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近代以来中华儿女关于小康社会的探索

小康社会是中华儿女对理想社会的追求。近代以来，我国无数志士仁人前赴后继、不懈探索，从不同的路径寻找各自的理想社会，提出了各具特色的小康社会建设方案。自给自足的小农社会、君主立宪、资产阶级共和制等种种社会方案都相继失败了。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的人民民主国家及其制定的新中国建设蓝图是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社会理想，符合社会发展潮流，顺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待。

中华民族，拥有五千多年绵延不绝的历史，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在跨入近代门槛之后，腐朽的封建王朝逐渐落后于世界快速发展的浪潮，近代中国日益沦为帝国主义列强竞相争夺的半殖民地。面对苦难深重的民族危机，近代社会各阶级、阶层怀抱着对小康社会的憧憬，对国家和民族出路展开了不懈探索。

一、自给自足的小农社会方案

1842年以后，鸦片战争硝烟未尽，国内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在这种形势下，以洪秀全为代表的农民阶级领袖，通过创立和传布“拜上帝教”的教义，于1851年发动了太平天国起义，揭开了近代中华儿女探寻救国救民道路的序幕。

1853年，太平军定都南京后，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将千百年来农民对土地的渴望集中地表达出来。这个以解决土地问题为中心的社会改革方案，基本内容是否定封建土地所有制，按数量和质量平均分配土地。根据“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的原则，田地按产量分为上下九等，按人口平均分配，即包括男女老幼在内的16岁以上成人每人分得等额土地（15岁以下减半）。对于丰荒不等的土地，则实行以丰赈荒，“凡天下田，丰荒相通。此处荒，则移彼丰处，以赈此荒处。彼处荒，则移此丰处，以赈彼荒处”。为了实现“天下大家处处平均”，除了平均分配田地之外，《天朝田亩制度》还对社会产品的生产与分配作出了具体规定。在社会产品的生产方面，规定“凡天下，树墙下以桑，凡妇，蚕绩缝衣裳。凡天下，每家五母鸡，二母彘，无失其时”。在社会产品的分配方面，则依据“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的原则，将所生产出来的农副产品及社会财富，包括麦、豆、苎麻、布帛、鸡、犬各物及银钱等，“除足其二十五家每人所食可接新谷外，余则归国库”。百姓“所有婚娶弥月喜事，俱用国库”，“鳏寡孤独废疾免役，皆颁国库以养”。此外，农民军还对社会管理和文化教育进行了严格规定。社会管理方面，采用军队组织管理模式，使“每一万三千一百五十六家先设一军帅”，军帅下逐级设师帅、吕帅、卒长、两司马，两司马下辖25家，构成一个基层单位；将文化教育以政治、宗教理论灌输，规定凡童子俱至教堂由两司马教授天国文献，凡礼拜日男女皆至礼拜堂听讲道理。农民领袖们试图通过这样的方案实现“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1]的理想社会。

在这样一幅理想图画中，以平均分配土地为核心的改革愿景从根本上否定了封建土地所有制，但其描绘的没有商品交换、绝对平均、自给自足的理想化小农经济却无法推动社会生产力向前发展。因此，它指引太平天国农民运动动摇了清王朝封建统治的根基，但无法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重任。

二、君主立宪的资产阶级方案

太平天国起义失败后，中外反动统治加紧勾结，面对腐朽清政府的步步退让，帝国主义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痛感“外患内讧”，上书光绪皇帝，阐明了“立国自强”的变法主张。

政治上，在“君主立宪”的框架下，“假日本为向导，以日本为图样”，实行以地主阶级为主，地主阶级与资产阶级联合专政的“君民合治”。具体而言，仿照日本实行内阁制，中央撤掉“军机处”和“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等中央机构，由维新派“选公卿诸侯大夫及草茅才士二十人，充总裁，议定参预之任，商榷新政，草定宪法”，以具有立法职能的制度局行使内阁职权；[2]地方精简机构，裁撤冗员，准许开设学会报馆。在经济上，“特设通商院，派廉洁大臣长于理财者经管其事。令各直省设立商会、商学、比较厂，而以商务大臣统之”[3]，上下通气，以振兴农工商业；同时，奖励创新，开矿筑路，举办邮政，废除厘金，裁撤漕运，进一步保护和促进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在科教文化方面，改革科举制度，废除八股，改试策论，各地改革书院，设立学校，“从此内讲中国文学，以研经义国闻掌故名物，则为有用之才；外求各国科学，以研工艺物理政教法律，则为通方之学”[4]。废除淫祠，开办报馆，严禁缠足，废除发辫，改革服制。在军事上，裁撤旧军，演练新兵，整顿国防，创办军事学校，实行征兵制，加强边疆地区的防卫能力。总之，“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只要中国能够通过变法自强，则西方瓜分中国“其谋可立戢，而其祸可立弭”[5]。

戊戌变法推行百日，以失败告终。资产阶级维新派所主张的社会理想，实质是用西方和日本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模式，取代中国传统的封建制度，为民族资产阶级的发展扫清障碍。这种资产阶级性质的社会理想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封建统治制度，但很快便遭到了拥有实权的封建顽固派的强烈抵制和疯狂扼杀。其通过学习西方以自强，依靠帝国主义得到国家独立和民族自由的幻想还未彻底实施，便已夭折。

三、民主共和的资产阶级方案

戊戌变法失败，打碎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美梦，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毅然举起民主革命的旗帜，提出了三民主义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

在《〈民报〉发刊词》中，孙中山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十六字纲领归结为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民族主义，包括“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两项内容。首先，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就是要以革命的手段推翻封建统治。清政府对内施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推翻清政府就是要改民族压迫为“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其次，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对外卖国求荣的清政府俨然成了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必须结束其专制统治及其媚外政策，建立民族独立国家。民权主义是三民主义的核心，主要内容是创立民国，即推翻君主专制，建立民主共和国。“中国数千年来都是君主专制政体，这种政体，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受的”，必须通过真正的政治革命，“建立民主立宪政体”。这一政治革命要按照革命程序方能实现主权在民，即从推翻君主专制制度到颁布宪法的革命过程，可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6]而建立民主立宪政体，就是要实行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考试权和检察权五权分立，使得国家避免三权分立下权力腐败的流弊，实现“完全无缺的治理”。民生主义是三民主义的社会革命纲领，主要是用“平均地权”的办法，既使中国富强，又避免产生贫富分化，达到“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的目的。为了防“祸害于未萌”，必须“核定天下地价。其现有之地价，仍属原主所有；其革命后社会改良进步之增价，则归于国家，为国民所共享”[7]。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学说初步描绘了一个民族平等、国家统一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反映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要求，表达了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民主权利的愿望，对推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产生了积极影响。但是，这样一份资产阶级方案同样存在着某些缺陷：革命者要求彻底推翻封建君主专制，但没有明确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主张；渴望解除劳苦大众受剥削受压迫的苦难枷锁，但缺乏彻底的土地革命纲领。这些决定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无法彻底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中国人需要进行新的探索谋求救国救民的出路。

四、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社会理想

在俄国十月革命和我国五四运动的影响下，无产阶级及其先进政党———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吹响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号角，提出了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社会理想，中国革命的面貌为之一新。

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论人民民主专政》等重要著作中，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集中阐述了关于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纲领。

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是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关于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毛泽东明确指出，我们的国体“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8]。“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团结起来，组成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府”[9]，其中工人阶级是领导力量，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居于主要地位，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一切愿意实行新民主主义的人们也是国家构成和政权构成的基本力量。关于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组织形式，毛泽东指出：“新民主主义的政权组织，应该采取民主集中制，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大政方针，选举政府。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就是说，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10]

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纲领，是没收官僚资本归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使之控制国家的经济命脉；没收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保护民族工商业，实行“节制资本”。没收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中心内容，由此也决定了实行土地改革，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是新民主主义的一项主要任务；没收官僚资本归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是消除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经济基础，同时还要建立居于领导地位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保护民族工商业，是指“即使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在一个长时期内，还是必须允许它们的存在；并且按照国民经济的分工，还需要它们中一切有益于国民经济的部分有一个发展”[11]。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是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五种经济成分并存。

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文化，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民族的文化是指在文化的形式和内容上“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同本民族的历史、环境、语言、心理、风俗、习惯相适应；科学的文化就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尊重历史的辩证发展，强调理论与实践相一致；大众的文化就是文化应为全民族的工农劳苦大众服务，实行文化民主化。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在思想文化上的反映，并为新民主主义政治和经济服务。总之，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对未来理想社会的全部构想，正如毛泽东所说：“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相结合，这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就是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这就是我们要造成的新中国。”[12]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基本纲领，是立足于近代以来中国的基本国情，在吸收和总结百年来中国民主革命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反映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百年夙愿和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历经28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最终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踏上了进一步探索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光明道路。

注释：

[1]以上引文均出自：《太平天国资料》，第1册，318～326页，上海，神州国光社，1952。

[2]参见《戊戌变法资料》，第2册，71页，上海，神州国光社，1953。

[3]同上书，146页。

[4]同上书，211页。

[5]梁启超：《饮冰室文集》之二，66页，上海，中华书局，1936。

[6]参见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139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

[7]《孙中山选集》，2版，7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8]《毛泽东选集》，2版，第4卷，148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9]《毛泽东选集》，2版，第4卷，147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0]《毛泽东选集》，2版，第3卷，105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1]《毛泽东选集》，2版，第4卷，1254～125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2]《毛泽东选集》，2版，第2卷，70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