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论 老子的政治哲学是否为愚民之策和权谋之术
老子的政治哲学很容易被视为一种愚民之策。例如，老子说：“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三章）“为腹不为目。”（十二章）“慧智出，有大伪。”（十八章）“绝圣弃智，民利百倍。……见素抱朴，少私寡欲。”（十九章）“绝学无忧。”（二十章）“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六十五章）八十章“小国寡民”篇是老子的理想国：“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在这个理想国里，即使有先进的机械也不用。让百姓怕死，不冒险，不远离家乡。即使有车船，也没必要乘坐。即使有铠甲兵器，也没机会使用。让人民回到远古结绳记事的时代。人民满足于他们的饮食、喜爱他们的服装、安于他们的居处、陶醉于他们的风俗。邻国间能相互看见，鸡狗之声能相互听见，百姓却老死不相往来。可见老子毫不掩饰自己反对知识、反对文化、反对制度，尤其反对智巧的态度，力图将人的社会性降到最低限度，只突出人的生物性。因此说老子的政治哲学中有愚民成分，并不为过。但老子所生活的时代战争频仍，人民痛苦，上下对立严重，统治面临崩溃，而种种“有为”的政治纲领，非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矛盾，反而使社会矛盾更加深化。按照老子用“无名之朴”强行将人“复归于婴儿”“复归于无极”“复归于朴”（二十八章）的社会改造计划，愚民之策无疑是一剂猛药，一种不得已的、极端的解决方式，目的在于用最直接、最快速的方式消除导致社会弊病的根本原因。老子并不是不知道智巧能给人带来方便和幸福，但他认为，对人类而言，智巧不是根本的拯救之道，当人的智巧和人类的文明成果使社会变得残酷，使朴质和真情丧失，使人类的基本生存受到威胁，聪明反被聪明误时，老子宁可回到桃花源中去。老子看穿了人心险恶，不可挽救，所以宁可要充满爱心的傻子，也不要充满机心的智者。这样去理解老子的意图，我们就不会为老子这位智者公然的反智行为感到奇怪了。我们不能因为他看似荒唐的愚民之策而否定他对于人类命运、对于合理政治格局及其运作方式的整体思考。同时，老子对智巧可能导致的人类危害以及人性异化保持高度的警惕，这也应该视为其政治哲学中最为精辟、最有魅力的内容之一。
在政治领域，老子的无为立场和反向思维很容易导向权谋之术。历史上，早就有人对老子的政治思维嗤之以鼻，甚至大加挞伐。例如，朱熹就说“老子所谓无为，便是全不事事”[1]，这表明朱熹并不理解“无为而无不为”的精神实质，或只能说这是朱熹的恶意贬低。朱熹又说：“老子心最毒，其所以不与人争者，乃所以深争之也……闲时他只是如此柔伏，遇着那刚强底人，它便是如此待你。”[2]“老氏之学最忍，它闲时似个虚无卑弱底人，莫教紧要处发出来，更教你枝梧不住。”[3]这是将老子看成了一个耍权术、玩诡计的阴谋家，这虽然与朱熹坚守儒家立场有关，但也属不应有的偏见和误解[4]，因为老子的无为姿态和反向思维是一种哲学观念和行动方式，它并没有规定使用者的道德立场和使用场合，所以不能将这种哲学观念和行动方式产生的负面结果归罪于老子。老子也并非没有道德感的冷血动物，只不过他对人类的同情之心和仁爱之心被遮盖于冷峻的面孔和严厉的口吻之下。如果他希望人类相互算计、尔虞我诈，乃至道德沦丧、走向毁灭，他就不可能创作《老子》以拯救人类了。如“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八十一章）所言，他在内心深处，希望追求的是既竞争又合作、既利己又不害人、既有所作为又谦卑容人的双赢局面，这比那种单一的道德取向和排他的行为方式更符合文明进步的潮流，更值得尊重。
总之，老子论“道”是为了论“人”，说“无”是为了说“有”，谈“一”是为了谈“多”，讲“虚”是为了讲“实”，谈“无名”是为了落实到“有名”，讲“无形”是为了引申到“有形”，阐发“柔弱”是为了战胜“刚强”，倡扬“无为”是为了达致“无不为”。老子不只是一个破坏者，更是一个建设者。老子的“道”论兼顾形而上和形而下、本体和现象两个世界。他不反对文明的建构和制度的确立，反对的只是文明和制度对人性的摧残和压抑，希望建立的是一个自然和谐、多元共生的社会，是每个生命都受到充分尊重，能够自由生长、发挥天性的社会。这就是其政治哲学能够永久保持魅力的原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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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黎靖德编：《朱子语类》，537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
[2]同上书，3266页。
[3]同上书，2987页。
[4]关于历史上对老子的种种误解，可参见陈鼓应：《误解的澄清》，见《老子注译及评介》，15～2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