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政治和国家的角色

需要强调的是，我已经说明的成功减轻贫穷的三个共同特征（例如包含增长的私有部门、公有部门系统和社会安全网），并不能解释它们是如何成功达到减轻贫穷的目的的。因为没有一个起作用的单一因素，这将会成为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未来争论的焦点。必须承认的是，虽然学者一直试图找到能够促使进步和阻止进步的单一因素，但是已有经验具有很大的差异性。我们清楚地认识到存在着广泛的差异性，例如根据已有的成功政治制度，具有自由公开的选举体系的国家和不具有这种体系的国家都能够促进增长和减轻贫穷。同样地，我们发现强有力地引领经济的国家可以促进增长和减轻贫穷，但是同时没有明显领导特征的国家取得了更多的成功，这一点突出表现在中国上。

总的来说，简单的诸如“选举”和“国家领导力”或者更普遍的说法如“国家对抗自由市场”或“自由选举对抗独裁制度”并不能够充分地解释经济增长和减轻贫穷。这不意味着政治和它的制度基础没有作用。一些学者如道格拉斯·诺思或者最近的达龙·阿西莫格鲁和詹姆斯·罗宾逊认为，因为规范和价值观念是政治和经济发展进程的推动力，所以经济增长和制度发展是重要的。在发展中的环境下，我倾向于思考究竟主流的规范、价值观念和它们的潜在承诺是否能够领导一个向前发展的社会。换言之，经济增长和减轻贫穷的进程与执政阶级为发展做出的基本承诺是紧密相连的。我们发现尽管有些政党对发展做出了稳健的承诺，但不是全世界的政治家都做出这种承诺。可以肯定的是，政治精英做出的基本承诺以及来源合法性的发展是东亚国家在现今发展中的一个普遍特征。

仅仅由政治精英做出发展承诺不同于他们有能力实现这个承诺。我们很容易就会认为应当由国家来保证实现这种承诺。但并不是每个国家都拥有这些能力，如果国家期望经济飞速发展，就未免有些天真了。在中国，国家能力的强大已经有很长的历史，因此对于过去35年领导人承诺过的关键性的进步和发展是可以实现的。在其他国家，这种国家能力并不存在。这不意味着国家不能取得发展进步。孟加拉国就是一个有趣的例子。实际上，孟加拉国的状况很糟糕，政治动荡，几乎没有有效交易。然而，它在减贫方面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包括在这个穆斯林占大多数人口的国家中，对女孩的教育和健康方面进行了巨大的改进。事实上，尽管孟加拉国的状况如此糟糕，但是它也通过经济增长和农村贫困的有效减少而获得了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孟加拉国是一个实行“自由放任”政策的成功案例，即国家允许私营部门至少在一个行业（服装和纺织）取得成功，这不仅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而且创造了就业机会，同时国家允许当地非政府部门［如孟加拉国农村发展委员会（BRAC），世界上最大的非政府组织］向农村地区提供服务，部分服务是由国外援助的，这也取得了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