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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友兰和唐君毅对杜威反省思维论的发挥

顾红亮

从历史上看，在现代中国产生广泛影响的杜威著作主要包括《民本主义与教育》和《思维术》等。杜威的《思维术》英语本有两个版本，分别于1910年和1933年出版，后者为修订本。较早的中文译本《思维术》于1918年9月发行，由刘伯明翻译，以后曾多次再版，1931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的《思维术》已注明是第12版。该书后来还有不同的译本，例如《思想方法论》（丘瑾璋译，上海，世界书局，1935年）、《思维与教学》（孟宪承等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我们怎样思维》（姜文闵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年，该书和《经验与教育》合订出版）等。 1910年上半年，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新设教育研究科，请杜威讲课，所用参考教材即为《思维术》英文本。《北京通信》，载《申报》,1920-01-04。《杜威教授功课》，载《晨报》,1920-03-02。遗憾的是，学术界对后一本书在现代中国学术界的多重影响的分析尚不多见，现有的大多数分析集中于《思维术》对胡适思想的影响。张申府指出：“杜威实在没有多少好处。有之，只一点，胡适之很晓得。便是他的实验方法。便是他的日尝主义。” 张申府：《切实试行！! ! 》，见《张申府文集》，第1卷，37页，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这样的理解过于简单，相对忽视了《思维术》在现代中国的多重影响力与歧义性，忽视了现代新儒家冯友兰、唐君毅等对“思维术”及其核心概念“反省思维”（Reflective Thinking）的介绍、解读和发挥。

本文的关注焦点在于：在现代中国哲学史上，被解读为科学思维方式的杜威的反省思维论，如何化身为冯友兰、唐君毅等现代新儒家的思想建构的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