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互联网经济兴起的背景

互联网经济的兴起,是科学技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代表了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新时期。对中国社会而言,互联网经济的兴起,既有世界科学发展、全球化潮流等因素的推动,也和中国社会发展阶段、社会结构等因素密切相关。

科技革命的新时代

20世纪80年代,美国著名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中提出一个有冲击力的观点:农业文明是人类经历的第一次文明浪潮,工业文明是人类经历的第二次文明浪潮,而在当时已初现端倪的以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是人类正在经历的第三次文明浪潮。3.当然,三次浪潮并不完全是前后延续的连续性过程,而是可能同时存在,只是某次浪潮所占有的主导性地位在不同国家或地区表现不同而已。

托夫勒所描述的未来社会,是一个以非群体化为特征,生产领域和社会领域、政治领域相互影响的社会。托夫勒认为,第二次浪潮的法则是标准化、专业化、集权化、同步化、好大狂等。工业文明对应的是传播领域的群体化,政治领域的集权化,经济领域的市场化,以及思想领域的直线型时空观、两性分离等。而第三次浪潮的到来,使生产者和消费者合一,成为“产销者”,社会的各个领域出现了相应的变化:能源领域向可再生的生物能源转变,传播领域出现了非群体化倾向,政治领域跨国公司将取代民族国家成为政治的基本单位,家庭将成为电子式的家庭。此外,教育、社会观念、组织也将发生相应的变化。

根据托夫勒的观点,互联网技术的兴起,属于第三次浪潮。与生物技术等新技术相比,互联网技术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把大量的“线下”(offline行为变成线“上”(online)活动,极大地提高了社会交往与交流的便捷性和效率。在这样的背景下,在互联网经济时代,经济主体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经济活动,以及金融机构和政府职能部门等主体的经济行为,都越来越多地依赖互联网,不仅要从网络上获取大量经济信息,依靠网络进行预测和决策,而且许多交易行为也直接在网络上进行。

信息获得方式的变迁

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中,人们获得信息的数量和速度与其与他人接触的时间长度成正比。也就是说,人与人之间接触的时间越长、越频繁密切,他们之间的熟悉度就越高,能够获得的信息的数量就越多,获得信息的速度也就越快。正因为如此,在传统农业社会中,老人占有的信息和经验一般优于年轻人,因而具有更高的社会权威。在老人那里,时间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公历纪年和钟表时间,而是意味着经验和事件。这也说明,信息的获得和理解还具有空间依赖性。

信息获取的空间依赖性比较容易理解,即在传统农业社会中,一个人获取信息主要是在较为有限和固定的空间中完成的。因为空间有限,言语交流才会便利而有效;因为空间固定,信息才便于传播并达成共识。在“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村落社区中,每个村落都有自己的“地方性知识”。超出社区之外,一个人的知识就可能失效,所谓“三里不同风,五里不同俗”。人们常说的众“口铄金,积毁销骨”,只能发生在相对封闭和稳固的环境中,因为只有在这样的环境中,信息才会迅速流传,并很快形成群体压力。

在时间和空间的双重限制下,“道听途说”成为农民获得和传播信息的主要方式。道听途说”至少包括四个要素:言者、听者、言语交流和互动场所。这是一种发生在具体时间和地点中的信息传播方式。道听途说”意味着:人们在日常作息的问答应和中获得信息,如果没有频繁的日常接触和言语交流,就没有信息的获得和传播,或信息的数量将变得匮乏。在有限的时间与空间中,“道听途说”几乎可以满足人们生活所需要的全部信息,所以文字就显得不重要了。

如果说“道听途说”是传统农业社会中信息获取的主要方式,那在大众传媒兴起的工业社会中,“你说我听”(如广播)和“你演我看”(如电影、电视)成为信息获取的新形式。在工业社会中,随着科学技术、劳动分工和城市化的发展,人们的活动范围扩大,社会交往的短暂性、匿名性和一次性增加,信息获取的时空依赖性弱化,人们可以借助广播、电视、电影等传播媒介跨时空地获取信息。传播媒介的革命,使人们获得信息的范围、数量和性质都发生了巨变,人们的视觉、听觉和触觉范围都大大地拓宽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麦克卢汉称“媒介即信息”,媒介是“人的延伸”4.。

在发达的工业社会中,人们通过“你说我听”和“你演我看”的方式获得的信息已经远远多于“道听途说”所获得的信息。但相比之下,“道听途说”是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它既是获取信息的方式,也是表情达意和建立共识的方式,而你“说我听”和“你演我看”则是大众传媒对人的单向信息灌输,其中的互动意义和情感交流减弱甚至不复存在。随着网络社会的兴起,在“道听途说”和“你说我听”“你演我看”之外,“转载搜索”成为获得信息、了解社会的重要方式。5.与道“听途说”相比,“转载搜索”不必发出声音,也不必直接与人对话,只需一台接入互联网的电脑(或其他上网工具),人们轻轻地敲击键盘、移动鼠标或触摸屏幕,便可以在瞬间获得不计其数的信息。

与“你说我听”和“你演我看”相比,“转载搜索”实现了“双向选择”:一方面是“信息选择受众”,人被动地接受外部信息的单向灌输;另一方面,信息受众在接受信息的同时,可以主动选择所获得的信息,也可以进行信息反馈,主动发布、修改、删除信息或对来自他人的信息做出评价。更为重要的是,“转载搜索”的内容已经不限于文字,还包括图片、声音、视频和各种符号,其内容和形式的丰富性是“道听途说”和“你说我听”“你演我看”的信息传播方式所无法比拟的。

网络社会中的信息获得在时间与空间上都表现出崭新的特征与趋势:首先,信息获取的时空依赖性降低。网络信息的传播,极大地压缩了时间、跨越了空间。例如,同样是核事故,1986年的切尔诺贝利事件与2011年的日本福岛核电站事故在信息传播上有着很大不同——后者作为一个社会事件借助互联网很快就传遍全球,尤其是引起与日本相邻国家和地区的警惕甚至恐慌。如今,借助于信息传播的速度和广度,网络社会俨然将世界变成了一个“地球屋”(global room)。两个人可能素未谋面,却可以互通有无;即便相隔万里,也能在瞬间穿越大洋彼岸。在网络世界中,一个具体的时间和地点同时也意味着“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地点”,不同时间与空间的连接与变换更容易地发生了。互联网经济的兴起,鲜明地体现出信息获得和传递的意义。

我国产业结构存在的问题

互联网经济尤其是“互联网+”战略,是在我国产业结构现状的基础上提出和推进的。现有产业结构存在的问题,从反向上为互联网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和方向。已有产业结构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如下四个方面:

首先,三次产业存在结构不平衡问题。在三次产业中,第二产业比重偏高,第三产业发展不足。目前,我国处在工业化中后期阶段,经济发展仍以第二产业为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第二产业比例保持在40%以上,工业在三次产业中所占比例保持在37%以上,远高于世界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制造业比重达到56.5%,而发达国家比重为25%~35%;零售批发贸易与其他服务业比重偏低,分别相当于发达国家的1/2和1/5。2013年我国三次产业结构中,第三产业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但与世界其他中等收入国家相比,发展仍显不足。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中等收入国家第一、第二、第三产业比重分别为12%、38%、50%。6.第二产业中轻重工业比例不合理。轻工业比重由1978年的43.1%下降到2008年的28.7%,此后一直保持在28%左右;重工业由1978年的56.9%增加到2008年的71.3%,此后一直保持在72%左右。占我国工业绝大多数的重工业以高污染、高排放行业为主。在工业中占比重较大的行业,其碳排放系数也较高,属于高污染、高排放行业。我国现代服务业发展较快但比重偏低,生产性服务业,如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金融业所占比重较低。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由1978年的20.9%下降到2011年的10.7%;批发和零售业由1978年的27.8%下降到2011年的21.2%;金融业由1978年的7.8%增加至2011年的12.2%,改革开放30多年来,仅增长4.4个百分点。7.三次产业间、三次产业内部各行业的不合理发展,致使我国产业结构整体发展缓慢。

其次,传统制造业存在产能过剩问题。《国务院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国发[2013]41号)指出,我国部分产业供过于求矛盾日益凸显,传统制造业产能普遍过剩,特别是钢铁、水泥、电解铝等高消耗、高排放行业尤为突出。2012年底,我国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船舶产能利用率分别仅为72%、73.7%、71.9%、73.1%和75%,明显低于国际通常水平。钢铁、电解铝、船舶等行业利润大幅下滑,企业普遍经营困难。而且,产能严重过剩行业仍有一批在建、拟建项目,产能过剩或有加剧的趋势。如果缺乏有效及时的调整措施,势必会加剧市场恶性竞争,造成行业亏损面扩大、企业职工失业、银行不良资产增加、能源资源瓶颈加剧、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直接危及产业健康发展,甚至影响到整个国计民生的大局。

再次,制造业面临产业价值链的低端处境及产业安全问题。众所周知,我国制造业长期以来被锁定在价值链低端的加工制造环节,产业链较短,以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低附加值、低技术含量环节为主。我国垂直化程度最高的四个制造业是:办公用品及计算机制造业,无线电、电视、通信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设备制造业,医学、光学精密仪器制造业。1995年,这四个行业垂直专业化程度均为0.2,2005年分别增加至0.5、0.4、0.3、0.3,增长不明显,且相对国外水平仍然偏低。8.这表明我国制造业产业链高度不完整,产业发展对中间产品进口依赖加大,导致我国产业结构由于技术瓶颈的制约而被锁定在低端状态,存在关键产品受制于人的产业安全问题。

最后,自主创新能力弱,制造业水平低,产业核心竞争力不强。有研究指出,2005年我国自主产业生产率水平只有20%,且99%以上企业没有自主核心技术;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不到15%,在制造业中的比重不到20%。9.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额呈上升趋势,且占制成品出口比重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但这些高技术产品更多是由跨国公司在华企业生产和出口的,而不是由我国企业自主创新所带来的。

“三次浪潮”并存的社会结构

与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的历史演进路线不同,中国社会正处于托夫勒所言的“三次浪潮”并存的局面。具体说来,北京的中关村和全国许多大城市中的高“新技术开发区”“科技软件园区”以及充斥街头巷尾的“网络”“基因”“软件”等术语,代表着第三次文明浪潮的特征。这里有令人眼花缭乱的街头广告、衣着花哨的“新新人类”、琳琅满目的时尚商品、参差不齐的摇滚乐以及九“十秒钟新闻,中间插入30秒钟广告,半首歌曲,一个大字标题,一幅漫画,一幅抽象派的拼贴画,一则短讯或计算机打印件”10.。这是典型的后现代性的特征。而烟囱高立、机器轰鸣、环境污染、失业率攀升是典型的第二次浪潮的特点。同时,在广大农村和偏远地区,生产力低下,经营方式单一,重复生产成本高而效率低,说明这里还处于第一次浪潮的阶段。三次浪潮并存,孙立平教授概括为“断裂的社会”,“就是在一个社会中,几个时代的成分同时并存,相互之间缺乏有机联系的社会发展阶段”11.。从社会理论的视角看,可以名之为前现代性、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矛盾共生。12.

随着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中国社会中发达城市或区域与国际社会的联系越发紧密,而那些比较“落后”的区域尤其是广大偏远农村往往被甩得越来越远。除城乡关系之外,断裂社会还表现在阶层关系上。以失业群体为例,对那些年龄偏大、学历较低、技术比较单一陈旧的人来说,他们既没有机会进入主导产业中,也没有回到稳定的就业体制中的可能,而且朝阳产业也难以给他们提供就业机会。如果没有较为充分的社会保障,这些失业群体在医疗、子女教育、住房等问题上可能会困难重重。13.

总而言之,中国互联网经济的兴起有其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特殊性,主要表现为中国社会总体上发展不平衡、传统产业遭遇发展瓶颈、产业结构有待调整,以及数量巨大且快速增长的网民,等等。这些背景性条件,将影响中国互联网经济发展的特点与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