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府诗英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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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英国汉学研究的发展与汉诗英译的发轫

与法国、意大利、德国等欧洲大陆国家相比,英国的汉学研究起步较晚。1823年,大不列颠及爱尔兰皇家亚洲学会(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成立,这是英国第一个研究亚洲的学术机构(http://royalasiaticsociety.org)。虽然英国当时已有马礼逊(Robert Morrison ,1782-1834)等来华传教士出版了一些汉学书籍,但是直到1838年,英国才在伦敦大学设立了第一个汉学教授职位。此后,这个席位时断时续。直到1875年,理雅各开始在牛津大学担任汉学教授,这也标志着英国经院化汉学研究的开始。

根据对美国哥伦比亚图书馆所藏《〈汉学文献目录〉索引》的统计,以及法国汉学家高第(Henri Gordier ,1849-1925)《汉学文献目录》中所记录,英语汉学文献在1850年后数量激增。因此,阙维民认为1924年以前多产的西方汉学家以英国籍学者居多,而上述资料“明确而量化地反映出英国汉学在19世纪迅速崛起以及在西方汉学界所居重要地位的历史事实”(阙维民,2002:33)。

虽然英国自17世纪便与中国有经济往来(负责英国在亚洲贸易的东印度公司成立于1600年),但英国人对中国语言的学习与文化的接触却要晚得多。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早期接触中国的都是英国商人,他们只热衷于在中国牟取商业利益,对中国文化传统兴趣淡漠。但在另一方面,这一现象也与中国人的文化优越感和排外情绪有关。在中国人眼中,这些外国人不过是未开化的夷狄,无法理解具有数千年历史的华夏文化。因此,他们不愿意、不屑于教外国人汉语,甚至排斥那些主动去学汉语的外国人”(吴伏生,2012:2)。据苏珊·理德·斯蒂夫勒(Susan Reed Stifler ,1884-1987)描述,当时“一位在东印度公司任职的雇员自学掌握中文后,曾直接向北京的朝廷上书。这使广东的地方官员十分震怒。他们将这位雇员驱逐,并处死了他的打字员”(Stifler,1938:48-50)。

两次鸦片战争后,随着《中英南京条约》《中英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署,西方侵略势力逐步扩张到中国沿海各省,中国的大门也被迫向西方打开。西方各国一方面向中国倾销商品、掠夺原料和劳动力,一方面积极在中国传播基督教文化。因此,这一阶段在中国从事经商、传教、外事活动的英国人不仅在数量上急剧增多,旅居时间也大大延长。这些在客观上为他们记录、搜集、整理中国传统文化典籍和风俗志史提供了机会。同时,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的独特魅力,让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在震惊、激动之余,逐渐对中华文化产生了浓郁的兴趣,逐渐由收集风俗文化典籍资料,转为对这些资料的研究和探求,甚至由业余爱好变成终身追求,从而完成了由传教士、外交官向专业汉学家的身份转换”(陈友冰,2008:35)。在这些人中,德庇时、理雅各、翟理斯为中国古典文学在英国的传播做出了重大贡献,被称为“19世纪英国汉学的三大代表人物”(陈友冰,2008:35)。

德庇时为东印度公司在中国工作过30余年,并于1844至1848年间担任香港总督。由于在华工作多年,他的汉语功底很深,著述丰富,如长达900余页的《中国概览》(The Chinese: A General Description of the Empire of China, and Its Inhabitants)和《战争和平后的中国》(China, During the War and Since the Peace)。当时的西方读者很难欣赏汉诗的节奏和韵律,“对他们来说,单音节的汉语听起来突兀单调,毫无音乐感,当时的一些论者认为这是原始语言的特征,甚至据此宣称汉语在本质上不适于诗歌创作”(吴伏生,2012:9)。为了消除种种误解和疑虑,1829年,德庇时在英国皇家亚洲协会做了题为《汉文诗解》(On the Poetry of the Chinese)的演讲。在这次演讲中,德庇时对中国诗歌的特色和如何翻译汉诗做了较为系统的论述。他指出,汉诗与其他国家的诗歌相同,其魅力也在于“音调的流畅、结构的和谐、情感的得体以及意象的美丽”(Davis,1829:395-397)。他还认为,翻译汉诗时应该用英语诗中的一个音步(foot),而不是一个音节(syllable)来对应汉诗中的一个汉字。这在当时是一个颇具创意的观点,影响了后世很多翻译家的翻译理论。

德庇时认为,英国人对中国文学尤其是诗歌缺少兴趣的主要原因在于译者趣味不高,“他们所选择翻译的汉诗多是些里巷歌谣,并且他们对这些作品的翻译和评论都有失水准,使得原诗的魅力丧失殆尽”(Davis,1829:33)。对于翻译过程,他认为欧洲语言之间有连带关系,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允许直译。但是,汉语和英语之间差异巨大,逐字翻译只会产生笨拙的译文,读起来令人作呕。因此,他主张以诗译诗,认为只有这样才不会亵渎原文。但是,他也承认在不同场合下,为了不同的翻译目的,译者不妨采用其他的翻译策略。例如,在《汉文诗解》这篇演讲中他就提到了“散文体翻译”(prose translation)、“忠实的格律翻译”(faithful metrical translation)和“坦诚的解释”(avowed paraphrase)(Davis,1829:34)。其中,“忠实的格律翻译”这一提法尤为引人注目,反映出他对汉诗翻译的理想追求。

《汉文诗解》的引文来源极其广泛,从独立成篇的歌谣到小说、戏曲中的诗词、韵文,乃至格言、谚语类作品均有涉及,可见德庇时并未做到他所说的翻译汉诗时应选择最优秀的作品。在全部的100则引文中,几乎都没有标注作品来源。经过对照求证,只有《春夜喜雨》(杜甫)、《诗经·召南·鹊巢》、《诗经·邶风·谷风》堪称经典。说明他对中国的诗歌传统还缺乏足够的认识。但是他的翻译和介绍为英国和西方世界了解和欣赏中国古典诗歌打开了一道大门。经由德庇时的翻译、介绍,英国人消除了对汉语和汉诗的许多误解,汉诗在英国读者中也已经不再那么神秘莫测、生僻难懂,而是成为了可以引起他们共鸣的文学作品。

德庇时尤其重视将汉诗中的各种风格及现象与西方文学进行比较,“以便拉近汉诗与英国读者之间的距离”(吴伏生,2012:17)。例如,在讨论李白恃酒作诗时,他谈到英国诗人拜伦、柯勒律治也有同样的习性;在探讨汉诗结构的对仗特征时,他特意举例《所罗门之歌》,提到这也是希伯来语诗歌的重要特征;在介绍中国古代采诗传统时,他引经据典说明英国16世纪伊丽莎白时代也有同样的做法(Davis,1829:35-42)。虽然从文本选择上看德庇时的《汉文诗解》显得不够严谨,但是他对汉诗创作技巧和形式特征的分析、对汉诗题材内容和精神风貌的总结显示了他渊博的知识与治学热情。他的专题演讲为未来的汉诗研究打下了基石,在此基础上,理雅各、翟理斯、韦利等汉学家将汉诗翻译乃至整个汉学研究带进英国学术殿堂,并成为英国文化主流。

英语世界经历了一个发现—翻译—研究乐府诗的过程。19世纪末,英国汉学家逐渐表现出对中国文学的兴趣,一些人开始翻译中国古典诗歌。翟理斯在1884年的《古文选珍》中第一次翻译了3首乐府诗,在1898年出版的《古今诗选》中他又翻译了11首。但直到《中国文学史》(1901),翟理斯从未对乐府诗有过任何标注与介绍。可见这一时期的英国汉学家还缺乏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真正了解。20世纪初,英国的汉学研究出现了短暂的繁荣。汉学家们搜集整理了大量的中国历史、文学、艺术资料,对中国古典诗歌的了解逐渐加深,发现了乐府这一独特的文学样式,翻译也随之增多。克莱默·宾(L.Cranmer-Byng,1872-1945)的《玉琵琶》(A Lute of Jade: Being Selections from the Classical Poets of China,1909)称含乐府的唐前诗歌为“歌谣”(ballad)。韦利在《170首中国诗》(1918)前言中明确谈及“汉代诗歌大多可吟唱。许多选自官方歌谣集的诗歌被称为乐府(Yo Fu)或乐府诗(Music Bureau poems)”(Waley,1918:前言)。弗莱彻(W.J.B.Fletcher,1879-1933)的《英译唐诗选》(Gems of Chinese Verse,1919)中也译有李白等所作的24首乐府诗。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些知名的汉学家如修中诚(Ernest Richard Hughes ,1883-1956)、白之(Cyril Birch ,1925— )、韩南(Patrick Hanan ,1927-2014)等移居美国,这昭示着英语世界的汉学研究中心由英伦转向了北美。在此期间,乐府的文学身份日益凸显,研究方法日趋专业化与系统化。仍身处英国的比雷尔1982翻译出版了《玉台新咏》(New Songs from a Jade Terrace: An Anthology of Early Chinese Love Poetry),称乐府诗为“folk song”与“ballad”,到1988年的《中国汉代民间歌谣》(Popular Songs and Ballads of Han China,1988)时,她改称其为乐府(the Bureau of Music: Yüeh-fu),并且基于史料作《神话生成与乐府:早期中国的民歌与民谣》(Mythmaking and Yüeh-fu: Popular Songs and Ballads of Early Imperial China,1989)等乐府研究论文。至此,历经翟理斯、韦利、弗莱彻、比雷尔的乐府诗在英国终于拥有了独立于“早期中国古诗”的专有身份——yüeh-fu,逐渐与《诗经》《楚辞》以及唐诗一起获得了英语世界翻译者们的同等关注。