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哲学与新儒学:纪念冯友兰先生诞辰120周年暨冯友兰学术思想研讨会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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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从具体思想到精神遗产——冯友兰到底留下了什么?

冯友兰是标准的学问中人,汇通中西方哲学思想,他建立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典范,时至今日仍有巨大影响。或许如《断裂中的传统》中所言,以冯友兰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哲学意义淡化,但是他们具有思想史的重要意义。作冯氏哲学研究的学者多聚焦在“三史”“六书”或先生的生平经历上,他的社会经历可以看到百年社会生活的跌宕起伏,及哲学家的个体命运。研读冯友兰的著作和各位学者的研究,不禁会问这样的问题:我们的哲学建构如何面对传统资源?冯友兰最后真正留给我们的又是什么?可能不是“三史”,也可能不是“贞元六书”,超越“三史”的哲学史、思想史书写的不乏其人,超越“六书”哲学建构的亦确有之,单就中国哲学史中独立人物研究的学者也都超越了冯友兰,那么,冯友兰还留给了我们什么?

首先,哲学的建构必须面临这个时代最前沿的哲学问题和哲学意识。冯友兰做到了这一点。早年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求学经历让他较早的接触到分析哲学、新实在论等观点,他看到了新实在论中的某些观点与程朱理学中的一些论述有切合处,他便运用逻辑分析的方法改造程朱理学,因此冯友兰在构建自己“新理学”的思想体系的过程中融合了当时西方前沿的学术思想,他的思想体系也是以中体西用的方式建立起来的。冯友兰在《新原道》中将新理学定义为“接着中国哲学的各方面的最好底传统而又经过现代的逻辑学对形而上学的批评,以成立底形上学”。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5卷,126页,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新实在论的一个重要论述就是哲学与科学无差别,哲学可以归为科学,通过严密的逻辑分析就可以处理和解决哲学的问题。冯友兰则不同意这种观点,他提出两者之间的差异是性质与学科差异的问题。所以他的哲学建构,是从当时最流行的分析哲学、新实在论等观点出发,通过对别人遗留问题的理性思考来构建自己的哲学体系。

其次,中国人的哲学建构需要和中国人自身的思想传统保持某种关联。这个关联冯友兰说的是,不是“照着讲”而是“接着讲”。当然也有学者表示其“自己讲”,不论怎样,“接着讲”就是用现在的问题调动起传统的思想资源。冯友兰本人并未对这对范畴做过于详细的论述,之所以会作为方法论被广泛传播,得益于当今学界的诸多冯学研究者。《南渡集》中专有一篇《论民族哲学》,冯友兰提到“哲学总是接着某民族的哲学史讲底,总是要用某民族的言语说底”。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5卷,279页,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某民族底哲学家,就其是哲学家说,他接着任何哲学史讲,用什么言语说,是没有关系底。但就其是某民族的哲学家说,他必须接着他的民族的哲学史,讲他的哲学。”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5卷,280页,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因此,从华夏民族的文化角度出发,冯友兰选择接着程朱理学讲,通过对中国传统思想的解读来构建自己的哲学体系。

再次,哲学的建构一定要放在中西思想交汇的谱系中去把握。冯友兰曾把自己学术生涯总结为“以哲学史为中心的东西文化问题”。他在哥伦比亚大学提交的论文《天人损益论》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观点。他意在向国人介绍西方哲学思想,却也机缘的将中国文化送入西方社会。此后,冯友兰致力于中国哲学研究,在中西文化交汇的大背景下,会通中西,扬各家之所长,建立起了独树一帜的“新理学”思想体系。他在《新事论》中就将现代化与文化问题联系起来,在中西思想相互区别和交汇的谱系中找寻中国文化的未来发展方向。当然,他的“新理学”思想体系的建构虽然融合中西方的思想资源,但是他更多的是强调一种对中国文化的民族性的弘扬和保存。

在冯友兰的思想中理、道、势、事是十分重要的概念,因为它们表明了现代的实在性基础,同时它们又表明了两层关系,冯友兰的哲学强调在其中,经验的内容在其中,而逻辑的内容又在其先,因此,冯氏哲学之所以有意义,不仅在其中,还在其先。因为如果丧失了在其先,就会在其中以气当理、以气当道,只有强调在其中的先验性,才会保证思想的自由。因此,冯友兰一生的哲学就是在其之间,如何拿捏其中的方寸和尺度正是他所留给我们的精神实质,落实到实处便是“极高明道中庸”的思想。

最后,我们还想补充的是冯友兰不仅是一位哲学研究者,更是一位哲学教育家,他将哲学教育放入气和势的问题中谈。哲学教育可以看作是所有的气,外在一切的存在都是气化存在,由它所显现出来的驱动性的、惯性的内容就是势,而其本身就有理和道。哲学教育就是不让这个理和道仅仅以自然的方式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以自觉的方式存在,用冯友兰的话说是以“觉解”的方式存在,如果没有“觉解”的方式存在,这个人就只存在于自然境界中。“觉解”的存在是清楚气和势所依赖究竟为何理,因此使气和势全然是理和道,这就是道理和气势合一。相反,如果气和势中存有杂质,它就不全然是道,所以哲学教育的方式不仅仅是传承知识,更重要的是人格培养、境界提升等等。他在1948年著文《论大学教育》,明确指出:“大学教育除了给人一专知识外,还养成一个清楚的脑子,热烈的心,这样他对社会才可以了解,判断,对已往现在所有的价值的东西才可以欣赏。”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14卷,162页,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中庸》开篇言“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人类历史上的核心思想和精神是极高明,而通过教育的方式落实下来谓之道中庸,因此极高明道中庸便是教育最核心的内容。由此可见,冯友兰的教育理念并非刻板的传授知识,而内在有精神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