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的双重冲击
近代史的开端也是科技转型第二波的起点，或者说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假如必须为此觅得一处具体地方，那么古老南京城的仪凤门非常合适。1842年，《南京条约》即在城门旁的静海寺签订。1853年，太平军炸开仪凤门段城墙，得以攻占南京。事实证明，始建于明初的城墙已无法抵挡晚清的狂风骤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清王朝仍沉醉于旧梦，有识之士如林则徐虽已“开眼看世界”，却属凤毛麟角。太平天国起义与第二次鸦片战争接踵而至，终于使一些中国人痛识西方的坚船利炮。在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的内外双重冲击过程中，一些当权者如李鸿章已改变对科学技术的认识，意识到技不如人成为中国近现代科技转型的最初动力。
1.两次鸦片战争使清政府痛识坚船利炮
对于近代以来的中国人而言，鸦片战争是一个宏大复杂且不能回避的历史话题。作为中国近代史开端的象征，它之所以时至今日仍经常被提起，是因为其蕴含着国家图存与民族复兴的使命和进程，且其在某种程度上并未结束。“它是中国历史的转折，提出了中国必须近代化的历史使命。中国的现代化一日未完成，鸦片战争的意义就一分不会减。”[1]无论是中国的近代化还是现代化，实现科学技术的转型都是其中应有的重要内容。因此谈及近现代中国的科技转型，也不可避免地需要回顾和反思鸦片战争的意义。经历两次鸦片战争的惨败与屈辱后，清代的中国人终于开始意识到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强大威力及其所反映的中西科技水平的巨大差距。
明末清初发生的中国科技转型第一波，曾有过中西交往频繁密切的盛况。然而经传教士之手引进的西方科学技术，在中国的异质土壤终究未能扎根生长，没有开出如欧洲科学革命那样的花朵。清王朝依然大致遵循历代王朝的基本体制，对外封闭和文化专制等阻碍科技转型的政策仍是主流。比如说，清朝对外政策的三个基本假定：“中国在战争中占优势；它善于使外来民族‘开化’；它有贵重商品可使外国人接受纳贡地位。”[2]具体就海外贸易来说，这种基本假定的体现就是1685—1840年为口岸通商时期，其中1757年之前属于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四省都设有海关的“四口通商”时期，之后属于仅广州一地的“一口通商”时期。
到了19世纪，随着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中西交往的传统格局已经到了势必被打破的关头。对照清朝对外政策的三个基本假定，此时它们都已与现实状况严重脱节。其一，得益于科学技术的进步，西方国家的军队占据绝对优势，在与非西方国家的战争中少有败绩；其二，面对接踵而来的西洋人，中国已经由使外来民族“开化”的角色转变为被外来民族“开化”的角色；其三，西方不再只求购买中国的茶叶、瓷器等货物，而是需要打开中国市场销售他们自己的工业产品。以上三点均与科学技术有关，西方的先进科技既是他们在工业、军事、文化等领域不断发展的成果，也是巩固工业、军事、文化等领域优势的有力工具。
在1840—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多次战斗中，英军以极其微小的代价攻城略地。原本被鄙视的“西夷”却肆意往来袭扰中国的广大沿海地区，最终迫使清朝政府在南京城下静海寺签订《南京条约》。条约中割让香港岛与赔付巨额款项等内容皆为后人所熟知，贸易方面也转为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的“五口通商”，实行自由贸易和关税协定。一直闭关锁国的清帝国从此在屈辱中被打开国门，并相继签订不平等的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1856—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又加速了这一进程，英国、法国、俄国、美国等列强通过《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瑷珲条约》等条约攫取多方面利益。反而言之，正是经历屈辱后的刻骨铭心和痛定思痛，才终于使曾经骄傲的“天朝上国”承认技不如人，开始迈出追求转型的蹒跚步伐。
再以火炮作为典型案例，展现两次鸦片战争时期中西双方的科技水平差距。明清之际中国科技转型第一波时，从徐光启开始曾引进西方的红夷大炮，缩小了16至17世纪的中西火器发展差距。可惜的是，红夷大炮传至清代，虽然在历次战争中都基本得到使用，但是在技术上并没有获得突破性进展。据统计，在《清通典·皇朝礼器图式·火器》《钦定大清会典图·武备》《皇朝文献通考·钦定工部则例制造火器式》等相关文献中载有火炮名称总计逾百种，然而它们大部分雷同。[3]无论是重型火炮还是轻型火炮，都未超越明末红夷大炮和佛朗机炮等旧有形制。
到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清军火炮装备的基本情况仍未得到显著改变，使用最多的依然是那些由红夷大炮衍生出来的土炮。“其中一部分是第一次鸦片战争后铸造的（多在南方沿海数省），但不少是清初、清中叶铸造的，甚至是前明遗物。”[4]土炮的铸造和使用年限竟可长达数百年，足以见清代火器技术发展的迟滞，也能够表明实际战斗力的不堪。虽然这一时期林则徐、曾国藩等重臣曾引进西方火炮，但数量少，也未受到足够重视，未能普遍装备起来，因此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军与英法联军在火炮上仍有相当差距。
反观西方火炮的发展情况，却呈现突飞猛进、日新月异的趋势。主要自18世纪中叶发端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将工业生产模式由工场手工业推进至大机器生产。总体而言，17—19世纪西方国家军队装填黑色火药的前装滑膛炮已经发展到高级阶段，其形制、配备、训练、作战等多项改进日趋完善。蒸汽舰船的发明也使得战舰走向从风帆舰向蒸汽舰过渡的阶段。举例来说，还有1854年英国研制成功阿姆斯特朗炮，它是后装线膛炮。后来又相继出现德国克虏伯全钢后装线膛炮（1864）和法国哈齐开斯速射炮（1870）等。[5]更重要的还有火炮背后的制造体系，如阿姆斯特朗兵工厂，拥有优质钢铁和蒸汽机制造设备。
事实上，虽然战争前的中国人不一定知晓西方火炮威力究竟如何强大，但对本国火炮的落后现实却不乏清醒者。鸦片战争中壮烈殉国的关天培，在就任广东水师提督初就曾视察海防并指出许多问题。如1834年（道光十四年）所作《查勘虎门扼要筹议增改章程咨稿》言：“大角、沙角两炮台系东西斜峙，丈量口门共宽一千一百一十三丈……试演三千斤大炮，炮子仅及中流，强弩之末无济于事，是第一重门户炮火已不得力。”又言：“夷船本极坚厚，船之两旁又支挂欓被。各台炮位纵能接联施放，平时并未演准，何能炮炮中船？且一炮之后，赶装二炮，船已闯过，是外势虽属雄壮，而终难阻截。”[6]这些言论明确指出清军岸防火炮射程近、射速慢等弱点，它们在两次鸦片战争中的多次惨败中暴露无遗。
可惜的是，仅凭借些许洞见既不能把握中西双方的实际发展落差，也无法弥补与西方坚船利炮的巨大差距。在两次鸦片战争所属的1840—1860年，清王朝以一次又一次的割地赔款和丧权辱国为自身的落后体制买单。“中国试图在不变动原有制度的基础上运用传统政治、军事、经济资源进行全面抵抗，但反而遭受更大耻辱与失败。”[7]只有在实战中付出惨重代价，真正见识坚船利炮的杀伤力后，才有可能奋起直追，去试图改变科学技术不如人的状况。自然而然地，战争过后打造坚船利炮等发展科技之举就成为富国强兵首要任务，也是开启近代以来中国科技转型第二波的契机所在。
2.太平天国之拜上帝教与西方之洋枪队
除此之外，同时期爆发的太平天国起义与两次鸦片战争共同构成内部与外部的双重冲击，使19世纪中叶的清王朝面临着深重的统治危机。一方面清政府被迫不惜代价耗费大量国力渡过难关，另一方面也使进行改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得以凸显。就太平天国而言，起初由洪秀全等人创建并宣扬拜上帝教（亦称拜上帝会）而发动，具有基督教的新教背景；就清军来说，有华尔洋枪队为代表的多支西方洋枪队的协助作战，这是西方国家对中国内战的干涉。对拜上帝教和洋枪队的评价或褒或贬，历来争议不断。但是从科技转型的视角来看，它们是西方科学与文化影响中国的体现。尤其是雇用外国人作战的洋枪队，在以实战助力清军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军的同时，也对中国的传统作战方式有所冲击，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中国军事科技的近代化。
从时间上看，太平天国起义持续十余年（1851—1864），此时为清朝咸丰（1851—1861）和同治（1862—1874）年间。1851年1月11日被认为是金田起义纪念日，9月起义军攻占永安州城（今广西蒙山县）。1853年1月太平军克武昌，3月克江宁（今南京），随即定都于此，改名为天京，正式与清王朝分庭抗礼。1856年太平天国高层发生内部斗争的“天京事变”，是为由盛转衰的转折点。1864年6月1日洪秀全病逝，一个多月后天京失陷，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起义以失败告终。从空间上看，太平天国起义最初活跃于广西、湖南等省，建都天京后便以长江中下游地区为主要活动区域，包括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等省。林凤祥、李开芳等率领的北伐军挺进河南、山西、山东、直隶等省；石达开部还曾转战于福建、贵州、四川诸省；其余太平军分支也曾攻入广东、陕西等省。[8]可以说，太平军的活动区域包括南至广东、北至直隶、西至四川、东至江苏的大半个中国。
太平天国金田起义之所以能够发动，有赖于洪秀全、冯云山等领导人物借助拜上帝教组织民众积蓄力量。洪秀全生于1814年（嘉庆十八年末），1836年（道光十六年）在广州应试失败之余接触到中国新教牧师梁发所编《劝世良言》（1832）。当时清政府尚延续康熙晚期以来禁止传播西方天主教或新教的政策，但悄悄潜入中国进行地下传教的传教士并未完全断绝。《劝世良言》为传教而作，有“论救世主耶稣降世之意”、“论耶稣救世主代赎罪救世人之来历”、“论总辟各样邪术异端”和“论世界尽末审判世人之日”等论条。[9]包括新教的基本教义，以及对中国偶像崇拜、巫术风水等的攻击和劝人改宗基督新教等宗旨，均为洪秀全所吸收。“后来对他一生的思想及行动的影响至大，他所创立的上帝会教义以及由其教义所演出的种种政制，都导源于此书。”[10]洪秀全创立的拜上帝教不同于基督教，但毋庸置疑受到基督教的深刻影响。
论及基督教在中国的影响力，不禁令人联想到两百多年前天主教在晚明中国的传教史。以利玛窦与徐光启为首的先贤们在传播天主教的同时致力于传播西方科学技术，共同谱写了一段中西文化交流的佳话，也构成中国科技转型的第一波。太平天国的拜上帝教却只是借助基督教的部分外衣，对西方科学的态度也完全不能与徐光启等人相比。虽有其后期领袖之一洪仁玕所撰《资政新篇》，透露出发展科技等资本主义色彩，但在战事倥偬和权力斗争纷乱之际沦为空头文件。对拜上帝教的定位应当是太平天国起事的思想工具：“这既不是基督教的分支，也不是基督教的异端，而是政治斗争的宗教形式，是太平天国运动的精神武器。”[11]正如天京富丽堂皇的天朝宫殿，在规制上分别有“荣光大殿”、“基督殿”和“真神殿”三重大殿。在看似浓厚的基督教色彩之下，建筑背景实则是“伪天王洪秀全改两江总督署为伪天朝宫殿”[12]。可以说不论是太平天国还是清王朝，都受到了西方的冲击和影响，但仍称不上改变旧有体制。
与拜上帝教的西方宗教色彩相比，洋枪队更能称得上是西方舶来品。洋枪队并不只有一支，而是包括英美背景的常胜军、法国背景的常捷军等多支。除清军凭借洋枪队协同作战外，太平军也曾雇用西方人（如华尔洋枪队第二任指挥官白齐文）和使用洋枪洋炮作战。洋枪队之中，以美国冒险家华尔（F.T.Ward）首建的洋枪队最为出名。[13]由于上海受到太平军进攻的威胁，华尔洋枪队在江苏地方官员的帮助下于1860年（咸丰十年）草创。它以西方人充任指挥官，士兵则包括中国人和东南亚人，装备当时主流的西方武器，并进行西方作战方法训练。1862年（同治元年）洋枪队改名为常胜军，数月后华尔战死，美国人白齐文（H.A.Burgevine）曾短暂接管常胜军。之后由英国军官戈登（C.G.Gordon）率领常胜军作战，直至1864年被遣散。
洋枪队从草创到遣散的过程中，兵员数量曾由几百人增至六千人，作战范围由上海扩大到苏南和浙江等地区，指挥官亦受清政府的任命和奖赏。其背景除直接的作战需求，主要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以清政府失败签约告终，双方转而开展合作。而且1861年（咸丰十一年）国内政局变动剧烈，咸丰帝驾崩，遗诏所立八位辅政大臣在随即发生的辛酉政变中被废黜，慈禧与奕等获胜掌权后对西方列强态度转好，对外政策方向发生重要改变，洋枪队就是中外合作“借师助剿”的体现。当时中国方面对洋枪队的相关记载除了来往于北京和地方的奏疏政令，还有许多私人见闻记叙，如冯桂芬《副将华尔小传》，朱孔彰的文章《法尔第福别传》、《乐德克别传》与《戈登别传》，可信度相当高。冯桂芬曾为李鸿章幕僚，对许多事都有亲身经历。朱孔彰曾另作《中兴将帅别传》三十卷，谙熟咸丰、同治年间诸多军队将领的情况。[14]他们所撰的传记均被收于《续碑传集》之中。
通过传记所透露出的相关信息，可以折射出当时人对于洋枪队的态度，也能反映出他们对西方军事科技的部分态度。上述华尔、戈登等人的传记，与同时期蒙古族亲王僧格林沁传并列于《续碑传集》卷七十藩臣传之中。作者以“回纥助唐”和“契丹救晋”为先例，试图论述雇用洋枪队作战不会陷入先代引狼入室的困境。“有昔人之利无昔人之害。虽曰时异势殊，亦驭之者得其道矣。”“王者无外而殊邦烈士并足多焉。”[15]这种分类和评价无疑忽视了洋枪队和“回纥助唐”诸事之间的差异：其他朝代所征召雇用的外族军队，多来自周边游牧民族，洋枪队则是雇用西方人；其他朝代所征召雇用的外族军队，在军事科技上几乎不可能远超中原政权军队，洋枪队却恰恰相反。
这也反映出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的双重冲击并未完全击碎清代原有的秩序，“万邦来朝”的体系和“天朝上国”的心态等都依然存在，他们仍然试图把西方人“羁縻”纳入原有的秩序之中。但是坚船利炮作为先进科学技术的体现，先进科学技术又作为先进社会文明的体现，在事实上已经宣告了中国原有秩序的失败和科技转型的必然，并已经在某些方面引发变化。接下来还将借助一些具体的人物和事例，展现历史转折时期兼有守旧的无奈和变革的希望。
3.林则徐与无奈的历史转折点
在太平天国金田起义爆发前夕的1850年（道光三十年），清廷原本起用大名鼎鼎的老臣林则徐前往广西平定暴动。“授钦差大臣，督师进剿，并署广西巡抚。”[16]但是林则徐在赴任途中病逝，未能到达广西。同年的十个月前，他毕生主要效忠的君主道光皇帝驾崩，一个时代就此落下帷幕。然而，就他们二人扮演过重要角色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舞台而言，一切才刚刚开始。道光皇帝的历史名声并不好，林则徐也以远戍新疆为战争失败承担责任。后来林则徐逐渐因禁烟和抵抗外国侵略被视为民族英雄，关于他的事迹和思想的研究成果汗牛充栋。这里无意于全面考察其人其事，而是试图从科技转型的视角出发，呈现林则徐与科技转型的联系及其所处的无奈的历史转折点。
通过梳理林则徐的人生经历可以发现，他起初沿着科举入仕的传统道路成长为一名颇有政绩的地方高级官员。林则徐出生于1785年（乾隆五十年），1804年（嘉庆九年）中举，七年后考中进士，后在北京、浙江、江苏、陕西、湖北、河南等多地为官。嘉庆朝（1796—1820）时他尚不出众，道光朝（1821—1850）因受道光皇帝的赏识而赢得转机。1822年（道光二年）林则徐首次觐见道光皇帝，便颇受信任和勉励：“汝在浙省虽为日未久，而官声颇好，办事都没有毛病，朕早有所闻，所以叫汝再去浙江，遇有道缺都给汝补，汝补缺后，好好察吏安民罢。”[17]至1837年（道光十七年）林则徐升至湖广总督，已是位高权重的地方大员。
后来发生的关于是否禁止鸦片的讨论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其个人遭遇既缘于也反映了宏观历史的转折点。1838年他在湖广总督任上为禁烟“拟具六条章程”[18]，主张以重典禁烟，得到道光皇帝的支持。当年林则徐受召进京面圣，多次召对后被任命为钦差大臣，赴广州办理禁烟事宜。随着禁烟政策的贯彻落实，之后发生的便是震惊中外的虎门销烟和第一次鸦片战争。值得一提的是，林则徐离京赴广州任职途中已预先派遣人员刺探“洋务夷情”，反映于《遣用马辰及彭凤池片》：“惟初次到粤，人地生疏，一切洋务夷情，不得不先遣一两人密行查访。”[19]从做事风格来看，他是一位践行“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原则的实干家，之后他组织翻译西方的书籍报刊等事也可见其初衷。
出于禁烟和对外交涉的目的，林则徐派遣人员刺探“洋务夷情”。出于刺探“洋务夷情”的目的，他又组织人员翻译西方的书籍报刊。以《林则徐全集》第十册译编卷所收录者为例，当时翻译的成果包括《四洲志》、《华事夷言录要》、《滑达尔各国律例》、《洋事杂录》、《澳门月报》和《澳门新闻纸》等，均流传至今。[20]试举几种：《四洲志》译自《地理大全》（The Encyclopaedia of Geography），介绍各大洲的国家概况，后被收入魏源的《海国图志》；《澳门新闻纸》由《广州纪事报》（Canton Registers）、《广州周报》（Canton Press）和《新加坡自由报》（Singapore Free Press）等多家英文报纸综合翻译而来，重点在于时事新闻和社会动态；《滑达尔各国律例》摘译自瑞士法学家瓦特尔（Emerich de Vattel）的《万国公法》（The Law of Nations），后也被收入《海国图志》。
以翻译西方书籍报刊来刺探“洋务夷情”，直接作用是增强了对海外各国情况的掌握。禁烟时期林则徐对英美等国便已有所了解，且知晓首要矛盾方面在于英国。他在1839年8月上《拟谕英国王檄底稿折》：“惟英吉利之船最多，米利坚次之。但米利坚并无国主，只分置二十四处头人，碍难遍行传檄。英吉利国现系女主，年纪亦轻，然闻号令系其所出，则该国似宜先颁檄谕。”[21]只是这种对英美等国的了解显然不深，出现多处错误认识。米利坚（美国）“无国主”和“分置二十四处头人”是对美国政体的误判，时任美国总统为马丁·范布伦（Martin Van Buren，任期为1837—1841年）。英吉利（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确系年轻（1819年出生，1837年继位，1901年去世），但彼时英国已贯彻君主立宪制，并非“号令系其所出”。当月又发一道《拟颁发檄谕英国国王稿》：“窃喜贵国王深明大义，感激天恩，是以天朝柔远绥怀，倍加优礼，贸易之利垂二百年，该国所由以富庶称者，赖有此也。”[22]无疑仍以“天朝上国”自居，显示出对“洋务夷情”掌握的缺陷。
在林则徐所处的时代，中西发展的实际差距并不是靠刺探“洋务夷情”就可以消除的。再从科学技术的视角来看，除了坚船利炮的军事方面，交通方面也能反映中西发展差距。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英方继任全权代表璞鼎查（Henry Pottinger）接受任命后于1841年6月5日从伦敦出发，8月10日抵达澳门，其间在印度孟买停留10日，共计67日。相比之下，林则徐从北京到广州为63日（道光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至道光十九年正月二十五日）[23]，后来的琦善为56日，奕山为57日。同样是前往华南，英国人从万里之外的欧洲本土赶来的时间竟与中国人从北京赶来的时间相差不多，惊人的效率背后是先进科学技术促成交通出行速度的革命性突破。“科学缩短了空间的距离。东、西两个大国越来越近。清朝今后将会越来越快、越来越强地承受到西方的压迫。”[24]这也正是林则徐所处的历史转折点及其无奈之处。
穷则变，变则通。技不如人的危机恰恰蕴含着科技转型的契机，林则徐的经验和教训不无裨益。明清之际科技转型第一波的失败，原因之一就在于对外封闭。到晚清时因技不如人而开启科技转型第二波，中国的国门是被坚船利炮强行轰开的。对西方世界知之甚少的清王朝沉醉于“天朝上国”的光荣旧梦中，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仍致力于维持旧有的朝贡体制，直到经历太平天国起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冲击后，才开始学习西方谋求自强。相反，林则徐的“开眼看世界”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弥足珍贵的开放心态，既为其后魏源、左宗棠等有识之士树立榜样，也为即将到来的科技转型开风气之先。
4.战争改变对科学技术的认识
第一次鸦片战争直接改变了林则徐的命运，然而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似乎并未受到任何影响。也是在1840年，安徽庐州（今合肥）的17岁少年李鸿章考中秀才，四年后他考中举人，又三年后考中进士，并入选翰林院庶吉士，至1850年（道光三十年）散馆授翰林院编修。若不是突遭太平天国起义的动乱，他仍将循着科举入仕的道路继续在官场前行。个人的命运除主观努力外亦受历史进程的影响，李鸿章被推向了风云际会的战场，并成长为晚清浩荡潮流的弄潮儿。如果说战争只是使林则徐“开眼看世界”，那么对于风云际会之时的李鸿章而言，战争还改变了他对西方军事科技的认识，为他后来领导洋务奠定基础。这里将以李鸿章率领淮军初期作战时的经历与认识为案例，论述战争改变对科学技术的认识，亦即内外交困冲击之下科技转型的契机所在。
何以称为风云际会？在于李鸿章率领淮军与太平军作战满足诸多特定条件，试举几条：其一，上海方面向湘军求援时，曾国藩于众多麾下将领之中最终选定李鸿章，原本并非派遣李鸿章不可；其二，至李鸿章抵沪的1862年（同治元年）时，距《南京条约》签订后上海开埠已达二十年，西方人在此经营甚久，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的影响渐深；其三，虽然当时李鸿章的名望并不能与他的老师曾国藩相比，但是他接触西方人的机会更多；其四，太平军从攻占天京开始，在江浙地区活动时间长，清朝原先派驻的军队、官员等势力几乎都被摧毁，李鸿章率外来淮军进驻上海时受掣肘自然更少；其五，同治时期第二次鸦片战争已经结束，清政府与列强之间的关系由紧张转向合作，西方人出于各种目的而纷纷表示愿意协助剿灭太平军。
早年的李鸿章对于领兵作战并不擅长，去上海之前对于如何与西方人打交道（当时称为夷务）也是所知不多，并对西方人甚是提防。1862年（同治元年），新组建的淮军通过西方船只的运送从安徽顺长江而下至上海。“陆行业已订期，复不得已，舍陆登舟，用夷变夏。昨见番酋亦颇恭顺，恐有万变，图在后与之为无町畦而求自强之术耳。”[25]李鸿章认为“舍陆登舟”是“用夷变夏”，担心西方人“有万变图在后”，强调仍需“求自强之术”，避免对西方人的依赖。结合他日后的作为，至少可以看出当时他已具备两条思想原则的萌芽。第一是他对西方人警惕和戒备；第二是他追求的目标是“自强”。这两条原则在他后来长期领导洋务事业的过程中都得到延续和贯彻。
在抵沪之前，李鸿章对洋枪队和西式火器已有所耳闻，湘军也已开始引进西式火器。1861年（咸丰十一年），李鸿章就曾在写给曾国藩的信中提及购洋炮一事：“成名标所购二起洋炮，千二百斤以上较多，水师全不合用。已属姚石樵配齐炮架，先尽分量轻者搭解湖口粮台，以便杨、彭二公发交淮扬各营配用。其千二百斤以上存局，备师与杨、彭指拨。”[26]次年，他听闻华尔洋枪队的胜绩，也大加赞赏。“蕃将华尔攻复高桥，不逾晷刻，以少胜众，可谓神勇，自应从优奖励。”[27]但是由于李鸿章此时并不了解洋枪队如何以西式火器和西式战法进行作战，也没有亲自与西方人打过交道，所以对洋枪洋炮的态度仍属保守，其认识并不比其他湘军将领突出。
初到上海的李鸿章，在实战中加深了对英法军队以及洋枪队如何作战的了解，很快改变了对西方军事科技的认识。1862年4月他说：“其队伍既整，炸炮又准，攻营最为利器，贼甚胆寒。”[28]这就比早前仅说华尔洋枪队“以少胜众”更为具体。4月他又说：“连日由南翔进嘉定，夷兵数千，枪炮并发，所当辄靡，其落地开花炸弹真神技也……密令我营将弁随队学其临敌之整齐静肃、枪炮之施放准则，亦得切磋观感之益。”[29]他很快就意识到英法军队作战是值得效仿的，开始向他们学习。6月他说：“顷据华尔并松江贾守禀报，已于初十早解围，青浦亦有击退之说，洋枪队与夷人大炮固有明效。”[30]到了7月，他又盛赞西式火器的威力：“洋人火器，攻城夺垒及船上开用，实为无敌。”[31]从4月到7月，李鸿章对西方军事科技认识的改变发生在数月之内，不可不谓迅速。
抵沪后，李鸿章一方面向淮军和湘军推广西式火器，主张学习西方军队作战方法，另一方面坚持自主原则，拒绝西方人企图控制中国军队的试探。9月，他向曾国藩汇报淮军学习西方军队的心得和进展，并向湘军调运西式弹药：“鸿章日与将士讨论，苏贼无劈山炮，专恃洋枪，每进队必有数千杆冲击，猛不可当。已令上海各营添练洋枪小队，敝军已共有千杆，遇贼交锋，先以劈山炮护洋枪队而行，屡获幸胜……兹从敝军械所匀解细洋药一百桶、开花铜帽十万颗、小铜帽十万颗，专弁送师门转寄，以济急需。”[32]面对英法军队要求淮军会剿协同作战，李鸿章并没有答应。“但与官军同剿，夷兵每任意欺凌，径自调派，湘、淮各勇恐不能受此委曲……鄙见分剿尚可，会剿有许多不便……鸿章所带水陆各军专防一处，专剿一路，力求自强，不与外国人搀杂……未便以外国之法用我国之兵，以中国之兵听外国之令也。”[33]这也可以部分解释他为何在后来就地解散常胜军。
此外还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他与林则徐相似，命人翻译西方报纸，注重收集信息。“外国新闻纸，商行用清字摹刻者，大都买卖场中之事，无甚关系，其英字新闻在夷官处多要语，昨令会防局请人翻译三份，按旬呈送，一京师总理衙门，一尊处，一敝处。”[34]二是在此过程中他对西方人或物的称谓呈现由“夷”变“洋”的变化。起初多为“蕃将”“夷兵”“英夷”之类，后渐用“洋人”“洋枪”“英字”等语，反映出李鸿章对西方人与物之态度的微妙改变。
两年后的1864年他曾作自述：“鸿章自抵沪以来，购买外洋各种军火，尽心研究，略知端倪。又雇募精巧匠人，留心仿制，近来稍有把握。”[35]从1862年到1864年，李鸿章因其参与剿灭太平天国的军事实践，在上海见识了英法军队与洋枪队的西式火器及作战方式，思想认识迅速发生转变，对淮军推行西方军队的近代化武器的使用与战法。军事作为科学技术的一部分，以相当剧烈的方式展现科学技术的效用，改变人们对科学技术的认识。率领淮军初期作战的李鸿章就是这样，称得上已经从林则徐的“开眼看世界”转变为“开眼学世界”。
[1]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1.
[2]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年）：上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167.
[3]王兆春.中国火器史.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1:272.
[4]茅海建.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清军的装备与训练.近代史研究，1986（4）:16.
[5]王兆春.世界火器史.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7:395-396.
[6]关天培.筹海初集：卷一.清道光刊本影印//王有立.中华文史丛书之九十五.台北：华文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69:88-91.
[7]高华.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教训.战略与管理，1995（4）:3.
[8]关于太平军的活动范围，主要参考：太平天国革命形势略图（1851年—1865年）//郭毅生.太平天国历史地图集.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89:7-8。
[9]梁发.劝世良言.美国哈佛大学藏本//吴相湘.中国史学丛书.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5:1-10.
[10]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纲.北京：商务印书馆，1937:39.
[11]茅家琦.太平天国通史：上册.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178.
[12]张德坚.贼情汇纂：卷六伪宫室//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二十二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3:505.
[13]关于华尔洋枪队的历史，详见：罗尔纲.常胜军考略.近代史研究，1990（4）:29-34。
[14]《中兴将帅别传》卷三十亦为华尔、法尔第福、戈登等人立传，参见：朱孔彰.中兴将帅别传：卷三十//四部备要：第四十六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173-174。
[15]缪荃孙.续碑传集：卷七十//周骏富.清代传记丛刊：综录类四.台北：明文书局，1985:110.
[16]赵尔巽，等.清史稿：卷三百六十九：列传一百五十六.北京：中华书局，1977:11493-11494.
[17]林则徐全集编辑委员会.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卷.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4307-4308.
[18]文庆，等.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二//《续修四库全书》编纂委员会.续修四库全书：四一四：史部：纪事本末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34-38.
[19]林则徐全集编辑委员会.林则徐全集：第三册奏折卷.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222.
[20]以上六种文献，均可见于《林则徐全集》第十册译编卷。关于它们的概况介绍，亦参考于此。详见：林则徐全集编辑委员会.林则徐全集：第十册译编卷.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4773-4775。
[21]同[19]，171-172.
[22]林则徐全集编辑委员会.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卷.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221-222.
[23]来新夏.林则徐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298-302.
[24]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328.
[25]顾廷龙，戴逸.李鸿章全集：29：信函一.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75.
[26]顾廷龙，戴逸.李鸿章全集：29：信函一.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48.
[27]同[26]，71.
[28]同[26]，77.
[29]同[26]，83.
[30]同[26]，91.
[31]同[26]，98.
[32]同[26]，114.
[33]顾廷龙，戴逸.李鸿章全集：29：信函一.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77-86.
[34]同[33]，84.
[35]文庆，等.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二十五//《续修四库全书》编纂委员会.续修四库全书：四一九：史部：纪事本末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3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