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为清华大学的“学术独立”而沉思

在争取中国大学特别是清华大学的“学术独立”的过程中，冯友兰先生十分注重借鉴欧美大学的办学理念和经验，并结合中国的国情与实际，探寻中国办大学的思想基础。从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在风云变幻、百废待兴的历史时期，冯先生以其特有的文化自觉和学术自觉，撰写多篇文章，阐述中国大学“学术独立”的思想以及“大大学”“学术独立”“教授治校”“自由民主”等现代大学理念。即使在20世纪50年代及以后屡屡遭受批判并被迫作自我批判的严酷情势下，他还是敢于挺身而出，大胆而又积极地阐扬“为学术而学术”的“学术独立”的思想与精神。冯先生这种曲折地追求真理、捍卫真理的精神，获得了他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乃至今天的知识分子的敬仰与感佩。

冯友兰先生早在任职中州大学期间，就于1925年4月在《现代评论》上发表了《怎样办现在的中国大学》一文。在这篇文章中，冯友兰先生特别强调了“学术独立”的意义。他指出，目前中国办大学所面临的现实情况是：“（一）中国现在须充分地输入学术，并彻底地整理旧东西；（二）中国现在须力求学术上的独立；（三）中国现在出版界可怜异常，有许多人想看书而无书可看；（四）中国现在对西洋学术有较深研究的人甚少；（五）中国现在更无人在世界学术界中可称为‘大师’。”因此，冯先生认为，要办好中国的大学，应先设像样的本科、研究部和编辑部。具体说就是：要以请中国人做教员为原则，且所请教员“要有继续研究他所学之学问之兴趣与能力”“大学要给他继续研究他所学之学问之机会”；设研究部，使教员既教学又研究；设编辑部，使教员既教学又编译西洋学术著作。冯先生进而指出，假如能使本科、研究部、编辑部三位一体，相互促进，相得益彰，这样一来，“大学亦可常有像样的教员，而因之亦可有像样的本科矣。再假以时日，中国亦可有像样的学者，而中国学术亦可独立矣”。

1945年9月，冯友兰先生发表《大学与学术独立》一文。冯先生明确地认识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知识和智能的高低已经成为衡量一国是否强大的标准。因此，中国要成为世界强国，必须发展本国的学术，真正使中国做到知识学术自主与独立。而要实现国家在知识上的独立和学术上的自主，又必须创办真正的综合性的“大大学”，在大学里建立“学术中心”。唯有大学里“学术中心”所确立的“学术标准”才是学术界判断是非的根本标准。

冯友兰先生还特别指出，大学应不受国家社会的干涉，使其享受充分的学术自由。他认为：“学问越进步，分工越细密。对于每一门学问，只有研究那一门底专家有发言权。大大学之内，每一部分的专家，怎样进行他们的研究，他们不必使别人了解，也没有法子使别人了解。”“在他们的同行当中，谁的成绩好，谁的成绩坏，也只有他们自己可以批评。所以国家社会，要与他们研究自由，并且要与他们以选择人才的自由。”“这就是一个大大学的内部底新陈代谢都应该由他自己处理。由他自己淘汰他的旧分子，由他自己吸收他的新分子，外面底人，不能干涉。若要干涉，那就是所谓‘教玉人雕琢玉’了。”

1948年6月，冯友兰先生又发表《论大学教育》一文。冯先生反对把大学作为教育部的一个行政部门、一个科室，而强调大学是一个教育机构和研究机构。如此看来，大学的任务就是传授已有的知识和探求新的知识。由此出发，冯先生特别强调指出：“严格说，一个大学应该是独立的，不受任何干涉。”这就是说，大学是个独立自主的团体，当然也是一个自由的团体，其中从事学问的人具有自主自由选择研究问题的独立性，应当不受外界的干扰、干涉，甚至国家、政府也不能决定、支配学校教授、专家的研究，更不能让教授、专家宣传政治上的某种主义。反之，假若是教育部“不管什么事就立一个规章令所有的大学照办”，让“所有的大学硬用一个模型造出来”，那就会让大学失去自己的特性和特点，丧失其“学术独立”的精神特质。

综上所述，这三篇文章所确立的大学“学术独立”思想的主要内容可以归结为以下三点：

第一，中国要办自己的大学，首先必须要建立、健全中国大学的体制与机制。尽管冯友兰先生在20世纪20年代所提出的本科、研究部和编辑部三位一体的思想尚比较初步，三四十年代所推崇和实施的“教授治校”的制度也尚在完善之中，但是，主张以制度和机制的建设作为基础的中国大学的建设方向是正确的。

第二，大学的性质是独立自主的团体，通过建立“学术研究中心”而确立大学的“学术独立”的标准；而大学的“学术独立”又仰赖于大学的独立。没有大学的独立也就没有大学的“学术独立”；没有大学的“学术独立”，也就没有整个国家的“学术独立”。

第三，既然大学是独立自主的团体，它就有其独立性和自主性，就不应当受到政府部门以及其他势力的强制和干扰。既然大学的主要任务是传授已有的知识和探求新的知识，那它就没有义务宣传某种政治主张或某种主义。

在此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冯友兰先生不仅自觉地探索中国办大学的一般思想与理念，而且还特别注重从清华大学的历史发展中总结出近代以来中国大学建设过程中确立“学术独立”的价值与意义。

从1931年发表《清华校史概略》起，冯友兰先生先后撰写了《清华二十五周年纪念》（1936）、《清华的回顾与前瞻》（1938）、《解放期中之清华》（1949）、《三松堂自序》“大学”部分中的“清华大学”与“西南联大”（1980年代）、《清华发展的过程是中国近代学术走向独立的过程》（1987）等，着重从清华大学的演变与发展中，揭示了中国大学探索并构筑“学术独立”的体制与机制所走过的艰难历程及其重大意义。

在《清华校史概略》一文中，冯友兰先生将清华校史分为“游美学务处时期”“清华学校时期”和“国立清华大学时期”。在冯先生看来，如果说第一个阶段是附庸时期，第二个阶段就是日趋“学术独立、教育自主”时期，而第三阶段则是“纯粹独立”时期。

在《清华的回顾与前瞻》一文中，冯友兰先生强调：“在全国各大学中，清华有其特殊底历史。它的历史的演变，是中国文化方面底自觉的反映。”通过对清华历史的回顾，说明从留学学务处时期到清华学校时期再到国立清华大学时期的发展，表明了中国人要求学术独立的自觉与实践的历程。他明确地指出：“清华大学的成立，是中国人要求学术独立的反映。”

在《三松堂自序》第九章“清华大学”中，冯友兰先生有了更为明确的表述：“清华大学的成长，是中国近代学术独立自主的发展过程的标志。”而在《清华发展的过程是中国近代学术走向独立的过程》一文中，冯友兰先生再次强调了清华大学“学术独立”的意义：“我有一个想法，清华由游美学务处发展到现在，其发展过程反映了中国近代学术的发展过程，是中国近代学术走向独立的过程。清华校史不仅有一校的意义，而且反映了中国近代学术逐步走向独立的历史。”

这里还需要指出的是，1949年后，冯友兰先生还有针对性地写出了《对于中国近五十年教育思想进展的体会》（《人民教育》,1950年第4期）、《再论“为学术而学术”的学风》（1950年第5期）、《关于中国哲学遗产底继承问题》（《光明日报》,1957年1月8日）、《树立一个对立面》（《光明日报》,1958年6月8日）等文章，在承受批判和自我批判的过程中，以极大的勇气和学术自信，发表了一些不是忏悔的见解和主张，曲折而又巧妙地捍卫了“为学术而学术”的学术独立精神与知识分子的尊严。

总的说来，冯友兰先生关于中国大学的“学术独立”的思想尽管受到了蔡元培、罗家伦、梅贻琦等人的影响，比如蔡元培先生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办学方针以及“教授治校”的治理措施，罗家伦先生的“四化”办学方针，梅贻琦先生的“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大学理念等，可以说这是近代先进的知识分子关于中国办大学的基本思想共识。不过，需要指明的是，在三位校长教育思想的影响下，冯友兰先生也在自觉地为中国大学特别是为清华大学的建设与发展，为清华大学的“学术独立”而探索不止、嘤鸣不已。

因为冯先生明确地认识到中国大学的发展与中国学术的发展的内在联系，所以他迫切希望建立中国自己的大学。他清楚地认识到，大学是一个国家学术的依托和基础。可是，近代以降，中国走下坡路了，不仅是物质文明落后了，精神文明也落伍了。尽管文化保守主义者抛出“中体西用”论来极力维护中国传统文化岌岌可危的地位，但是仍然挡不住其日趋没落的颓势；而真正需要的是重新振兴、复兴中国文化，焕发中国文化的精神之光，为此中国就需要从学术上实现独立。只有中国人创办了自己的大学，中国的学术才能够独立；而只有中国学术独立了，中国人的精神才能够独立与自由，中国才能够真正实现民族的独立与发展，中华民族才能真正实现伟大的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