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　服务机制

服务是控制的另外一面。随着民主进程的推进，档案的定位从国家的“胸甲和灵魂”“君主的心脏、安慰和珍宝”变为普通百姓的记忆库，有助于增加身份认同。[8]这样一种定位的转变，背后是政权由少数人掌握向多数人拥有的转变，档案的归属因而发生转变。档案为民所有，于档案服务工作而言，意味着服务重点的转移，从政权服务转向文化服务，从对内服务转向公共服务。而这种服务定位、服务对象的转变，对档案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

虽然单个机构也可以对社会提供服务，然而由于内在动力、管理资源和成本的限制，其服务水准难以得到充分的保证。将档案集中，在同一个水准上开展信息的组织加工，挖掘各类档案之间的关联，既有助于各种档案资源的互联互通，也有利于加强档案信息资源的统一利用，减少用户因为查找档案而需要到多地查询的不便，提高档案的利用价值。因此，档案馆的建立和运作，也是对档案服务工作的组织保障。

随着档案服务工作的推进，跨越多个机构、多个档案馆、多个地方实现档案资源的检索和利用，成为越来越普遍的需求。在计算机辅助编目日益普及的背景下，1983年国家档案局提出“到2000年建立起全国和省级历史档案资料目录中心”的发展规划，并要求以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为主分别筹建革命历史、明清和民国档案资料目录中心。[9]2006年，《广东省档案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明确要建立区域性档案目录数据库，档案目录中心的建设日益多元化。[10]这些不同类型的档案目录集中，是服务机制作用下档案集中管理的创新，集中管理的业务由一个地方延伸到一个区域，由档案保管延伸至检索利用。

注释

[1]参见陈兆祦、杜梅：《机关档案工作横向合作组织形式的产生和发展趋势》，载《档案学通讯》，1986（6）。

[2]转引自方燕：《建立深圳市“文件中心”的思考》，载《档案学通讯》，2002（3）。

[3]参见李财富：《文件中心能否在我国普遍推行？——兼谈我国地县级机关档案工作的发展方向》，载《中国档案》，1998（11）。

[4]参见王晓琳：《从“外包”视角解读文件中心的成本和管理优势》，载《浙江档案》，2009（1）。

[5]参见黄坤坊：《古代埃及的档案文件》，载《档案管理》，1993（3）。

[6]参见朱月白：《纪念法国穑月七日档案法颁布215周年》，载《档案学通讯》，2009（5）。

[7]参见陈兆祦、杜梅：《地、县级机关建立联合档案室是切实可行的——对张家口地区联合档案室的调查分析》，载《档案学通讯》，1987（5）。

[8]参见冯惠玲：《当代身份认同中的档案价值》，澳大利亚布里斯班，2012国际档案大会，2012-08-21。

[9]参见潘涛：《全国民国档案资料目录中心十年建设历程之回顾》，载《浙江档案》，2002（6）。

[10]参见《推进珠江三角洲区域性档案目录中心建设》，载《广东档案》，20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