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分析的”儒学：新理学的理论启示

我们会问，如此分析化、逻辑化的新理学“抽空”了传统儒学中诸多实质性的内核，还能称其为儒学吗？为避免任何可能的“独断”倾向，新理学不再肯定天地之德、宇宙道德，不承认万理一理的太极，也不多谈本体意义上的本心良知。不过，新理学的根本精神仍是道德精神。新理学提出“社会道德”的立场，依此道德来规定人性，认为决定人生境界高低取决于对“人性”有无觉解，以及觉解的充分程度，有觉解即进入道德境界，无觉解即在功利境界以下；如果进一步将此“道德性”扩展到天地之间，即是天地境界。如果用对道德人性“正解”的线索来看，这四层境界的递进秩序就是：无解－非正解－正解－大正解。新理学在此给我们的启示是，我们不一定是从天地之间获得道德的本原，我们正是在人间的社会生活中发现道德，充实道德，然后向天地间推开去。

对社会性的强调是新理学人生论、道德论的要点，我们再看冯友兰对佛、道的批评：

道家之圣人，及上章所说宗教中之圣人，不能有用于社会。凡人没有能离开社会者，即令遁迹深山，自耕自食，亦不能说是离开社会。和尚之出家，亦只是出“家”，只是离开社会中之一种组织，而不是离开社会。如真无社会，则虽有山而不能有人，有地亦不能耕，更亦无庙可住。道家及佛家之圣人，不能离开社会而又不能有用于社会；如人人俱如此，则即无社会，所以此是行不通亦说不通底。宋明道学家说二氏中人自私，正是就此点说。

新理学的根本精神是儒家的。

新理学在某种精神和方法上也是分析的，“分析”在新理学中的实际应用主要体现在三个层次上：

1．作为形上立场的分析。形上学不再“非法”提供实际的知识，而只能作形式的释义、逻辑的分析。这种分析精神的背后是严格知识的态度，是理性的态度，是对任何可能的独断的批判态度。

2．作为建立形式系统的分析。这是作为建立理论系统的逻辑手段或技术，诸如概念界定、概念分析、逻辑论证、逻辑一致等等，它基本上是与“内容”无实质关联的形式化技术。这是作为逻辑技术的分析。

3．作为释义（呈现蕴涵）的分析。新理学的“分析化”与其说是演绎的、同意反复的，不如说是非建构的、非独断的，或是描述的、呈现的、解释的，这是一种试图不作“本体论承诺”（不直接肯定主词的存在）的描述的、呈现的释义，或者就是纯粹的概念分析。新理学反复强调的理智的释义、形式的释义相当一部分正是此种释义，于此，新理学已颇得分析哲学的真意。

新理学的主知特色和分析精神对中国哲学的发展至少有如下启示：

突出哲学的概念自觉，把知识的精神和方法引入哲学。对哲学是不是知识（对何谓知识有歧义）可能有歧义，对于哲学必须提出概念、命题，成立道理应该没有歧义。这是哲学的概念自觉或语言自觉，那么既然是一种概念的思维就有相应的概念思维的逻辑。对概念思维、知识方法的自觉，以及知识论的系统建立是哲学发展过程的一个重要环节，这个环节不充分发展出来，哲学的充分展开是不可想象的。新理学虽没有着力建立一个知识论系统，但它强调哲学的知识特性，注重知识的地位，以及充分运用逻辑分析的方法来建立一个形式化的命题系统。从这个角度说，新理学在中国哲学史的整个发展历程中，是一个重要的开端。

方法意识的自觉和运用。方法不是理论本身，而是对理论的起点、过程、方式、目的的了解。方法意识是一种特殊的反思性的意识。新理学是方法意识的典范，新理学不断反省、讨论自身建立的方法，《新理学》并不直接给出结论，而是用相当的篇幅介绍什么是哲学的方法，什么是新理学的方法。《新原道》《新知言》可谓两部反省新理学方法的专著。方法意识是哲学意识的某种体现。

走出独断的神秘立场。新理学要走出“独断”的道德形上学，要廓清传统“神秘主义”立场，要在充分理性的基础之上，建立道德的和生命的价值。新理学并不一味反对神秘主义，而是主张理性主义之后的神秘主义。新理学津津乐道的“负的方法”更是吸收了传统哲学悬搁独断的重要方法。新理学的逻辑线索是先有正的逻辑分析，分析至极而自知不可分析、不可思议言说，乃有“负方法”的思议言说，直至沉默。

用人的社会性来解释道德之源，对于避免独断的道德形上学的立场也是一个重要的理论方向。这里涉及 “学”与“教”的重要区别，“学”在于尽可能呈现客观世界、可能世界，“教”在于确定某一种具体的价值立场；“学”在于无我、知我，在于客观化；“教”在确立信念，自我建立；“学”重对话、商量、相互批评，“教”重教化、感化、劝说等等。从理性整全发展的角度说，“学”应是“教”的基础。在很大程度上，我们缺少的并不是“教”，而是“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