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硬骨头音乐家”

“硬骨头音乐家”是人们送给贺绿汀先生的赞誉之一，借此称赞其在“文革”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敢于坚持真理，不屈服、不妥协、正直果敢的精神。然而，这里我们要谈的，不仅是那个时期的“精神写照”，实质上，这种“硬”的精神和气质，已融入贺绿汀的一生之中，并通过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他既是“硬骨头”，又敢于啃“硬骨头”，是“中国乐坛不倒的旗帜”。

多位熟悉贺绿汀先生的学者和他身边的人，曾经多次不吝惜自己的笔触，用一段对话记录下贺绿汀的“硬气”：

“1968年3月13日，强烈的灯光，照得人睁不开眼睛。贺绿汀昂着头，挺着遍体鳞伤的身子傲然站立在电视摄影机前。

在‘打倒音乐界反共老手贺绿汀’的狂吠声中，造反派恶狠狠地递过话筒，喝令道：‘贺绿汀，你必须向全市和全国人民交代你的反党反人民的滔天罪行！’

贺绿汀接过话筒，一字一顿地说：‘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我没有什么罪行，有罪的是你们这些所谓的造反派！’

造反派慌忙夺过话筒，厉声道：‘你还狡辩，你没有罪行，我问你，你为什么早在1963年就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你老实交代！’

贺绿汀接过话筒，蔑视地一笑：‘姚文元当时根本不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而且，他也不可能任何事情都对，姚文元的文章和我的文章俱在，到底谁是谁非，可让全国人民公断！’

造反派理屈词穷，只得改变进攻方向：‘贺绿汀，你老实交代，你是不是说过，过去我挨过日本鬼子的打，后来又挨过国民党的打，现在又在挨红卫兵的打！’

贺绿汀看了对方一眼，点了点头：‘说过！’

造反派抓住了‘把柄’:‘你这是在往自己脸上贴金，往红卫兵脸上抹黑！’

贺绿汀卷起衣袖：‘这还有假？你看，我过去是挨过日本鬼子和国民党的打，现在是在挨红卫兵的打嘛！刚才开会前，红卫兵还在用皮鞭打我。’

电视摄影机前一片哗然！造反派连连后退。

稳了稳神，造反派仍不甘心，接着问道：‘贺绿汀，你是不是说过，我是不会屈服的！’

贺绿汀：说过(提高声音)! ‘文革’一开始，我就经常说这句话！

造反派(晃了晃拳头)：贺绿汀，你这样顽抗到底，只有死路一条！

贺绿汀：死何足惜，但在死之前，我有两个要求：第一，我要完成我的7首管弦乐小品；第二，我要澄清全部事实，把你们强加在我身上的一切莫须有的罪名全部驳掉！”

这是一段发生在“文革”期间“打倒贺绿汀电视大会”中的真实对话。每看到此处，笔者都会为贺老的处境担忧和心痛，为他那掷地有声的气魄所震撼和感动。不宁唯是，透过言语我们能够真切地感受到先生极具“硬骨头”气魄的伟岸，以及“一身正气、内外兼修”的精神世界。

如何理解“一身正气、内外兼修”？我们可以用以下三个词汇来概括：精神硬、品格硬、气质硬。《现代汉语词典》中这样解释精神、品格和气质：精神是指人的意识、思维活动和一般心理状态；品格，即品性、品行；气质，即风格、气度。而对“硬”有以下三种解释：一是(性格)刚强、(意志)坚定；二是坚决或执拗地(做某事)；三是(能力)强、(质量)好。“精神”“品格气质”与“硬”，看似不甚明白，但当我们回顾贺绿汀生平的时候，我们猛然发现，在他的身上这几个词汇不仅实现了完美的契合，而且表达了他的人文价值中最为深刻的内在气质和他对音乐事业所充满的丰沛感情。

贺绿汀出生的地方地处湖南的偏远山区，经济落后，文化萧条。但是，良好的家庭氛围使他接触到音乐，并在他心中播下了热爱音乐的种子。他曾这样描述自己童年时弹琴的情景：“我发现那东西太有趣了，按下去就会发出动听的声音。我很快爱上了它，而且爱得入了迷，一有空就去弹。那种伏在琴上专心致志的样子，现在想来，大概有点像饥饿的人见了食物一样。”这种兴趣扎根于他心中的那一刻，就立即点燃了他对音乐的梦想，在客观条件极为简陋和落后的情况下，音乐已融入他对艺术追求的生命里，这是一种精神层面的、别无他念的钟爱。贺绿汀小时候受过一定的教育，他经常寻找各种时机学习与音乐相关的知识，这使他自然而然地与钢琴、小提琴、琵琶等乐器结缘。童年时代贺绿汀确如自己所说，渴求知识，着迷音乐。1921—1930年，他做过音乐教师并编写教材。1927年，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在上海成立，他萌生进入更高的音乐殿堂的梦想。从梦想开始的那一刻，贺绿汀注定有不平凡的人生之旅，为了考入上海国立音专，贺绿汀在自己租下的简易房间里忘我地学习，逐步学习乐理、和声，钢琴和小提琴演奏……贺绿汀硬是凭着敢啃敢嚼“硬骨头”的学习态度，以优异的成绩于1931年考入上海音专，更为幸运的是，担任他专业教师的是我国现代著名的音乐教育家黄自先生。贺绿汀的音乐杰作《牧童短笛》一直为大家所熟知并称道，然而在贺绿汀从事音乐工作之初，除了成名曲《牧童短笛》是其苦心孤诣的作品之外，他还有一个“特殊”的音乐创作并未为世人所关注，而正是这“特殊”的音乐创作，不仅为后来的音乐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参考，也为后人记录下了贺绿汀在音乐创作上的“硬骨头精神”，这个“特殊”的音乐创作就是其对普劳特的《和声学理论与实用》所做的翻译工作。黄自先生回国后，意识到中国新音乐仅处于一种发展的状态，但是从专业音乐教育而言，他所要培养的中国现代专业的音乐人才队伍必须要搞清楚西方音乐作曲中的一些根本问题，黄自带回的这部《和声学理论与实用》对于当时国立音专的学生学习西方音乐与作曲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可对于完全没有英语基础的贺绿汀来说，翻译这样大部头的音乐专业著作，在常人看来无异于痴人说梦。然而贺绿汀不这样认为，在他看来，这部著作对于中国青年人学习音乐有着非常重要的教益，是不可多得的好教材，应当使其为更多的中国人所应用。凭着这一坚定的信念，他废寝忘食、字斟句酌，硬是在边学习英语边尝试翻译的情况下一字一句地完成通篇著作的翻译，并得到了音乐家黄自先生的肯定与好评。这种常人少有的胆识和气魄，促使贺绿汀创作的完成，也注定了他的伟大。这是第一部把欧洲近代和声理论完整系统地引进中国的教材，并被商务印书馆列为世界名著的重点书目出版。贺绿汀在报考国立音专的时候，客观环境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平坦大道，国立音专也并不是具有成熟建制的艺术学校，可他早年经历的湖南农民运动和广州起义，锻造了他具有革命气质的精神内涵，时代性给予他灯下更多的思考，可以说在全国各地的革命斗争中他不断丰富了自己的艺术思想，潜在的启蒙思潮影响着他的音乐见解，这所有的一切都构筑了他不平凡的音乐之路，包括后来的作品与理论文章都渗透着某种鲜明的“新思想”的见地，同时他又加入中国新音乐萌芽创作的队伍中，对于一个与中国新音乐同时诞生并共同发展的音乐家来说，贺绿汀的足迹和思想与中国现代历史保持同一性。

贺绿汀与生俱来就是具有“硬气”性格的人，这或许是一种价值观的体现，或许是他把音乐事业看得与生命一样重要的体现，在他坚持和恪守的信念中，真理的一方永远是指向正义的。著名音乐教育家李凌曾回忆1939年他们在重庆浮图关音干班相见的场景，贺绿汀说：“这个鬼地方(指音干班)，讨厌死了，一切都被一些不学无术的官僚把持，像个集中营，动不动就把学生关禁闭，哪里像所学校呢？”李凌说：“当时音干班的总校长是蒋介石，但他一点也没有忌讳，什么‘讨厌’的话他都说了。”但是，贺绿汀对当时的鲁艺音乐系则给予了极大的关切。李凌曾对贺绿汀的性情做过中肯的评价：“我感到他最显著的优点就是，认定一个真理，就坚定地往前走，不动摇、不后悔。对于他认为不对的东西，敢于提出自己的独立见解。不管有多少波折，他总是倔强地战斗下去。”

在抗战第一线，很多音乐家不顾个人安危深入群众和革命的队伍中，一方面为前线的文艺工作做了积极的贡献，另一方面也在革命的号召下，不断进行音乐研究，很多人都如贺绿汀一样，不畏艰难地操持着他们所热爱的音乐，并把它当作伟大的事业，与向往新中国成立一样，充盈着全部的希望和必胜的信念。1947年，指挥家李德伦在晋冀鲁豫太行山地区与贺绿汀相遇，当时正在开展“三查整风”运动，李德伦说：“在这种政治压力下，每个人都做自我检查，有的甚至痛哭流涕。贺绿汀对此怎么也想不通：‘你说我有地主思想，我哪有地主思想？我参加湖南农民运动，早就是搞农民协会的。'”贺绿汀又对李德伦说：“在湖南农民运动之后，我还参加过广州起义和海陆丰的革命活动，到上海后，虽然失去了联系，但是写了很多东西，都是革命的嘛。”李德伦回忆说：“他把当时的歌词、诗拿给我看，我感到贺绿汀真不简单，对‘左’的东西就是敢于顶牛。”李德伦任当时的中央管弦乐团总指挥，负责全部的演出，在延安地区，面临战争、土地改革、阶级斗争和“三查整风”的客观环境下，李德伦曾想让年轻人多一点时间搞专业，集中精力学东西，对此贺绿汀说：“不能完全这么看，我们应该看到面前的现实情况。”这也让李德伦终于明白为什么贺绿汀不做检查，贺绿汀的心中时刻持有一份革命的爱国主义情怀，他把国家胜利和民族解放放到至高的位置，并一直在实际的革命工作中践行。李德伦回忆说：“当时对他，我只有一点不大理解，那就是在‘三查整风’运动中，每个人都检查了自己的思想，而唯独贺绿汀坚决不检查，我觉得这未免太过分了，难道他自己没有一点儿错误吗？怎么一点儿也不检查，却说他怎么革命呢？其实，这正是他的可贵之处，对了就对了，错了就错了，绝不含糊。不像后来很多政治运动中的‘油子’，不论碰上什么事情，不管对不对，都先检查，只求过得关去。他可不是这样，而是坚持真理。”

艺术家要有气度、有性格，在艺术创作的过程中要有创造力，要敢于坚持自己的想法。贺绿汀就是这样一位有着独特风格的艺术家。在20世纪60年代那场轰轰烈烈的所谓关于“德彪西问题”的讨论中，他当时的言行体现出一位“卓然大家”的直言无畏、维护真理的精神气度和独特性格。一个人总是要活在时代中的，活在现实里的，除了要满足生活的基本需求，还要实现自我的人生理想与价值。音乐家们用心灵和情感去创作伟大的音乐作品，去构建人们的精神家园，用音乐去记录历史，让音乐在历史中记录文明，这是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任何时代的音乐爱好者共同的追求，可当时代不能孕育一片滋养文艺的土壤时，这对艺术家们而言无疑是一种痛苦，再加上时代的特殊性，文艺、文化、社会思潮以及不稳定的各种偶然事件发生碰撞时，一个音乐家的社会地位似乎显得极为薄弱。在“有组织、有预谋”的颠覆预演开始时，贺绿汀成了所谓的“一个自己跳出来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贺绿汀还是站出来说话了，并且对姚文元、居思理、郑焰如等都做出了客观的分析和评判。不了解那段历史的人们往往会误认为是一种激烈的“文字战斗”或“人身攻击”。但透过资料和一些当事人的回忆录能够发现，贺老是从一名音乐教育家的角度来提出问题的，始终围绕音乐的具体问题做具体分析。他的态度是鲜明的，他担忧当时的情势将误导音乐事业的发展；他的方法是客观的，所有话题内容都在纠正和解析；他的意见甚至是中肯且不带有主观色彩的。贺绿汀说：“我们知道，姚文元是有影响力的批评家，我虽然对他的文章读得不多，但对他的批评文章是有定评的。我认为批评家最好有广博的知识，从这篇文章中可以看出姚文元对1900年前后欧洲资产阶级社会的艺术活动情况并不熟悉，对印象派音乐与绘画到底是什么恐怕也不见得完全清楚，如果自己对某个问题不是很熟悉，最好要谨慎小心，多下一点功夫研究，实事求是。不能‘好读书不求甚解’，更不能‘望文生义’。因为批评是起指导作用的，所以必须在允许的范围内力求正确。”此外，在当时争论的一些文章中，由“德彪西”引出了“西方音乐”和“民族音乐”如何兼容的实质性问题，对于贺老来说，他作为专业的音乐家，无论是学生时代的专业训练还是后期创作，已经具备成熟的音乐价值观，这种价值观是建立在中国新音乐的发展之上的，他曾在自己的文章中多次表明观点，他的作品也体现着中国新音乐人的追求，音乐的形态最终要回归音乐本身，是指向审美的、愉悦心灵的，在通往美的路途中，不存在教条主义的概念。还有一些文章对当时的“要把外国音乐学深学透，然后才能谈到真正的民族化”的说法持否定态度，贺绿汀认为不能笼统而言。他说：“学深学透，假若理解为把外国几百年来的有名作曲家的每一个作品都要看过，甚至背下来，当然不一定好。但若理解为要对各个时代作曲家的主要精神和特点做深入的分析和研究，就完全是对的。因为这样可以大大丰富我们的想象力和表现手法……西洋音乐有几百年的传统，拿过来，对发展我们自己民族的音乐也有好处，为什么不去好好学习和研究人家呢？……真正把别人的东西研究透了，掌握了，再加上我们丰厚的民族音乐，就一定会出现优秀的具有民族特色的作品，越是具有这样特色的作品，越有国际性。”了解那段历史的人们都清楚，虽然贺绿汀在做积极的努力，但他个人的力量薄弱，对姚文元的批评最后还是成为一场灾难的开始。

虽然历史没有假如可言，但行文至此，笔者可以做另外一种想象，姚文元卖弄自己的“阶级嗅觉”，难道贺绿汀就没有“嗅到”什么吗？据他自己所述：“我在6月25日的《文汇报》上发表短文劝他写文章要谨慎小心，不能‘好读书不求甚解，望文生义’，因此冒犯了这位‘权威批评家’。他的后台说：‘贺绿汀自己跳出来了，很好，在报上狠狠地批判！’于是让手下人强迫音乐界写御用文章向我围攻。”

文汇报记者曾记录了那段时间贺绿汀的谈话记录，从字里行间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真实想法和处境：“学术研究一定要经过充分的调查研究，摆事实，讲道理，才能服人……音乐创作一定要老老实实，一定要下功夫研究，要花好多年的时间，一步步走，把基础打得扎扎实实才行；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都是要伤元气的。……他本来还打算写点文章参加讨论，但感到现在形势越来越不好，已经不像个学术讨论，而有些像‘反胡风’了。因此他不想再写什么文章，也不想卷进这个旋涡里去，浪费宝贵的时间。他说，最近他已请准了两年创作假，打算好好写点东西，看看书。”

但是，开弓没有回头箭。在被众多不利因素迅速包围的情形下，贺绿汀已然看穿“四人帮”的企图，当他在《文汇报》发表文章《对批评家提出的要求》之后，被彻底扣上“音乐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帽子，于是上演了一场颠倒是非的“讨论”……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当再回首这些令人气愤的片段时，笔者哀怜那个时代以及时代中的人，哀怜贺绿汀的处境以及他所有的遭遇。他是一位音乐教育家，是新中国音乐建设的工作者。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中，贺绿汀彰显了人性的伟大及其“硬骨头”的精神。他能够察觉自己被姚文元等人“围攻”的处境，但依然对他们的爪牙势力不屈不服。客观地讲，对于一名经历过革命和抗日战争的共产党员来说，贺绿汀是无畏死亡的，从音乐家、音乐教育家的身份来讲，贺绿汀是最有发言权的。事实上，在这场轰轰烈烈的“讨论”中，贺绿汀从音乐专业的角度字字珠玑的反驳中，起到了反抗反革命势力的作用。贺绿汀只是本着学术讨论的观点去写文章，以此纠正姚文元等人的错误评论，但是他无论如何都想不到自己会被卷入一个复杂的处境；他只想本着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点，用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看待当时大家并不熟悉的西方作曲家，是出于对音乐事业发展的忧虑和担心，但他更不会意识到对真理的坚持、对音乐批评的正名、对自己热爱的音乐的操守以及直言不讳的性格，会给自己带来近10年的噩运。

翻开《贺绿汀全集》第六卷，当指尖滑至书本的最后部分，触碰到的是一段沉甸甸的历史——《“文革”期间狱中和“四人帮”斗争的书面材料》，也就是所谓的“80万字翻案书”的一部分。这份材料是从贺绿汀“文革”期间94份书面材料中摘选出来的。这当中既有贺绿汀对“两次电视斗争的透视”、学习九届二中全会公报的汇报和对1970年三次斗争会的看法和分析等内容，也有对强加给他的所谓的罪名的逐条批驳和反击。今天，我们虽不能一窥“80万字翻案书”之全貌，但透过节选材料笔者仍体会和感受到，这不是“翻案书”，也不是“悔过书”，更不是“认罪书”，这是一位有良知和良心的艺术家的精神写照。一位著名的音乐家，没有用自己手中的笔写下近百万字的理论文章和曲谱，却被禁闭狱中写下了所谓的“翻案书”，对于中国音乐事业来说，这是那个特殊时代的悲凉，“文革”使很多处于那个时代的文人、艺人遭受到无法隐忍的苦痛。对于从事音乐艺术的、用精神和情感去说话的他们，恰恰遭受到的是精神上的摧残，这种摧残意味着毁灭。没有人会看到浩劫何时散去，黎明的曙光何时升起，希望艺术重生的念头很容易消逝在历史长河中，贺老经历了心痛与无奈，但能支撑他完成80万字的自述与反驳的就是这种“硬骨头”的不屈服精神，而能造就这把“硬骨头”的，正是他对于党、国家和民族的无限忠诚，以及对于音乐事业的无限热爱和对邪恶势力的极度藐视。

“我到底是不是1927年包庇土豪劣绅，反对湖南农民运动的所谓‘反共老手’呢？南京狱中，我到底是不是叛徒呢？我到底是不是‘死心塌地替蒋介石服务的国民党反动派的余孽’呢？我到底是不是‘一贯反对三面红旗’呢？……这里我要做总的分析……”“你们还有一张顶硬的王牌，说我是三十年代以《牧童短笛》替国民党反动派歌舞升平，今天又以《荒村夜笛》来咒骂新社会。这张王牌可算是威力无比了，如果还不服罪，那真是花岗石脑袋了。很可惜，这又是典型的唯心论，它经不起事实的检验。《牧童短笛》不过是描写牧童在大自然中愉快的片段生活，除了歌颂牧童本身以外不歌颂任何人。这好像农民豪放的山歌、耨秧歌不是歌颂封建社会而是歌颂他们自己的劳动一样……《牧童短笛》在解放以后比解放以前流行得更广泛，难道能说还在歌颂反动派吗？《荒村夜笛》是名副其实地暴露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农村的荒凉景象……关于这些曲子我已写了专门的解释，你们这张顶硬顶硬的王牌也不得不彻底破产！”上述话语只是贺绿汀所撰写的“80万字翻案书”中的一小部分，但从字里行间，我们能够体会到作为“硬骨头音乐家”的贺绿汀，“一身正气”贯穿始终，有如“文章之骨”，脊正梁直，摧不弯、击不垮，使“四人帮”的所谓“爪牙”们无从下手；意志坚定毫不动摇，有如“文章之魂”，引领着斗争的方向，义正言辞，论据充分，步步为营，使“跳梁小丑”不敢与之过招；性格刚强无所畏惧，有如“文章之血”，在坚守自己理想信条的同时敢于硬碰硬，与“四人帮”的爪牙进行有理有节的“斗争”。因此可以说，这是贺绿汀“硬骨头音乐家”称谓最直接的体现，也是不枉这一称谓的依据。众所周知，正是因为贺绿汀在“文革”期间的表现，才有了“硬骨头音乐家”这一当之无愧的称号，而“一身正气、性格刚强、意志坚定”也就自然而然成为这一称谓的核心所在。

回顾贺老的一生，他这种“硬骨头”精神的外在指向体现的是忠于党和国家，以及人民的音乐教育事业，其实内在的核心是他的人文价值的写照，那就是坚持真理，这形成于他的价值观的最初确立，或者说是出于多种客观原因的造就和影响，才使贺绿汀具有不可替代性，贺绿汀所产生的影响又形成历史角色中的不可估量性。早期的贺绿汀是出于对音乐的热爱而走上音乐创作之路，受黄自的影响以及社会思潮的启蒙，他产生了更多关于音乐的思考，音乐作品自然成为社会的必需品，“在救亡运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革命历史时期，对于中国人民所起的鼓舞动员作用，更是难以估量的。”回望世界历史，战乱时期的艺术从来都是空前繁荣的，大大地刺激了艺术家们去抒发内在情感的尺度，不仅体现了当时人们对于革命的热情或生活的基本写实，最为重要的是艺术家们在自己不可替代的意向性世界中，构筑音乐作品的唯一性。这种独特的汇聚，不仅奏响了时代的主旋律，也真实地记录了历史，每一个作品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并运载着对故事的无限情愫，艺术家们的贡献就是用自己独特个性使然的作品，艺术化地概括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