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我的故事

在我上高二的最后一天，我被棒球棒击中面部。我的同学击球时用力过猛，棒球棒脱手，冲着我飞了过来，直接命中我的两眼之间。我甚至不记得我被击中的那一刻。

棒球棒砸中我时，直接把我的鼻子砸成了扭曲的“U”形。巨大的冲击力导致我的大脑软组织冲撞到颅骨上。我的大脑内部顿时肿胀起来。就在一刹那间，我的鼻子骨折了，颅骨多处骨折，眼眶也碎了。

当我睁开眼睛时，我看到人们盯着我，还看到有人跑过来帮忙。我低头一看，发现衣服上有红色的斑点。一个同学脱下他的衬衫递给我，让我用它堵住血流如注的鼻子。我当时只感到震惊和迷惘，并不知道自己受伤有多严重。

我的老师搂着我的肩膀，陪着我一起走向医务室，这段路可真够长的：穿过田野，走下山坡，终于回到了学校。一路上接连不断地会有人过来扶我，防止我摔倒。我们不急不慌，慢慢朝前走。没有人意识到此时此刻每一分钟都性命攸关。

我们到医务室后，里面的护士问了我一连串问题。

“今年是哪一年？”

“1998年。”我答道。实际上是2002年。

“美国总统是谁？”

“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我说。正确答案是乔治·W.布什（George W.Bush）。

“你妈妈叫什么？”

“啊，呣……”我卡住了。10秒钟过去了。

“帕蒂。”我漫不经心地说，全然忘记了自己花了10秒钟才想起母亲的名字。

这是我记得的最后一个问题。我的大脑迅速肿胀起来，身体再也支撑不下去了，在救护车到来之前我便失去了知觉。几分钟后，我被抬出学校，送往当地医院。

刚到医院不久，我的身体各部分功能开始衰竭了。我只能勉强维持一些基本功能，如吞咽和呼吸。当天首次癫痫发作，随后我完全停止了呼吸。在医生忙着给我输氧的同时，他们认定当地医院缺乏适当的设备来处理我的状况，于是叫了急救直升机把我送到辛辛那提一家更大的医院。

我被推出急诊室，奔向街对面的直升机场。担架车在崎岖不平的人行道上嘎嘎作响，一个护士推着我，另一个护士给我手动输氧。我的母亲在几分钟前才赶到医院，她爬上直升机，守护在我身边。在整段航程中，我始终昏迷不醒，无法自主呼吸，她在飞机上一直握着我的手。

当我和母亲一起乘坐直升机时，我父亲回家去照看我的弟弟和妹妹，并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他们。他强忍着眼泪向我妹妹解释说，他无法参加那天晚上举办的她的八年级毕业典礼了。他把我的弟弟妹妹托付给亲友后，就开车去辛辛那提与我母亲会合。

当我和妈妈乘坐的直升机降落在医院的屋顶上时，一个由近二十名医生和护士组成的团队迅速冲向直升机停机坪，紧接着把我推进了创伤病房。此时此刻，我的大脑已经严重肿胀，并导致我多次外伤性癫痫发作。我的骨折需要修复，但我的身体状况不允许我立即接受手术。在又一次癫痫发作后——当天第三次发作——我被置于诱导性昏迷状态，并用上了呼吸机。

我父母对这家医院并不陌生。十年前，他们就曾来过这栋楼的一层——当时年仅3岁的妹妹被诊断出患有白血病。那时我5岁，我弟弟只有6个月大。经过两年半的化疗、脊椎穿刺和骨髓活检后，我的小妹妹终于从医院里走了出来，开心、健康，癌症也消失了。如今，在过了十年的正常生活之后，我的父母再次踏入了同一个地方，只不过这次是为了另一个孩子。

在我陷入昏迷期间，医院派了一名牧师和一名社工来安慰我的父母。十年前他们发现我妹妹患了癌症的那天晚上，被派来安慰他们的正是这名牧师。

白天过去了，夜晚降临，我就靠着各式各样的设备存活着。我父母躺在医院提供的床垫上，睡得很不踏实——刚刚困得不行打了个盹儿，一下子又会惊醒，忧心如焚，想睡都睡不着。我母亲事后对我说：“那天晚上是我这辈子最难熬的一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