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 释]
①有关国家兴衰之谜的讨论参见曼瑟·奥尔森所著的《国家的兴衰:经济增长、滞胀和社会僵化》第1章(MANCUR OLSON.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Nations: Economic Growth, Stagflation and Social Rigidities. Yale University Press,1982)。
②罗志如,厉以宁.二十世纪的英国经济:“英国病研究”(上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③众所周知,统一的德国已于1990年10月3日成立,从而结束了长达40多年的分裂局面。本书在此之所以只说联邦德国,原因在于它的经济成就要远远超过民主德国,而且按照习惯,经济奇迹指的亦是前者。联邦德国的兴起,按照其经济史学家韦·阿贝尔斯豪泽的说法,不是开始于1949年5月23日的联邦德国建国之日(尽管那天阿登纳以议会理事会主席的身份宣布了根本法),因为早在建国之前其经济发展的轨道和经济秩序的构想就已经被调整。同样,把进行币制改革的1948年6月20日看成是三国占领区成立共和国的真正建国日,也是名不副实的。在1945—1948年间,人民节衣缩食为经济复兴奠定了基础,为联邦德国经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他认为,1947年才应是联邦德国的经济奠基之年,或者说,联邦德国经济史包括了一个“史前阶段”。有关论述见韦·阿贝尔斯豪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经济史(1945—1980).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8:34。
④这是英国著名中国科技史学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毕生所关注的问题。他的有关论述见J.李约瑟.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M.戈德史密斯,A.L.马凯.科学的科学———技术时代的社会.北京:科学出版社,1985。
⑤汤因比.历史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ARNOLDJ. TOYNBEE.A Study of History. Abridgement of VolumesⅠ—Ⅵ by D.C. Somervell.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6)。
⑥汤因比指出,衰落的实质可以归纳为三点,即少数创造者不再有创造力量,因此只变成了少数“统治者”;随之而来的是多数民众撤回了他们的支持和模仿;最后的结果便是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失去了统一。参见汤因比著《历史研究》第13章。关于文明兴衰的论述,参见该书第4~22章。
⑦保罗·肯尼迪举例说,在16世纪,诸如明代的中华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等,虽表面看上去比欧洲诸国都威严,更有组织,但又都深受中央集权制度之害。这种制度强求统一的信仰与实践,不仅信奉统一的官方教条,而且在诸如商业活动和武器发展领域内也是如此。相对而言,欧洲却没有类似的权威,各王国和城邦彼此争战,从而促使它们不断追求军事及与之密切相关的技术、商业的进步和创新。这一切使它们领先于世界上所有其他地区。参见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89 (PAUL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1988)。
⑧西方经济学家一般认为,尽管社会经济制度在经济增长中有相当的重要性,但只能把它作为给定因素而不予以考虑,如在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索洛-斯旺模型中便没有经济制度的地位。关于增长理论的一般说明,参见余永定.索洛及其对经济增长理论的贡献.罗伯特·M.索洛.增长理论:一种说明.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
⑨罗伯特·M.索洛的《增长理论:一种说明》第29页。在该书中,索洛集中讨论的是技术进步而非效益递增。为此他给出的理由是,在实际经济学中,技术进步较之规模效益递增更重要,因为可以从理论上说明为什么技术进步可能被迫成为一个稳定的状态的存在所需要的特定形式。
⑩爱德华·丹尼森的理论被称为“增长因素分析”,即把被观察到的国民收入增长分解为几个部分,从而显示出经济增长的原因。他的理论主要体现在《美国经济增长因素和我们面对的选择》(1962)一书中。中文参见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国外经济学讲座(第1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马克·布劳格.凯恩斯以后100位杰出的经济学家.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89(MARK BLAUG. Great Economists Since Keynes,1985)。
⑪奥尔森的有关观点参见曼瑟·奥尔森《国家的兴衰:经济增长、滞胀和社会僵化》第4页。顺带说一句,对索洛理论进行批判的大有人在,他们大都反对索洛把技术进步作为外生变量来处理。
⑫奥尔森的有关说明参见曼瑟·奥尔森《国家的兴衰:经济增长、滞胀和社会僵化》第2、3、4章。关于共谋集团的具体数字,奥尔森引用的是:在1971年,英国所有协会组织的51%在1939年就已经存在;联邦德国和日本相应的数字分别为24%和19%。这一切无疑同英国的稳定、免遭侵略和在民主制中允许自由联合有关(第79页)。
⑬李约瑟的有关分析参见其《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在此有必要特别指出的一点是,李约瑟认为,科技革命没有在中国出现绝不是由于中国人的思想贫乏、知识分子不足和没有哲学传统;相反,中国人的思想和哲学传统在许多方面都比基督教徒的世界更能和现代科学合拍。
值得一提的是,在《西方社会结构的演变》(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一书中,金观涛和唐若昕对工业革命首先在英国爆发问题的解答倾注了相当多的精力。他们否认了商品经济发达和具备经济起飞条件是它的答案,因为当时至少法国和德国同英国处于同一水平,而英国自耕农的消灭又是和工业革命同步的。他们认为重要的是英国在17世纪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结果此问题就变成了另一个问题,即英国为什么最早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
⑭参见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第35页。
⑮道格拉斯·诺思,罗伯特·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 1(DOUGLASS C. NORTH AND ROBERT P.THOMAS. The Rise of the Western World: A New Economic Hist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3)。此节所涉及的诺思和托马斯的理论,均源于该书的第1章。关于诺思的“交易费用分析方法”,我们在后文还会详细讨论。这里提到它,只是为了引出我们所关心的问题。
⑯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106(JOSEPH A. SCHUMPETER. 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4)。
⑰同上书,第73~74页。
⑱[刘易斯的有关理论主要是在其《经济增长理论》一书中给出的。六个因素的具体内容是:(1)从事经济活动的愿望和决定它的经济制度(其中经济制度有决定性作用); (2)知识的增长与运用;(3)资本积累;(4)人口对经济发展的影响;(5)国际关系; (6)政府的作用(WILLIAM ARTHUR LEWIS.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 1955)。稍加比较,我们便可发现它们与前述诸解释的相似之处。中文参见北京大学经济系《国外经济学评价》编辑组.国外经济学评价(第二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⑲沃伦·萨缪尔斯.经济学中的意识形态.西德尼·温特劳布.当代经济思想———若干专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30(WARREN J. SAMUELS. Ideology in Economics, in Modern Economic Thought, edited by SIDNEY WEINTRAUB. Oxford :B. Blackwell Ltd., 1977)。关于方法论集体主义,我在下一章将详尽讨论。
⑳如果将历史研究或经济史研究所使用的方法唯一地归结为方法论集体主义是欠妥当的,尽管它被普遍地并被多层次地使用。1955年前后,在法国诞生了一个所谓历史人口学派。该学派的经济史和人口统计学家们试图通过回答人口增长的原因式的问题来解释经济增长。为此他们创造并运用了一种微观方法,或曰“家庭重现法”,即对法国17世纪晚期以来和英国1538年以来的教区登记册分门别类地进行概括。这种分类的基础是一个个有名有姓的家庭,把有关出生、婚姻和死亡的所有证件合并为一项档案,把每个人当成一个具体的人加以识别。显而易见,这种方法是有别于方法论集体主义的方法论个人主义。关于后者,在下一章中我还会专门论述。以上所谈,参见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121-130(GEOFFREY BARRACLOUGH. Main Trends of Research in the Social and Human Sciences: History. Mouton Publishers, 1978)。
㉑丹尼森在研究了50篇论技术与经济增长的论文后告诫说,要把所谓“创新”这一模糊因素的成分确定下来非常困难。他随后否定了政府资助的研究与发展项目是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原因的看法,并进一步指出,更重要的可能是一种处于无组织状态的创新,其基础是无数细小的改进。丹尼森的这种表述,实际上已经反映出了他对技术创新的深层原因的关心,其中,“无组织状态”就是一个解释。
㉒熊彼特写道,信用或信贷现象的要旨在于,它是为了授予企业家以购买力而进行的购买力的创造,但并不单纯是现有的购买力的转移。原则上讲,购买力的创造标志着在私有财产及劳动分工制度下实现发展的方法。参见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第119页。
㉓逻辑实证(或经验)主义者德裔美籍科学家卡尔·亨普耳曾讲过一段十分精彩的话。他说:“科学毕竟关心的是提出一种与我们的经验有清晰的、逻辑的联系的,并且从而能够进行客观检验的世界观。由于这个理由,科学的解释必须满足两个系统的要求:解释相关要求和可检验要求。”卡尔·亨普耳.自然科学的哲学.北京:三联书店, 1987:88(CARL.G. HEMPEL. Philosophy of Natural Science. Prentice Hall, 1966)。尽管逻辑实证主义受到了来自库恩、费耶阿本德等人的批判(如否认“不偏不倚的”检验),但其精神倾向却是可取的。有趣的是,亨普耳认为“假说—实验检验”在社会科学中的适用对象的名单中并没有经济学。
㉔英国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曾写道:“必须说新东西,可是它肯定全是旧的。”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文化和价值.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87:56(LUDWIG WITTGENSTEIN. Culture and Value.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又如罗伯特·K.默顿在《科学社会学》中清楚地说明了“原则上所有的科学发现都是重复性的,包括那些表面上看来是一次性的科学发现在内”。经济学家乔治·J.斯蒂格勒将此论点“看作解释经济学方面的科学发现的一项原则”。斯蒂格勒.经济学家和说教者.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0:143(GEORGE J.STIGLER.The Economist As Preacher and Other Essay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2)。默顿的话亦转引于此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