不能忽略的。在这方面，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 Frost）可以说是惠特曼遗产的最佳继承人，他一直试图将民主理念与民族叙事连接起来。

美国的立国之父试图建立一个自由的共和国，美国第一部宪法旨在确立一个保障个体权益和财产、在普遍赞同基础之上的共和政府。这样的一个政府无疑有着致命的弱点。历史的经验和教训表明，关于共和的自由理念很可能走向另一个极端，因自由所滋生的多元化和无政府而最终瓦解。一个自由的共同体如何才能够持续？这的确是19世纪的问题。这样一个建立在主要基于个人利益和超个人理想的承诺之上的秩序是脆弱的。一般而言，年轻的共和国需要依赖于公民的理性、忠诚和良知，需要共同体的公民认同。这种担忧并非美国独有。在西方，启蒙运动将理性的个体置于中心地位，这种建立在个体利益基础上的社会本身已经蕴含了多元和无序的潜在因素。对于脆弱的现代民主国家而言，主要的担忧是后期维护问题，这关乎美国早期立国领袖们深思熟虑的治国理念。关键的问题是自由国家在观念和构成上如何维护并延续。答案之一是将它转化为强大的统一体，一个通过制造公共情感凝聚力来稳固其统治的共同体。这无须大张旗鼓地去论证民族国家的影响力，因为这是不争的事实，需要讨论的则是构成民族国家实体的那些成千上万的个体之间如何在民族国家统一体中达成一致。这当然也是一个公共政策问题。从共和国早期开始，强化联盟便一直是公共政策的目标。今天，美国仍然需要有效治理和控制多元主义、区域主义和地方主义的倾向。假如这个标准也是政府行动的指南，那么需要回答一个更为根本性的问题：民族主义者所设定的关于统一体的目标究竟是什么？

按照古典自由主义政治学思想，在某种条件下的多元性本身是有可能成为同一性的资源的。关于社会整体性的观念，社会的多元化依赖于相互补充的部分之间的和谐关系。按照这一理论，社会共同体是有机的整体，部分与部分之间、部分与整体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在西方政治学思想史上，在不同语境和学科体系下，自由与统一体的模式有许多变体，无论是宗教的还是世俗的，平等的还是阶梯式的，政治、经济还是社会学的。早在19世纪初，浪漫主义思潮极力推崇有机社会统一体的理念，这也在美国政治思想界和文学界得以体现。在美国，有机共同体的概念在林肯和惠特曼那里发扬光大。应该说，惠特曼在美国最为紧迫危急的时刻提出了颇具前瞻性的思想。在惠特曼的诗歌创作和其他言论中，我们可以找到超出政治和社会层面的意义，但他对共同体的关注、对民族统一体的诠释却是充满激情且贯穿始终的。本书讨论惠特曼的目的并非在于探究这一思想的根源或影响，而是关注他对民主体制、国家叙事和统一体思想的独特解说，这样一种解释可以让我们去思考惠特曼诗歌及其思想体系的价值空间。

在惠特曼之后，将诗歌作为民族叙事的集大成者的是美国现代诗人弗罗斯特。弗罗斯特的作品为我们讨论文学在处理美国历史中民主与帝国的矛盾和张力方面提供了具有启发性的案例。诗人在处理美国早期历史的过程中，这种复杂的历史意识无处不在。例如，在《家史》这首长篇叙事诗中，弗罗斯特以调侃和讽刺的口吻把自己的家史与共和国的历史相提并论或混为一谈，突出了民族叙事中的内在张力和矛盾。诗人对民族国家的历史采取了模棱两可的态度，通过含糊其词的文字来暗示早期美国历史的集体记忆和仪式化的场景，对民族国家建设过程中殖民暴力的历史进行反思。在弗罗斯特的民族叙事中，这种张力是无处不在的，因此导致一种特别复杂、曲折、自省式的叙述形式，即叙述的同时刻意解构叙述的真实性和可信性，显露出叙述者的矛盾，由此把读者的注意力引向共和国（或叙述者的后代）的良心，告诉读者这段历史是如何“一直沉重地压迫着我多少有点世故的良心”。面对民族国家的确立过程中的种种问题，叙述者的态度是复杂的，在戏剧化地呈现这段难以忘却的“家史”时，“家史”也演化为民族历史的隐喻。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叙述者也是那段历史的继承者。对于自己并没有亲身参与却从中获利的历史品头论足或横加谴责并不显得比前辈或同时代人更高明，因此诗人嘲讽自鸣得意和居高临下的历史姿态。弗罗斯特深知，作为历史的参与者，祖先的暴力行为也是民族国家历史的一部分。弗罗斯特对印第安人的同情已成为一种普世的人道主义情怀。这一转变说明这一段殖民经历已深深沉淀在美国人的集体记忆之中。

不过，这种集体记忆在后来肯尼迪总统就职仪式上宣读的《彻底奉献》（The Gift Outright）中却被有意无意地忘却了。诗人在国家庆典上朗诵的关于帝国历史的诗中，遗忘或有意忽略了《家史》中的国家暴力。弗罗斯特在国家庆典上背诵的《彻底奉献》中，明确地把当代美国人视为早期拓荒者的后裔和文化遗产继承人。诗中代表民族的“我们”与言说“我们”的个体叙述者之间有着自然的过渡，戏剧化地呈现了叙述者的公民意识和民族意识。《彻底奉献》讲述的是诗人曾经在《家史》中反思过的美国殖民经历。诗中的“我们”一词指涉作为共和国建设者和历史参与者的美国公民的文化身份和集体记忆。在这里，叙述视角的盲点是显而易见的，因为诗人预设了读者对“我们”这一民族集体身份的默认，将其纳入美利坚民族历史的主旋律，把其他少数族裔（包括土著居民）作为殖民历史的参与者和分享者一并置于民族叙事之下。在对民族国家起源的回顾中，诗人似乎忘记了《家史》所描述的血淋淋的历史，为下文按照官方历史来演绎其既往经历作了铺垫。在这里，弗罗斯特似乎在有意回应惠特曼的族体观念。不过，在弗罗斯特的共同体概念中，惠特曼的共同体已然瓦解。在诗人预设的普遍赞同的修辞里，历史被框定在民族国家的线性逻辑之中。显然，这种关于“想象的共同体”的预设掩盖了历史的断裂。在声称“在我们属于这土地前她已属于我们”之后，诗人以“我们”呼唤读者的公民意识，敦促读者的参与和认同。为了确立共同体这一观念，诗人需要“忘却”这片土地真正“属于我们”之前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诗歌通过“拥有”、“拯救”、“奉献”等隐喻传达了民族统一的爱国主义情愫，迫使他们去认同和接受美国的立国原则和核心价值，同时又“忘却”这种民族认同的代价。诗人还把拥有者变成被拥有、把印第安人的战败简化为殖民地屈服于美国的隐喻（“这奉献的行动就是战争的伟绩”），在历史的忘却中确立集体记忆和民族叙事。历史上，拓荒者对这片土地的“彻底奉献”与印第安人的战败（surrender）同步发生，“奉献”（surrender）也是“拥有”（possession）和“剥夺”（dispossession），但这些都被诗人忽略或“忘却”了。殖民暴力被置于括号内，“把自己彻底奉献给我们赖以生存的土地，/于是我们立刻在奉献中获得了拯救/（这奉献的行动就是战争的伟绩）”。在一系列双关语中，奉献（surrender）成为一种强占（possession），“行动”和“伟绩”（deed）暗指国家暴力，括号里面的诗行所暗示的剥夺（dispossession）被华丽的辞藻所遮盖。弗罗斯特昭示了民族叙事建构中记忆与忘却的张力。诗人把“奉献”（surrender）与“拯救”（salvation）并置，使这一隐喻有了复杂的政治寓意。

这也正是笔者在此引证弗罗斯特的用意所在，不仅弗罗斯特的作品需要在他与惠特曼的关系的基础上来理解，而且惠特曼之后的美国文学均可理解为与惠特曼的持续不断的对话。《彻底奉献》追溯了美国民族国家的起源和发展，超越历史和现实，着眼于未来——“那时我们所拥有的尚未把我们拥有，我们如今不再拥有的却拥有我们”与“她过去是这样，将来也定会如此”相呼应，完成了历史与现实的连接，呈现了一个继往开来的图景。如果说《彻底奉献》有意回避或“忘却”美国殖民史中的暴力，那么，历史的幽灵依然萦绕着这片土地，导致了殖民者后裔的集体无意识的结果。美国人继承了征服者的愧疚，也继承了被征服者的创痛，这种精神分裂和心灵剧痛也成为美国民族文学无法回避的主题。弗罗斯特的诗歌反映了民族国家历史中令人不安的张力，揭示了民族叙事中文化心理的断裂。

如果将美国19世纪划分为两个部分，前半部分的历史背景主要在美洲大陆，下半叶的场景则集中在美国在其本土以外地区的接触和扩张以及由此带来的共同体身份认识的复杂化过程。如前所述，在考察19世纪美国内战前的美国社会发展历史进程中，民族身份与“想象的地理”（imagined geographies）延续了共和时期早期的身份之辩，反映了时代和民族关于空间、边界、版图以及社会发展之间的种种张力空间。这种张力空间也反映在19世纪的文学图谱中。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将关于民族国家的定义限定在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民族作为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在这种关于民族国家的想象里，国家、地理和疆界都是作为实体进入想象视域的，民族国家与地理疆域有着内在的联系。文学作品中关于“想象的地理”映衬出民族国家地理空间和身份边际的变化。这种地域想象也是惠特曼那些旨在建构美国国民性的创作的主要特征。惠特曼把民族的起源追溯到了东方，组成了他的所谓“西部海洋”的繁花似锦的半岛和香料海岛，这一想象视域与19世纪美国社会发展是契合的。在19世纪美国文学史中，从库柏的西部小说、惠特曼的地域想象、19世纪中叶开始流行的域外游记、迪纳和梅尔维尔的南海情结、马克·吐温的夏威夷经历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杰克·伦敦的创作转型，美国文学经历了从大陆到海洋、从西部大草原到浩瀚的南海的历史性过渡，也是从边疆情结向南海想象的过渡，我们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到美国文学中与美国主流社会价值观、历史进步观相默契的一条线路。美国文学中关于南太平洋的地域想象和文学再现与以“明确使命”和“边疆神话”为主题的西进运动等相关联的历史构成了两个交相辉映的主题。

无论是在美洲大陆还是在美洲大陆以外的地区，美国文学与美国社会发展密切相关，贯穿于19世纪的历史进程中。在19世纪中叶开始流行的域外游记中，能够看到时代所特有的美国人与民族国家发展的阶段性相一致的民族国家意识。19世纪中叶以后，美国人对圣地的狂热留下了大量的关于巴勒斯坦游历的记述，从19世纪初到1882年间，大量的游记、见闻、札记、考证，图书、杂志上刊登了许多诸如此类的文字。此外，还有大量的文件、绘画、照片等。关于圣地的文学读物还包括宗教文本（宣传册、布道、备忘录、传教士笔记等）、旅行手册、历险叙事、考古以及地理、地形地貌研究著作（特别是与《圣经》预言有关的史料考证类的书籍），还有传奇故事和诗歌。这些圣地游记文学读物的涌现，无论是世俗的还是宗教的，都反映了当时美国人对圣地的狂热兴趣，而这种兴趣归根结底是与美国人关于民族国家的立国理念有一定的内在联系，美国人在对神圣之邦的凝视与断想中把超验的价值观与殖民定居的经历作了逻辑连接。美国人对《圣经》和圣地的联想是美国殖民扩张的核心观念，游历圣地使美国人得以在《圣经》发生地亲历《圣经》的故事和寓意，重新想象并演绎宗教和民族/国家的神话，最终以美利坚共和国的新耶路撒冷取代《圣经》里的圣地。这些美国人把近东的游记文学与19世纪美利坚帝国的宏大叙事相联系，成为19世纪整个西方在近东兴趣和狂热的一部分。这些看似描写异域的文字其实更多地指向美国民族国家的身份意识和文化定位。

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一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所谓美国的“新边疆”——波利尼西亚（主要是塔希提岛、马克萨斯群岛和夏威夷群岛）已成为美国作家创作的重要题材。我们所熟知的一些重要文学作品，包括理查德·亨利·迪纳（Richard Henry Dana）的《两年的水手生涯》（Two Years Before the Mast），赫尔曼·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的《泰比》（Typee）、《奥穆》（Omoo）和《白鲸》（Moby Dick），查尔斯·沃伦·斯托德（Charles Warren Stoddard）的南太平洋游记，马克·吐温的《艰难岁月》（Roughing It）、《我们的野蛮同胞》（Our Fellow Savages）演讲系列和杰克·伦敦(Jack London)关于太平洋的短篇小说都是这一时期创作的。美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进入太平洋海域并不是一个孤立事件。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应该是西进运动过程中的必然。不过，在领土扩张后出现了新的矛盾，联邦政府与新获得的领土之间产生张力，美国突然发现它不得不进行宪法的调整，设法协调民主理念与帝国扩张的矛盾。美国在北美洲大陆扩张的意义和历史作为一种厚积薄发的民主化进程，为铸造美国人的国民性格提供了恒久的精神动力。美国在太平洋海域的扩张更具有异乎寻常的意义。美国进入亚太通常被认为是美国人在“明确使命”口号下进行的西进运动的延伸，美国在美洲大陆和大陆以外地区的扩张有着明显的类似的意识形态相似性，反映在美国文学中，关于南太平洋地区的自然风光、居民和文化风土人情的描写与美国西部地区的文学再现有着惊人的相似性。梅尔维尔的叙事体现了19世纪美国在海外的扩张带来的国内矛盾，在与异质文化的接触或冲突中，个体人格与民族认同之间发生了断裂。梅尔维尔通过刻画主人公个人的海外历险，反映了美国社会在国家走向海外过程中面临的问题。梅尔维尔描写了杰克逊总统执政期之后19世纪40年代美国社会内部分裂的状况，区域争端愈演愈烈，奴隶制、种族歧视和领土扩张造成社会动荡不安。这种张力在梅尔维尔和杰克·伦敦的作品中随处可见，这种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国社会本身的文化张力。

从上述情况看，如果说历史进步主义构成了美国内战到“进步时代”的基调和时代精神，那么在其光鲜亮丽的外表之下实则潜藏着矛盾和危机的潜流。当美国从美洲大陆迅速进入太平洋以及以外岛国地区，民主和共和的理念实质上已经遭到帝国政治的刚性需求的绑架。所以，知识界和文学界的困惑可以在这个框架下得到解释。即使像特纳这样极力倡导边疆学说和例外论的学者对于美国进入太平洋这件事本身也感到困惑不已。美国文学中的太平洋书写从一开始就参与了太平洋的“世界化进程”。这种世界化指向19世纪美国太平洋书写与美国海外经历的关系，同时加速了关于该地域的知识生产，将其纳入美国人的公众视域、知识谱系和地理图谱。这种“世界化”发生在19世纪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迅速扩张的时期并非偶然。无论如何，美国文学反映了19世纪美国的帝国想象和民族叙事中的领土化、去领土化和再领土化进程，昭示了美国民族国家发展与帝国海外扩张的关系。美国远不只是一个渴望摆脱大英帝国的所谓“后殖民焦虑”的国度，而是一个建立在扩张使命基础之上的帝国。帝国话语实践除了以经济、贸易、军事等物质形态存在，还通过语言、修辞和文学等得以实现。这就是本书后面几章所要讨论的话题。

注释

[1] 乔纳森·阿莱克（Jonathan Arac）认为，库伯和乔治·班克罗夫特（George Bancroft）确立了美国民族叙事的奠基者。The Emergence of American Literary Narrative,1820-1860(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5),p.5-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